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琴与箫》的故事原型及艺术加工

管季超0712

孙犁《琴与箫》的故事原型及艺术加工   《琴和箫》这篇小说中大菱和二菱的形象是非常动人的，这种清纯的女儿形象原型，应与生活中他的同学侯士珍有关，当然可能也包含了其他如刘大的故事的艺术加工。侯士珍是孙犁的中学同学，在抗战前，他帮助孙犁获得了同口镇的一个教职；后来，又是侯士珍和黄振宗的联系使孙犁走上了抗战，侯士珍在孟庆山组织的“河北游击军”当了政治部主任。侯士珍的女儿“茜茜”就是孙犁给起的名字。1938年春天，人民自卫军司令部驻扎安平一带，孙犁请侯氏一家到家里吃饭，侯“说是调到山里学习”，“侯没有谈什么，他的妻子精神有些不佳。”“一九三九年，我调到山里，不久就听说，侯因政治问题已经不在人间。详细情形，谁也说不清楚。”“今年另一位中学同学的女儿从保定来，是为她的父亲谋求平反的。说侯的妻子女儿，也都不在了。他的内弟刘韵波，是在晋东南抗日战场上牺牲的。这人我曾在保定见过，在同口，侯还为他举行过音乐会，美术方面也有才能”[17]。从这篇写于1981年的文章看，在1938年春末侯士珍见到孙犁的时候很可能就知道是关于“托派”问题的事情了，因为延安的“肃托”通知在1938年2月就下发了，因此他和他的妻子精神都不好。在1981年，孙犁没有说出“托派”的事情，直到1987年才将这个问题明确点出来。直到这时，我们才在1987年《宴会》中看出了这一故事的另外一个“托派”原型：关于刘大的故事轮廓： 一九三八年春天，军队整编，传说出了“托派”，牵连了很多干部，被送到路西审查。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调到路西，分配在通讯社，听说侯已不在人间。 刘二的哥哥也在通讯社，我叫他刘大。有一段时间，我们同住在城南庄村边的一间房子里……每天晚上，我没有被褥，枕着一块砖头，听着野外的秋虫叫。 刘大神情有些不安。他曾经这样对我说： “他们不会把我杀掉吧？” 不久，真的不见他了。 …… 但刘大的历史问题（托派），好像还没有定论（指1987年写作时，笔者注）。他的女儿，为此事各处奔走，请人证明。她总是礼貌地称呼我伯父。我只知道那么一点情况，告诉了她。也同她谈过一些她父亲生前的逸事：一九三八年我们在冀中抗战学院共事，他是军政院的教导主任。他有钱，深县有饭馆，同事们常要他请客。在开生活会时，又都批评他生活不艰苦……也谈到他的三叔是在一次对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的。[18]” 这正是《琴和箫》前半故事与人物设置的外围轮廓，是侯士珍和刘大两个“托派”故事的艺术加工。孙犁在1987年对于刘大“托派”故事的叙述，在时间、人物、故事、音乐背景就与《琴和箫》完全合对了。当然文章集中写了一对夫妻与两个女孩，这意味着艺术对于生活的丰富与改造。我们看到了“刘二”的历史身影以及被牵涉进来的“刘大”，当时由于血缘关系、朋友关系，通过诱逼刑讯拷打出来的“托派”与后来延安“整风”中康生“反特”，如出一辙[19]。但我们还会看到这里面另外的材料影响，这篇文章尽管是取材真实的故事，但明显有艺术的综合成分，何况这种不和谐的音符，孙犁有着明显的忌讳。因此我们稍不注意，就把我们引向了其他方向去了，这种孙犁式的“透明”需要很大的精读能力，他的心思细密，几乎是春蚕吐丝一般，一点一点地适时地讲出了历史的真相。但是，如果单纯是这样，或许对他是一个个别的事件，问题是更有别的事件出现。孙犁的一个同学老刁，河北深县人，从小在外祖父家长大，而他的外祖父家就是孙犁的故乡安平，因此他一直将孙犁当成是老乡。在北平孙犁失业时到他那里住了两天，后来在保定两人又相遇，但是这时他说某某同学被捕，都是共产党。过了几年，抗战爆发，在1939年春又遇到了他，他已经是安平的“特委”，那一次他说了一句： “游击队正在审人打人，我在那里坐不住。” “我想可能审讯的是汉奸嫌疑犯吧。” 这里孙犁没有点出“托派”问题来。1941年见到老刁，他的神情好像“很不得意”，“这使我很惊异，怎么他一下又变得这么消沉？”1946年抗战结束又见到他匆匆忙忙，说是找人“给他写一个历史证明材料”，“看样子，他一直在受审查吗？”后来听说分到县公安局三股工作，没过两年，就听说他去世了[20]。 