汪涌豪谈当代古诗文创作

管季超0712

汪涌豪谈当代古诗文创作

刊于2010年7月4日《上海书评》

顾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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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文学兴盛之前，当代人的古诗文创作就已繁盛无比。一次诗词大赛收到的稿件数量，就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的总和。可是这类全民赛诗会，恐怕不可避免地会降到“我走前来牛走后”的水平。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汪涌豪教授觉得，虽然古诗文在当代的际遇堪忧，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的。
　　
　　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旧体诗文的创作，各种报刊杂志也常开辟专栏，这能否视为古诗文的全面复兴？

　　汪涌豪：其实爱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很多。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情况，则承五十年代章士钊、叶恭绰等人的初议，1984年就成立了中国韵文学会。三年后，中华诗词学会也告成立，并带出各地诗社、赋协、学会或研究院纷纷出现。及至九十年代，据《中华诗词年鉴》等统计，数量已达千余个，发行报刊杂志近千种，参与其中的人数以百万计。1992年第一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收到的稿件数量，就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的总和。近十年来，随国学热升温和网络的普及，其势更见炽盛。看看中华诗词网、辞赋网、骈文网，还有民间及大学所编各种诗词年选，可知作者主力已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各有专攻，不乏拥趸，以致有人效舒位、汪辟疆，编成《诗坛点将录》。虽说终究是部分人的喜好，像骈文一体，作者更少，但因其支流余裔，能为贺联挽联，也就进入了当代人的生活。不过，要说“全面复兴”，需有合理的参照和客观的标准，轻下结论，并不足以取信历史。

　　那么是否像有些人所说，当今古诗文创作相对而言是处在最好的时期，您是怎么判断的？

　　汪涌豪：就上述刊物之多、作者之众、作品之富、大赛之繁，还有吟诵之广、高峰论坛之常见，建立“当代诗词学”的呼吁之急切，并且，凡此种种，都能得到不同年龄、职业和学历的社会人群的响应，我认为可以这么说。想想柳亚子1944年《旧诗革命宣言》说“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以内的事”，再对照今天，即使赋这样被视为“冢中枯骨”的僻涩文体，也能引来大批作者，作品总量已过三千。主流媒体如《光明日报》还有大手笔的倡导。有的城市受到感召，拿赋作为市长礼品赠送外商。说这是自晚清以来最好的时期，也不能算太离谱。但必须指出，不管是诗、词还是文、赋，毕竟都用文言写作。而所谓文言，依张中行先生的说法，是只见于文并用于文的纯书面语，它有一定的准入门槛。今天有多少作者达到这个门槛，其数量是否与其产出一样多，就有得商量。我的感觉是，收获固丰，问题也多。

　　您能就这些存在的问题，说得更具体些吗？

　　汪涌豪：就以诗来说，我们知道，唐时白居易写诗，老妪能解，其实放到今天，博士未必能解，再说白氏所写，也不尽在这一路。但今人所作旧体诗，有许多浅显直白，诗味寡淡。其中一些离退休干部，惯写大好河山，莺歌燕舞，更被讥为“老干体”。这些诗政治正确，但述情空泛，既不知比兴，又少有寄托，风格自然就谈不到了。但有些遗憾，偏生数量众而影响广，许多人偶尔试作，居然同其声口。如果将这些诗都算作成绩，我觉得这个“最好”或“复兴”就难以成立。

　　赋的创作也存在许多问题，总体水平不能算好。尤需指出的是，有的作品拉来历史故事，对应当今政绩，竭情称颂，一味夸饰，视赋坛为城市的形象展示台。赋作为“艺术化的地方志”，就招来不少人反感，以为如此连篇累牍，难保不成为一场“给城市贴瓷砖的运动”。魏明伦自是当代名家，但他为重庆写的《山城轻轨赋》，“工程属全国之重点，项目乃中华之首例。多年筹建，巨额投资。完成前期使命，磨出先锋人材”，除了直白的堆垒与夸耀，难见赋的精致与渊雅。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其他文体。如同为名家的余秋雨，不久前为南京钟山风景区题写碑文，才三百多字，招来成倍于其字数的批评，人们挖苦他“糟蹋石头”，既是因为碑文中多“深嵌历史而风光惊人”这样拗口的文字，也因为他对“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这类“打点江山”之举没商量的肯定。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小圈子化。一些作者薄有声名，就忙不迭相互标榜。如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会员不多，机构却繁，还弄出“神气赋派”等多个意旨含混的体派，“十星法案”等胶固刻板的标准，并有“四杰”、“八雄”、“赋帝”、“赋帅”各色封号。那些本该称颂扬马的大词，都被用来彼此吹嘘了，实在有些俗滥。该会还发起“中华新辞赋骈文运动”，组织人写“千城赋”，全不顾当下中国有没有那么多城市可供铺排。至有人提出“辞赋经济一体化”口号，为了利益，内讧不断，更将文场弄成了名利场。钱仲联先生生前曾感叹吟坛“会社林立，几欲突朱明末造而过之”，如今此风愈烈。这样的行事，不仅不能振兴古诗文，适足害了它的前程。

