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汉赋研究述评 (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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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汉赋研究述评 (阮忠)

一、汉赋研究的发展阶段说 20世纪的汉赋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的汉赋研究。 这一阶段， 虽然经历了近50年，但最初汉赋的研究显然没有激起学者的广泛兴趣。1905年前后，渐兴“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之风，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人对汉赋的关注是出自文学史体例的需要，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兴趣，以致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史研究兴盛而汉赋研究并不兴盛，对汉赋研究的广泛与深刻程度都是很有限的。这一阶段的汉赋研究在20年代以后渐有改观，曹聚仁的《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文学百题1925.7.）、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6.）对赋的讨论，客观上促成人们对汉赋的注意。陈去病著《辞赋学纲要》（国光书局1927年版），汉赋作家作品是其内容主体。一些汉赋批评观念如汉赋源于《诗经》、源于楚辞说都没有超越传统观念。不过，作为汉赋研究的初兴，明显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世纪初的清王朝覆亡也导致了对传统学术研究方式的冲击，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学东渐，语言表达方式的革命同时也是研究方式的革命，乾嘉学风衰微。汉赋研究多用白话论理，使之在语言风格上绝然不同于前一个世纪。30年代以后，汉赋研究升温，学界对汉赋的讨论显得有点热闹，贺凯的《汉赋的新解》（文学杂志第1卷第3、4期，1933.7.）、沛清的《论汉代的辞赋》（国闻周报第11卷第8期，1934.3.）、朱杰勤的《汉赋研究》（文史学研究所周刊1934.3.）、 吴烈的《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国民文学第1卷第6期，1935.3.）、王气钟《汉赋篇》（学风1935.10.5 卷8期），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汉代词赋之发达》（金?香）、《汉赋之史的研究》（陶秋英）在这时候问世。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对汉赋也用力甚勤。汉赋研究倒真有了一点气象。这种情形延续到40年代，学坛除了汉赋研究论文仍在产生之外，汉赋入史以后也有了变化，最突出的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六章专论汉赋，影响深远。 2、第二阶段，1949至1980年的汉赋研究。 汉赋“劝百讽一” 的传统批评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就有较多的显现，形成对汉赋艺术成就贬抑的态势。如贺凯说，汉赋是适应新兴地主经济的发展产生的，汉赋作家是装饰、维持封建国家这座金字塔的词匠，他们创造的铺张雕饰的形式美投合了贵族奢靡的生活（参见《汉赋的新解》，文学杂志第1 卷第3、4期， 1933.7.）。这一现象在本阶段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异常地凸现，先有朱 ?、曾文斌、罗根泽、徐应佩、周明等人在《光明日报》、《新华日报》上撰文对继承诗词歌赋传统问题的论争，继而有关于汉赋的论争。如郑孟彤《汉赋的思想与艺术》（文学遗产增刊第6 辑1958. 5. ）、 童丹《与郑孟彤先生商榷汉赋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59.1.25.）、钟培贤、张宗庙《汉赋是反现实主义文学??驳斥右派分子吴重翰评价汉赋的修正主义观点》（中山大学学生科学研究，1958.3.）、陈介白《谈汉赋》（天津日报1959. 6.16.）、李嘉言《关于汉赋》（光明日报1960.4.17.）等。争论的焦点为：汉赋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反现实主义文学，有社会价值还是无社会价值。由于庸俗社会批评占了主导地位，对汉赋的批判使汉赋研究在40年代渐入佳境的时候跌于低谷。汉赋研究中社会政治色彩的渗入，严重挫伤了研究者的热情，汉赋研究的冷落是自然的。相应地汉赋作家作品的研究，主要探究了枚乘及其《七发》、司马相如、扬雄的赋，如史文哲《谈谈〈七发〉》（北京日报1960.1. 7）、易振《〈七发〉读后的联想》（光明日报1963.5.30.）、刘开扬《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纪念司马相如诞生2140 周年》（江海学刊1962.4.）、 李嘉言《关于扬雄》（光明日报1960.5.15.）等。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则是一片空白。