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需要浓厚学术民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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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需要浓厚学术民主氛围

作者：刘纯银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面对日益改善的科技条件，今天的老科学家却开始怀念和呼唤那个曾经逝去的年代。中国科技界目前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它将会对中国科技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消极的影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接受某媒体专访时认为：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二十一世纪人类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思想交流和智慧聚集。放眼世界，由于缺乏有效的思想交流，导致流血冲突不断、贸易争端频繁、文化交锋加剧；同时，学术民主氛围不浓厚使得技术壁垒森严、专利技术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进步不快。现在大家都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而创新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正如周光召院士所说，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而学术民主既是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学术民主应该是人民对客观事物的比较专门的、有系统的认识和管理，发表自己通过实践获得的意见的权利。显然，这既是人民对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参与管理的权利，也是保证学术问题不被学阀垄断、控制、歪曲的关键。中外无数事实充分证明，要完成重大课题的研究，就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中国“两弹一星”是这样，刚刚发射的“嫦娥一号”也是这样。 　　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全球最多的，这既与美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有很大关系，也与它的学术民主等软环境有很大关系。又如德国，在一战后最困难时期形成了量子力学。二战后有影响的犹太籍科学家都已离开，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经济被摧毁，国家面临空前困难。德国科学界在很差的条件下，一方面不断争取政府增加投入，一方面团结德国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创新。在那里很少看到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近年来，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也逐渐多了起来。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实力虽然有所增强，但国际顶尖技术还为数不多，特别是至今还没有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公民问鼎诺贝尔奖，这与当前我们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缺少协作和交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按理，现在我国高校科研人员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技创新能力应好于过去，但实际并非如此。与之恰恰相反的是：当国人质疑中国科技创造力相对较低的时候，人们总是埋怨投入不够。其实，不仅仅是核武器，新中国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正如周光召院士所说：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固然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何况学术上的是非、正误，只能由其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特性和运动规律来决定。而不能由学阀的专断或“投票表决”来决定。 　　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是学术创新，常常会受到保守势力和观念的抵制、阻挠和压制，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力开展公开、公正、公平的、据实、据理的学术讨论与辩论。只有这样，科研工作者追求真理、探究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加强。 　　真理总是愈辩愈明。同样，学术民主应是探求一切真理所必需。这也是我国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部署，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要想取得重大科学成就，不仅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最多是做一些枝节性的研究，或者在人家的重大发现基础上去做一些渐进性的改进。而这与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不相符的。 　　虽然我国已采取很多措施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但在理念和制度上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高校如何进一步营造良好氛围、鼓励原创性探索，如何在不断加强与市场和企业界联系的过程中，坚持学术职业的核心价值，如何在信息爆炸、知识多元的时代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同时鼓励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乃至国际合作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并需解决的问题。 　　真心期待我国学术民主氛围越来越浓厚，杜绝学术上的“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主观服从客观、错误服从正确”等不良倾向。(刘纯银) 　　《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1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