　　古诗文创作从来讲究辨体，所谓“先体制而后工拙”，今人的创作在这方面似也存在不少问题。

　　汪涌豪：大体而言，既作旧体诗文，就应遵循既有的体式规定。可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太过随意，以为核定字数，稍押声韵，就是诗词碑赋，由此引出许多争议。其实诗从寺，尤重法，讲究整（句字齐整）、俪（对偶工稳）、叶（奇偶相对）、韵（押平声韵）、谐（平仄合格）、度（篇字划一）的合体合格。如以对偶工稳言，就不是同性字词相对那么简单。它有各种变格，意义上有互文，句法上有交股。现在许多诗，对是对了，但一味死对，太工太切，结果弄成“青山”对“绿水”这样的死板货，鲜有诗味。古人称这个为“蒙馆对法”，乡塾教童子的活计。这样也算诗，诚如朱熹所说，“一日作百首也得。”

　　作词与赋也同样。譬如赋最尚古，从字义、音节到笔法均如此。看看汉以来历代人的创作，再结合清人如李调元等对“作赋法门”的强调，其关窍与奥妙多多，哪里是前序后乱中间问答数语可以道尽的？但许多人只读了欧苏几篇赋，就率尔操觚，有时连前序后乱的基本体式也不讲。殊不知类似欧苏赋在当时数量就少，元以后人更将其视为押韵之文。因科考的缘故、炫才的需要，他们更重视和多作的是律赋，并一直到清代，都尊此为赋之正宗。可今天有人动辄写上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未见能遵此而行，能合理吸取其长处的也不多。殊不知，没有这些讲究的约限，下笔是很容易放滥无归的。前及魏明伦就是因此而不能做到“敛才就法”的，余秋雨碑文之所以饱受诟病，除文字浅俗不通外，也多少与不合碑文体制有关，譬如它须用纯正的文言，且前有序后有颂，等等。

　　比较重要的还有用韵。今人多主张“双轨并行，今不妨古”，即既可用古韵，也可用今韵，只要一首中不串用就行。通行的《中华新韵》因此大幅减少韵部，完全取消入声。此法看似简便，其实诱导人用普通话押韵，是“平水韵”悉归“新声韵”，是单轨制。可中国之大，语音复杂而代变，普通话能否恒定为语音基准犹待讨论。而古韵自拟合后，凝定已久，如吴宓所说，唐以来就是各种语言的“最大公约数”，古人不改，今人是否宜改？改后还能否保证其特有的韵味和历史感，并不致割断海外华人的语言习惯与文化认同？凡此都须作认真的评估。我的感觉，在未及充分讨论与研究的情况下，取消“平水韵”之于诗，《词林正韵》之于词，《洪武正韵》之于南北曲的基准意义，不够慎重。

　　说到底，创作旧体诗文要讲体法，要长久的默识心诵与学养积累。仅凭清俊之才，只能做轻浅美文，作旧体诗文必不行。胡适就告诉过唐德刚，作律诗非得有几十年的功夫。王力也说，作古诗文非熟读几十篇佳作并涵泳其中莫办，这也就是古人“熟读唐诗三百首”、“能读千赋则善赋”之意。今人太过自信，没读多少，就妄言创作，如此以文纬情，用物彰志，实在有些轻躁。

　　当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与宋诗不同，古赋与律赋有别，今天古诗文创作终究还是应自开新局的。