中国文学史中论及汉赋除了旧作重版的外，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而这一时期汉赋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汉赋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汉赋能够古为今用与不能古为今用的论争。 这一时期，海外的汉赋研究则有台湾简宗梧的博士论文《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日本中岛千秋的《赋之成立与展开》的第五章“汉赋的展开”、美国康达维的《扬雄赋研究》、法国吴德明的《汉代的宫廷诗人司马相如》、英国许士《中国两诗人》（班固、张衡）等。 3、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的汉赋研究。 这一阶段社会改革开放和思想的解放带来的进步使汉赋研究的僵化局面不复存在，汉赋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热点之一而有了空前的发展，研究者云蒸霞蔚，源流论、作家论、作品论，历史性的纵向通观和社会性的横向审视，文化论、思想论、艺术论不胜枚举。而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也如雨后春笋一般，龚克昌《汉赋研究》首举旗帜，接踵而至的有姜书阁《汉赋通义》、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万光治《汉赋通论》、康金声《汉赋纵横》、章沧授《汉赋美学》、阮忠《汉赋艺术论》、曲德来《汉赋综论》、程章灿《汉赋揽胜》。而非专门的著作除各种文学史、文学通史、散文史、文化史自然兼论汉赋作家及汉赋之外，还有辞赋史、辞赋批评史论一类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把汉赋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高光复《赋史述略》、《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马积高《赋史》、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毕庶春《辞赋新探》等。同时，赋论史中的汉代赋论也是重要的章节，如叶幼明《辞赋通论》、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这一时期，汉赋没有作品总集的问题得到解决，北京大学出版了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的《全汉赋》。纯粹的汉赋选集则有贺新辉的《汉赋精粹》。而何新文在《二十世纪赋文献的辑录与整理》（文献1998年第2期）里作的梳理表明，如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裴晋南《汉魏六朝赋选注》、刘祯祥等《历代辞赋选》、黄瑞云《历代抒情小赋选》、毕万忱等的《中国历代赋选》等十几种辞赋选本都无可避免地选录了汉赋。霍松林、徐宗文主编的《辞赋大辞典》等中的汉赋作家及作品都是重要内容。从这些可以看出汉赋研究的兴盛程度。此外对汉赋研究用力甚多且卓有成绩的还有长春毕万忱、南京徐宗文、许结等人。 台、港的汉赋研究也较前一个时期有了发展，汉赋研究的专门论著就有台湾张清钟《汉赋研究》、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汉赋史论》、曹淑娟《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非专门著作有香港何沛雄的《汉魏六朝赋家论略》、《汉魏六朝赋论集》，台湾张正体、张婷婷《赋学》、李曰刚《辞赋流变史》、郑良树《辞赋论集》、朱晓海《习赋椎轮记》等。何沛雄的《读赋零拾》多论汉赋。 这一时期，辞赋学术研究活动中，汉赋研究是重要内容。1987年、1989年的全国第一届、第二届赋学研讨会分别在湖南衡阳、四川江油召开。1990年、1992年、1996年、 1998年国际赋学会分别在济南、香港、台湾、南京召开，汉赋研究在其中展开。而香港的何沛雄、陈绍棠、黄耀?、郑良树，台湾的陈姿蓉、颜昆阳、傅锡壬、廖国栋等提供给大会的汉赋论文在第二届、第三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尤为突出。美国学者康达维、日本学者谷口洋也有关于汉赋的论文提交大会。从这些可见其汉赋研究之一斑。 虽说研究者都以汉赋作家和汉赋为中心展开工作，但三个阶段的研究有所不同。 首先是在研究的规模上，第一阶段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只有两部，而且规模都很小，汉赋研究的论文虽然可以说是屡见于报刊，但声势并不很大。 学人对汉赋的关注更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 从1905年前后黄人编纂的《中国文学史》算起，到1 948年葛存的《中国文学史略》，这些文学通史就达120部之多。 还不算断代文学史和分类文学史。尽管有的文学史对汉赋忽略不论，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 年版）认为汉赋是庙堂文学，走的是模仿、沿袭、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路，故论两汉诗文不及汉赋；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北新书局1930年版）论辞赋只及所谓的北赋即荀赋、南赋即屈宋赋，论汉代文学只论诗而不论赋，以示对这种文体及其作家的轻视，但大量的文学史言及汉赋或有专章，或有专节，对汉赋进行了不够深入的探讨。