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者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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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学者从哪里来

刊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刘庆昌     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为了提高大学的品位，对大师的渴望成为各个大学领导者的普遍心态。可大师在哪里呢？我们又如何能够得到大师呢？这多年，许多大学好走捷径，往往想方设法从市场中高价购来。所以，各种媒体充斥着大学对学术精英的诱惑。表面看来，人才大战此起彼伏，但总的来说，效果理想吗?各个大学并未因此而有学术精英鱼贯而来，所谓的“大师”则是千呼万唤不进来。为了发展我们的大学，什么样的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冷静地思考就会发现，已经存在的种种做法，即使不能说是幼稚，也是急功近利的。俗话说，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对于大师或者高层次的人才的需求，不能只是在我们急需的时候，从人才市场中得以满足。根本的做法，是必须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制度，让真正的学者在大学内部自然成长起来。只有真正的学者才可能成为学术精英或大师。     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意向，似乎一下子使人们把真正学者的出现，寄希望于一种合理的人事制度。有这种期望是正常的，但这种期望的实现并无深刻的根据。科学合理的人事制度，固然可以激发人们向上的欲望，使庸者无法立足，使能者如鱼得水，甚至会因家有梧桐树而引得凤凰来。但这只对于一个个体大学在短时间内发展有应急之效，长远地看，要培育自己的大师或学术精英，还需要做更深层次的文章。正如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指出，人事制度改革只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局部措施，为真正的学术自由提供制度保障才是关键。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在蔡元培校长的领导下，曾经出现过一个世界一流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思想活跃。在那个时代，大学内部的人事制度自然是好的，教师皆由校方聘任而来，并无今日积久的负担，这无疑使大学改革直接进入实质性内容。但是，人事制度并不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应是蔡元培坚持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使得不同的声音均能在北大校园里回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大学成为现实。观点不同的大师，在北京大学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依据。反过来，北京大学因为大师云集，而一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今日的大学，缺少大师或学术精英，不科学、不合理的人事制度肯定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直接制约学术精英成长的应是学校内外的学术评价制度和学术风气两方面的问题。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内容。一般学者的心态甚至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于外在的学术评价制度和学术风气。这主要是因为一般学人终归是一般人，他们需要一般人所需要的一切，包括荣誉、财富、地位等等。这样，流行的学术标准和制度，即使不科学、不合理，也会成为学者学术研究的指南针。“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文化学术开始复苏，20多年来，学术发展虽有波折，总的趋势是日趋繁荣。大学教师在传道授业之外，已经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渐扩大，大学教师数量激增，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庞大。但谁也无法否认，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并没有导致学术的长足发展，在世俗名利的诱惑下，学术界泡沫泛起、垃圾遍地，浪费纸张、污染传媒的现象，已不足为奇。学术未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学术成果却汗牛充栋；学术精英没有多少，教授专家却遍地乱跑。学术丧失了高深，学者失去了尊严。究其缘由，主要是学术评价制度的机械和学术风气的衰落。     在大学做教师，自然存在升迁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评职称。职称是什么？当然是一个大学教师学术水平的标志。为了方便评审，学校内外都要制定相应的职称学术标准。客观而言，现有的标准的确具有鉴别功能，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标准面前自分高下，表面看是公平的，实际上在公平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我们的职称评定一直强调任现职以来做了什么，这就使得许多“聪明人”学会了投机。有的人在申报副教授时已经著成专著，但转眼一想，就把专著放在得到副教授职称以后再出版，可谓用心良苦，追求真理之心早已不翼而飞。学术研究是连续的。由于相同的职称下面是不同水平的人，这就注定了大学教师的职称因标准机械，根本无法把真正的学术精英和平庸的人区别开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职称学术标准，追求数量，漠视质量；重视成果发表的载体，基本无视成果的内容。既然要做教授，自然要有所著述，但著述了多少、著述了什么就能做教授呢？数量标准要容易确定些，质量标准就难有公论了。为了避免人们在学术成果质量上的争论，只好采取简单化的方法，把刊物和出版社作为评判的标准。仅此一条，就把学术界搅得周天寒彻。一方面，不能或没有在所谓“一级刊物”发表的许多学术精品被打入冷宫，被职称评审者视为草芥，相反地，一些学术泡沫、垃圾，因跻身“一级刊物”而身价倍增。虽然“成果”本身无人关心，但在职称评审中却成了硬朗的“一条腿”；另一方面，拥有特权和深谙外交之道的人，纵横江湖，能把自己不入流的“文章”，顺利地在重要刊物发表，常使得挚爱真理、不谙世事的学人望洋兴叹，自愧弗如。于是，大学里有许多能者，充其量是一个世俗生活中的强者，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学人。我们的大学并不真正地尊重学术，只是尊重“刊物”和“出版社”的级别，总的讲是非理性的。在这样的标准下，真正的学者难以舒心，学术精英和大师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了也难以存活。     正是不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成为学术风气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的大学里，永远有那些为了追求真理而淡泊名利的人。他们不为外力所动，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在使命感的支配下，在认识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我们的大学里同样也存在着并不是少数的把名利放置于真理之上的世俗的学人。