　　汪涌豪：今人所作旧体诗文既是对传统的衍展，又是当下生活的反映，当然应该自开新局，但须注意建立在有所承继的基础上。这方面，中华诗词学会提出的“知古倡今，求正容变”方针甚好。知古是为求正，倡今就须容变。只有体式上守正，才能承继传统，浚发本原；只有辞意上开新，才能立足当下，回应时代。当日，梁启超期待“诗界哥伦布”，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和“以古人风格入之”三原则，强调“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此意。赋也同样，不能像前及辞赋家联合会那样，以“光复庙堂文学”为目标，而应努力做到“古赋为体，今辞为用”才好。其实，这种“今辞为用”的改变过程清代已经开始。其时有开拓边疆之举，新疆事来，故有了《哈密瓜赋》这样的作品；待海禁废弛，西洋物来，又有了《自鸣钟赋》、《阿芙蓉赋》等等。世相在变，如还只知赋枯树、赋小园，终显狭隘。

　　今天社会转型急剧，人置身其间，常感四面受敌，八方交攻，内心的波荡，有越然于古人之上的丰富与复杂。此时创作，如再吟咏小国寡民、政教王化，显然不切情景；再感叹山林之远、庙堂之高，更悖世情。而用语用典，一味“红雨”代落花，“碧丝”代柳枝，明明走在城市快车道上，偏说花间别梦、陌上风景，就不惟陈腐，还见情伪。基于这样的理由，当我网上读到《非典行》、《地铁行》这样的诗，虽然不够圆熟，但很喜欢。一个叫李子的作者写了一首《鹧鸪天》：“生活原来亦简单，非关梦远与灯阑。驰驰地铁东西线，俯仰薪金上下班。无病，有三餐，足堪亲友报平安。偏生滋味还斟酌，为择言辞久默然”，将都市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和心底微澜曲曲道出，也很不错。

　　现在各大学中文系都不强调培养学生的古诗文写作能力，其他系科更不用说了，对此您又如何看？

　　汪涌豪：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以前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现在有了MFA——文学写作硕士，但还是不包括旧体诗文写作，至于研究这种写作就更谈不到了。搞古典的以为那是今人的创作，自己管不着；搞现当代的又认为那属于旧体文学，与自己隔着行。但早先的大学可不这样。 “五四”以后，如陈匪石、吴梅、汪东等人都擅此道，从那时走出的宛敏灏、沈祖棻等也卓然成家。再晚些，如夏承焘、缪钺仍间或对学生有所指点。可惜十年动乱，一切断绝。可另一方面，学生爱好的从来就多，今天仍是。《光明日报》发过记者的调查，爱好者高达84%，远超过喜好新诗的33%，且理科生超过文科生。只是有些遗憾，能写的只有7%。他们很希望得到指导，但眼下提供指导的地方太少。

　　广东这方面做得较好。前年，在两届粤港澳大学生诗词大赛基础上，又举办了第三届，参加者扩大到台湾，规定诗依平水韵；词依《词林正韵》，相当正规。有意思的是，获奖者中，中文系学生才六人，头奖、二奖均被理科、医科生包揽。其间透出的消息可堪玩味。去年，因省教育厅支持，中山大学又承办了诗词传承与实践暑期学校，主事者徐晋如还开诗词写作课，并有《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由此我觉得，如要回应学生要求，培养这方面能力，原有的《大学语文》需要有所改变，应加强古诗文创作的内容。我所说的加强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过去我们老给学生讲这首诗意境高远那首词体调婉约，用的尽是抽象判断，但何谓“高远”，又如何“婉约”，都落不到实处；如何调动故实，并因句生篇，假象出意，一系列的程式法规也基本不提，自己已先隔了一层，叫学生如何体会真切？当然，现在有的学校连《大学语文》也要取消，这我就无话可说了。

　　如果让您瞻望古诗文创作的未来，您会作怎样的展望？

　　汪涌豪：我想起刘师培说的话：“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中就多有人“勒马回缰写旧诗”；全球化时代，海内外华人更常呼吁复兴诗词歌赋，再造礼乐文明。我相信，随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今后能写旧体诗文的人会越来越多，懂得欣赏的人更会大大增加。包括将其糅合到各种文化创意产业，从广告到动漫，前景非常广大。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骸骨迷恋。你想，一种文学表达既能稳定为传统，必因其能抵及这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内里。今天的中国人还继续着这种情感与精神，所以古汉语、古诗文与现代汉语、现代诗文之间，不存在不可度越的壕堑，未必要像当年艾青所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相反，它们是一体，前者更是后者的上源。我想强调，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还是在网上，有个帖子说：“如果没了朱窗，伊人在何处怀念？没了锦书，愁情在何处寄托？”这让我对古诗文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