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论汉“词赋派”，只称西汉的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终军、严葱奇五人，主要是介绍情况，罗列材料，很少作具体论断。这种情形并不少见，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欧阳溥存的《中国文学史纲》都是如此。第二时期没有汉赋研究专著出现，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在经历了第一时期的高潮之后，趋于冷落。借文学史论汉赋相对少了许多。而零星的论文终究不能成气候。第三个时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重入高潮且不说，汉赋专著的纷涌和辞赋研究活动中汉赋研究的频繁开展，是前二者不可比拟的。 其次在汉赋研究的观念上三个阶段有所不同。汉赋的研究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汉赋研究观念。在第一、第二阶段，对于汉赋存在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或认为汉赋有用于社会，或认为汉赋无用于社会，人们对汉赋的审视较多地处在扬雄赋论的影响之下，轻文学而重社会功用，而汉赋的颂扬和讽谕的不协调，又促使人们较多地看到颂扬的负面作用，严重轻视汉赋。而在第三个时期，虽然从社会学的眼光批评汉赋的情形依然存在，但更多的人从汉赋的文体特征和审美特征出发，肯定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汉赋以文学本性。 其三在汉赋研究的方法上，第一阶段的汉赋研究有两种趋向，一是往往好作总体的探究，文学史上的微观考察并不细腻；二是受实证方法的影响，微观考察重材料的客观说明。而在第二阶段，汉赋研究的薄弱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第一阶段的沿袭，没有进展。第三阶段才出现飞跃。第三阶段的研究方法除仍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外，心理学的、文化学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普遍渗入汉赋研究；作为文学的汉赋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在进行，如汉赋与史学、汉赋与哲学流派、汉赋与社会文化等，其深度和广度是前两个阶段不可比拟的。 其四是第三个阶段的汉赋研究不同于前二个阶段的，还有对汉人汉赋批评理论的全面总结，而不像前此偶尔兼及汉赋的批评理论。汉代对汉赋作理论批评的主要有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徐志啸在《历代赋论述要》（中国文学研究1990.2.）论两汉赋论， 言及司马相如的“赋迹”“赋心”的创作论、司马迁的司马相如赋出于讽谏说、扬雄的辞人之赋丽以淫、“劝百讽一”论以及班固对扬雄赋论的批评。叶幼明在《辞赋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里认为汉代赋论主要探讨了：赋的本质与源流，语言特点是“丽”，社会功能是美与刺（或称讽与颂）。阮忠在《汉赋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3. ）中提出，汉人的汉赋批评表现为汉赋生成、作家人格、丽则丽淫的风格、讽谏颂誉的社会功用四个方面。何新文认为，“唯美与尚用，是汉人最重要的两个文学观念，也是汉代赋家评论的焦点”（《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33年版第16页）。唯美而有汉赋作家以大为美的审美理想和大赋巨丽华美的特征，尚用则是注重赋的讽谏作用。在这些总结中，人们尤为关注的是扬雄与班固两种不同的汉赋功用观，即汉赋之丽没其讽谕之义和汉赋的讽颂是“雅颂之亚”。除此之外，人们还关注其他历史时期的汉赋批评理论。 二、汉赋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方法 20世纪汉赋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如下。 1、研究者全面地审视汉赋的历史。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大体上都有把汉赋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共性，它包括审视汉赋之源和发展之流。所以，人们往往瞩目于汉赋产生的文体因素，探讨汉赋与先秦诗歌、楚辞、荀赋、诸子散文的关系，从中发现汉赋产生的文体必然性（当然，对汉赋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探讨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尽管至今没有一致的观点，但为汉赋溯源，寻求其本根的意愿则是共同的。对于汉赋发展之流的研究，虽然说人们共同认为汉赋经历了初兴、兴盛、衰微的历史，但在汉赋发展的具体阶段的划分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由于对汉赋的认识在不同的时期和研究者身上有所不同，对汉赋作家的研究并不全面。人们往往重有影响的汉赋作家，尤其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种情形直到第三时期才有了很大的改观。 2、从传统感悟式、点评式的研究进入系统研究。 这表现为对汉赋的考辨、分析和推断，所求的是逻辑的结论，而不是片言只语式的断言。