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青年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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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青年使命

· 曲博（北京）

“青年”，这个词似乎被加持了某种魔力，每当说起“青年”，好像扑面而来的都是团团朝气，充满动感。但是，我却总怀疑这种依年龄而划分群体的方法，青年同“先进”、“变革”或者“进步”或许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并不一定就是“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

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有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诫我们，年轻并不代表什么，人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逐步成熟。西方先贤苏格拉底还因为教育青年的问题而丧了命。总的来看，年轻当然是好的，但如果这只是意味着还可以享受更多的时光，那么其意义或许就减小了许多。

尽管每个青年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多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青年的共同特征，但是这种共同特征当与某些要素结合起来考虑时，足以证明青年人的独特性。在我看来，青年人的独特或存之于三：其一，在时间坐标内，青年人的未来具有无限的可能；其二，就学习能力而言，青年人因更需要学习而更富创新能力；其三，在社会中青年并无固定地位，因此具有变革与改造社会的冲动。此三者，或许可以部分地概括青年的特质。但这种潜质发挥作用是需要条件的，当这种潜质同国运与时代联系起来的时候，青年才会展示出“河出伏流、潜龙腾渊、乳虎啸谷”的长虹气势。

在我看来，往往在国家衰落或者强盛的巨大转变过程中，青年人生龙活虎的精神与改天换地的活力才体现出惊人的影响。青年在国家的不同转变阶段，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当国家衰落之时，青年感受到的是辉煌不再，光荣退却，因此值此历史时刻，青年的作用是悲壮的，是用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来唤起国人的觉醒，并贡献于国家的复兴。而当国家崛起之时，青年的美好前途有了更好保证，此时往往借国家崛起之势以成就个人发展。

晚清以降，中国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们从一个中央帝国变成了四处拜师、希翼变化的学生，我们的老大帝国转眼间竟成了世界的边缘与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青年人改造社会与希望变化的潜质，充分展现了出来。从1840年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站起来了，青年人的历史是为国请命，勇于献身的悲壮史。


20世纪初，年仅18岁的邹容，革命马前卒，写下了《革命军》一书。在书中，邹容已绝大气魄呼喊革命，认为革命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奴隶性质，洗尽中华民族种种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的利器。邹容是那个时代青年的代表之一。在面临国家衰亡之际，重整河山是青年人愿意用生命来换取的。


青年人的斗争是直接了当的，是拍案而起的。袁世凯试图称帝，创办《亚细亚报》，鼓吹帝制。该报在筹备之中，即收到反对信函，云“如果出版鼓吹君主问题，必以激烈手段对付”。后来果然两次遭炸弹袭击。尽管信函作者无从考证，但我相信一定是青年人，只有年轻，才会冲动，尽管孔子称之为“匹夫之勇”，但我却相信这是那个时代的大勇之行。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雨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从此以后，年轻人勇敢地承担起了重振国家的使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青年“从容赴死”的大仁大勇。从谭嗣同到刘胡兰，都证明了一点：在变革中国问题上，青年人是“玩真的”。正是因为玩真的，中国才因之而变。

而当国家处于崛起之时，年轻人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变化，青年的潜质也表现出不同的精彩。青年不再需要以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换取国家的变化，而是要在国家的复兴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的未来不是梦”或许是青年对新时代更好的承诺。

在国家复兴的时代，关注自身的发展或许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我不大相信那些对青年人社会责任感的怀疑。管理好自己可能就是对社会与国家的最大贡献。

衰落的时代和崛起的时代，我们面临不同的任务。衰落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是“从容赴死”以拯救国运的大勇；而在崛起的时代，我们就是要更好的生活以贡献国家，出更多的力，纳更多的税，做更多的思考与创造。但此时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就是如何不让自己在眼花缭乱的变革中迷失自我。

现代真的是一个年轻的时代。政治家们选举也要整容或者延聘形象顾问，来显现年轻，突出活力。青春更是演艺界的吃饭本钱，于是出现了一个新词——“装嫩”。电视上，更是美女帅哥的天下。年轻本身就成了这个时代的logo，而没有人去管什么样的年轻才是美好的。我们迷失于自我，只相信“年轻真好”。


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个国家崛起，不断变革，充满机会的时代的时候，我想保尔·柯察金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话，还是会激励起起我们的热情，指引我们思考，愿以此作为结束：“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