他们也能认识到学术评价制度的不合理，但又觉得自身无力改变，为了自身的利益，只好屈从不合理的标准，不惜重金打通关节，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一旦职称到手，得过且过。由于众人都是这样的思维和心态，学术刊物和出版机构找到了自己的发财致富的道路。我们突然发现“权威刊物”不再神秘，因为权利和金钱可以与之联姻。不事学术的人，可以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经济富裕的人，可以在所谓的“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著。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缺学少术的人做了教授，一些简单平庸的人成了导师。教授不再被人们从心底尊敬，学术研究的尊严也大打折扣。学术领域充满了世俗的力量，学者少了，文人多了；创造少了，重复多了；观点少了，著作多了；尊严少了，利益多了。这样的学术界，能够利于学术精英的成长与发展吗？     真正的学者，源于自由的心灵和伟大的时代。能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一笔的人，哪一个在乎区区“教授”头衔，他们的贡献又怎能用一个“教授”头衔可以以一概之呢？真正的学者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他们是自然之子、人类之子，在宏大的自然、社会与人生面前，总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学者的自由心灵，充满着创造的可能性，使得学者的精神世界总是一个创造的世界。学者心灵的自由，是他们在宇宙之中天真心态的反映，又是他们在真理面前忠诚情怀的折射。由于有了自由的心灵，学者们在他们的劳动世界里，是那样的潇洒和成熟，大有天马行空、无往不胜的气概。他们也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但他们与众人慨然两分。在众人眼里，真正的学者就像是不谙世事的孩童，总有些单纯幼稚的影子。其实这正是真正的学者心灵自由的外部表征。     学者有自由的心灵，首先是因为他们能自觉地摆脱凡人俗物的干扰。人生活在世界上，无法避免作为一个社会人所要面对的种种事物，正是在处理这样的事务中，时间如流水逝而不复，因而，无数人在无奈的忙碌中，走过了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相对来说，真正的学者，虽然总觉得时光如梭，岁月如流，但他们的生命效率无疑远远高于常人。时间并没有偏袒他们，奥秘仅在于真正的学者自觉地摆脱了凡人俗物的干扰，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资源。我们知道许多学者是孤僻的，但他们并不孤独。在与古今贤哲的对话、神交中，他们走进了历史，走进了宇宙，获得了无比宽广的胸怀和无比自由的心灵。这样的学者，具有成长为大师的先决条件。     学者有自由的心灵，还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了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摆脱了凡人俗物的干扰，一个人会有很多出路，比如皈依宗教、修炼心性，真正的学者却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追求真理的事业。世界上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是很多的，这许多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成就的大小却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人的成就大小差异，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有天赋的，也有机遇的，也有环境的，甚至有生活境遇的不同。但有一种不同是不能忽略的，即不同的人与学术事业的关系不同。人们做了一件事情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兴之所至；三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信念尽善尽美地达到它。做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一些人做研究，是因为他在研究的岗位上，这类研究者多能兢兢业业；一些人做研究是因为外力所迫，如大学教师评职称必须有一定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者最不容易有对真理的虔诚之心；还有一类研究者，他们一般有强烈的使命感，把自己置身于人类认识的进程之中，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忘我地工作且不计名利、不计得失。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学者。与常人相比，他们似乎少了许多快乐，但他们又比常人多获得了一份心灵的自由和安宁。     真正的学者之成长，还依赖一个伟大的时代。所谓伟大的时代，不见得是一个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而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理性的、自由的和变革的时代。保守的时代，固步自封，只能桎梏学者的心灵，把他们的创造热情和力量尽力地引向维护现实的活动中去。相反地，革命的时代，希冀未知的光明的未来，呼唤学者自由的创造，并把充满着活力的问题交给学者解决。非理性的时代，压抑人的本性，扭曲人的心灵，真正的学者往往成为真理祭坛上的牺牲品，大师的诞生几近幻想。相反地，理性的时代，普照着科学的光芒，为追求真理的人们照亮了前程。不自由的时代，一般是专制的时代，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学者和学术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相反地，自由的时代，一般来说也是民主的时代，学者的主体性即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容易得到发挥。在自由的时代，学者们易有健康的心灵，他们美好的精神世界不容易被邪恶的力量冲垮。遇到变革的时代，是学者的幸运，因为“破”和“立”在这样的时代总是轮番进行。变革，要求学者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又要求学者对未来进行大胆的构思和设想。心灵自由的学者遇到了天赐的良机，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极有可能在这样时代的学者中间产生。     我们至少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又生活在一个古老又青春的国度。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都在呼唤着真正的学者的出现。这对于我们学人来说应该是幸运的。     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意向，是一个好的意向，是一种革命性的意向，是一种谋求发展的意向，但不可否认，也是一种命运未卜的意向。就实质来说，北大的人事改革意向，对于大学的发展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并未触及制约真正的学者成长的学术评价制度和学术风气。但这个开头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开头，一切都无从谈起。北大的改革意向是为了把北大塑造成世界一流大学。但这种改革的思路延续下去，实际上是吸引和制造真正学者的改革意向。     大学发展靠什么？靠学者，靠真正的学者，靠学术大师。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呢？希望就在变革之中。我们的人事制度要变革，学术评价制度要变革，学术风气要变革。真正的学者就来自这样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