研究者不再是冒一点思想火花，而是以周密的整体研究或者是局部研究体现自己的深入、系统的思考，因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个人情趣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风格。其中，感性的体验往往与理性的论析相融，从前者进入后者，以后者表现出研究的理性精神。在这里，微观研究的精神继续得到发扬，而宏观研究成为许多研究者的自觉，尤其是在第三阶段，倡导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之风对汉赋研究的影响是深刻的。还有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介入，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调合与改造，促进了汉赋的系统研究在探寻汉赋发生、发展的外部与内部规律上下功夫。 3、从汉赋的作家作品研究、功用研究进入多方位的整体研究。 20世纪的汉赋研究，在初期的汉赋之史的研究风潮中，大多重汉赋的作家作品，以一个或几个作家及其作品代表汉赋历史的情形屡见不鲜。陶秋英在《汉赋之史的研究》通过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显示出来的作家的艺术风貌，大体上可以代表那一个时期汉赋作家作品研究的风格。而汉赋的功用问题萦绕着许多人，很少有人能够从社会学的理解上走出来。这种情形在第二个时期没有得到改善。直到第三个时期，汉赋研究对象的广泛深入，研究的多元化局面得以形成，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以及汉赋特性研究仍在进行；同时，一部分人在研究中通观两汉时代、汉赋作家及其赋作，涉猎汉赋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汉赋研究呈现为整体研究的态势。 汉赋研究的基本方法如下。 1、编纂： 这种方法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以论述带编纂。 陶秋英的《汉赋之史的研究》、陈去病《辞赋学纲要》第6至第12章、 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辞赋时代》所论汉赋作家及汉赋都采用这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对于汉赋作家作品、汉赋批评资料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陈述情况，介绍作品和前人论述。虽然也常有简明的结论性的意见，但所重的是用材料说明问题，断论简要明快。二是汉赋作品集的编纂。20世纪辞赋作品集或选集如上所述有十几种之多，显现出以编纂方法研究辞赋的另一种方向。汉赋方面最有成绩的是费振刚等人辑校的《全汉赋》。它收录了汉赋83家，293篇（其中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约100篇，存目24篇，余为残篇）在汉赋篇目的辨析、校勘上有很大的贡献。三是汉赋篇目、大事记的编纂，万光治《汉赋今存篇目叙录》（见《汉赋通论：附录》巴蜀书社1989年版），刘斯翰《汉赋大事年表》（见《汉赋：唯美文字之潮》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以此展示汉赋的面貌。四是辞典编纂中的汉赋编纂。如现在国内出版的《历代赋辞典》、《历代辞赋鉴赏辞典》、《辞赋大辞典》，涉及汉赋作家、名篇、理论、词语、研究著作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编纂研究法中最为完备的。 2、考辨：这种方法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作家生平考辨， 如周清泉《扬雄世系考辨》（成都大学学报1922.2.）。 二是作品存佚真伪考辨，如姜书阁《汉赋通义》中的“ 现存汉人辞赋篇目考辨”，全面地考辨汉赋作品的存佚与真伪；如西汉“梁园宾客赋” 的考辨、司马相如赋迹、赋心论的考辨。三是汉赋创作活动的考辨。这方面很引人注目的是康金声的《汉赋年表》，“此年表收汉赋作家生卒年、大事年、辞赋作品作年、汉赋创作思想及汉人对辞赋的评论材料，汉赋歌咏涉及的史实以及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背景等”（见《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72页）。四是汉赋语言考辨，如简宗梧在《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里对“汉赋玮字源流”的考辨。考辨的方法本身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但仍然是汉赋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它既给后学指示了门径，便利了研究，又通过考辨，加深了对汉赋的研究。 3、论析：论析运用得最为广泛，通行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这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汉赋史的论析，全面地梳理汉赋的发展源流、作家作品、风格流别、影响等众多方面。二是作家作品论析，其一是单一的作家作品论，如毕万忱《试论枚乘的〈七发〉》（文史哲1990.6.）、许结《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1988.1.）、 曹道衡《略论〈两都赋〉和〈二京赋〉》（文学评论1992.3. ）等数以百计的论文。而较为集中的作家作品论则有龚克昌《汉赋研究》中对贾谊、枚乘、庄忌、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赵壹等人及其作品的论析。高光复的《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论及的汉赋作家也有16人之多。其二是汉赋综论，如万光治《汉赋通论》、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等都是从总体对汉赋进行论析的。其三是汉赋作家作品的比较论析，如简宗梧在《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里的“马扬辞赋之综合比较”，涉及谋篇、修辞、内质、外象四大方面，是运用比较方法的细腻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它往往不偏爱传统而对新的研究方法有积极的接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往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同时，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等的研究方法，都有意或者无意地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使论析更加透彻、深入。 三、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预测 就20世纪的汉赋研究论，存在的问题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20世纪汉赋研究的种种观念，异彩纷呈、实属自然， 其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的问题是对于“汉赋”的定位。一般说来，“汉赋”的准确定位是两汉辞赋，然而在具体论述的时候，或说汉赋时指两汉辞赋，或说汉赋时指汉散体大赋，或说汉赋时指的是汉骚体赋、抒情小赋等等，以致于有些裹结不清。许结曾主张汉赋“立名”，从内涵上分清汉赋的主体构成和旁衍支流，以便明白汉赋的正体和变体是有道理的（参见《〈汉赋研究〉得失探》南京大学学报1988.1.）。 但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汉赋的题材、表现形式、语言风格等等，使其正体与变体都具有多样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注意这种多样性，也就造成研究上的观念模糊，影响意见的正确表达。 2、汉赋研究的基础工作比较薄弱。 这表现在汉赋作品集和汉赋评论集的建设上。汉赋作品在1993年以前一直没有全集，直到1993年才出现费振刚等编辑的《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赋选本1996年才有贺新辉的《汉赋精粹》（山西古籍出版社）。在各类具有总结性的辞赋辞典中，汉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今仍没有出现专门的汉赋辞典。而汉赋研究的评论集至今仅见蔡守湘、江风主编的《历代诗话论两汉诗赋》（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所收的范围有限，内容不全。虽说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叶幼明点校的《历代赋话丛编》都已落定，但均尚未出版。 3、在汉赋的研究方法上，虽然说自20世纪初开始， 随着西学的东渐，人们学术视野的开阔，哲学的、文艺学的、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介入汉赋研究，使汉赋研究不再是传统的面孔，但介入的力度不大。同时，尽管有研究者在以新思维、新方法研究汉赋上做了一些工作，如上述汉赋研究专著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渗透了新思维、新方法，还有曹虹《从“古诗之流”说看汉赋的渐变及其文化意义》（文学评论1991.4.）、 许结《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22.1.）、 《论汉赋以文为赋的美学价值》（江淮论坛1991.6.）， 中外辞赋的比较研究开始显露端倪，但人们对于怎样在汉赋研究中运用新的方法探究得不够，以致于新方法在研究汉赋上也没有得到很全面的深入。 4、在汉赋的研究内容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汉赋的研究内容局限于“汉大赋” 即新体赋或称游猎京都赋，而对于其他赋的研究如从体式上看的骚体赋研究、从表现风格上看的抒情小赋的研究相对薄弱。对于汉赋作家的研究，则偏重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对于一些成就较小的汉赋作家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 5、在汉赋研究体系的建立上，20 世纪作过汉赋研究的人数以百计，研究本身大多为个体作业状态，个人的研究体系的自觉形成终究不能取代整个汉赋研究体系的建立。而且，在目前的汉赋研究界，也没有意识建立这种体系。这在汉赋作家作品和汉赋理论批评中也都如此。所以，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赋研究的声势很大，但议论纷纭而乏批评流派，总让人感觉到建立“汉赋学”的内力不够。 原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4期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