综上所述，孙犁在1980年3月《文学和生活的路》，1980年9月《老刁》，1981年6月《同口旧事》，1987年6月《宴会》，写了四篇文章涉及到了“托派”问题，这些都可能与《琴和箫》的原创有关，更重要的是《同口旧事》作为《琴和箫》选集的序出现，其核心问题就是这段肃托故事，因此其中的线索关联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里不但有“政治部”被审的，而且还有“特委”审人的，审人的后来也变成了“被审”的，世事变幻鬼神莫测，难怪孙犁慎而又慎！这种毫无程序的司法现象，在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打击中，陈独秀就愤怒地讽刺宁愿相信南京政府的法院裁决而不愿听王明们的胡乱指责[21]。可见王明、康生等人造成的深远的社会后果，敏感而无势的孙犁只好“远之”。 作为自己特别要好的同学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孙犁的感情是复杂的。“特委”是直接隶属康生指挥的，孙犁的评价是“事隔多年，我也行将就木，觉得老刁是个同学又是朋友，常常想起他来，但对他参加革命的前前后后，总是不大清楚，像一个谜一样”[22]。这就是这种部门在作家孙犁心中的感受，这“谜一样”的感觉难道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感受吗？但是对于侯士珍、刘大的感受是我们常人的感受：“当时代变革之期，青年人走在前面，充当搏击风云的前锋。时代赖青年推动而前，青年亦乘时代风云冲天高举。从事政治、军事活动者，最得风气之先。但是，我们的国家，封建历史的黑暗影响，积压很重。患难相处时，大家一片天真，尚能共济，一旦有了名利权势之争，很多人就要暴露其缺点，有时就死非其命或死非其所了。热心于学术者，表现虽稍落后，但就保全身命来说，所处境地，危险还小些。当然遇到‘文化大革命’，虽是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也就难以逃脱其不幸了”[23]。但是，这是孙犁几十年之后的感慨，当时的心境他却不是这样的。 在对刘大和侯士珍的回忆当中，孙犁描绘了真实的生之苦闷：“我那时不是党员，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这些问题，无论如何牵连不到我的身上。但我过路（指到路西）以后，心情并不很好。生活苦，衣食不继，远离亲人还在其次，也是应该忍受的。主要是人地两生，互不了解。见到两个同学的这般遭遇，又不能向别人去问究竟，心里实在纳闷。”但尽管如此，孙犁还是认为“抗战是神圣的事业，我还是努力工作着。我感情脆弱，没有受过任何锻炼。出来抗日，是锻炼的开始。不久，我写了一篇内容有些伤感的抗日小说，抒发了一下这种心情。”[24]这种脆弱导致了谨慎，“我写东西，是谨小慎微的，我的胆子不是那么大。我写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在四十年代初期，我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其中有我的熟人”[25]。这就是这篇文章真正的感伤来源。 因此，这篇写于1942年的小说，其真实内容发生在1938年春至1939年间，这一段时间正是冀中区进行大规模“肃托”的时间，后来因为冀中区残酷的抗日形势，被贺龙将军整体上以抗日的策略截断[26]。对于同学之死，孙犁好长时间难以承受，这种历史“伤感”在他“神圣的抗战”的精神世界，是很难“融会贯通”的，他那种崇高的道德感大约也只有在“五一大扫荡”，这样的环境中才会升华。在后来，孙犁也没有重新再谈论这篇文章，因此我们还是愿意将这篇文章看作一种综合的艺术创造。 四、文本裂隙与“感伤”表达 就《琴和箫》而言，读过的人都能感受到这里面有一种美，就像徐怀中所言“别有韵致”，这里有音乐飞动，知音难逢，琴瑟和合，女儿纯洁之美，这种美之凸显更因内部非常状态的裂变，而更加浓烈。这里，容易感知的是日寇对于大菱姐妹的惨杀，明显感受到美的生命的消失，这是一种张力结构，对于抗战而言好像可以归结到一种情感的“外在”裂变，我们暂且不说；另外一种张力则是相对隐蔽的，这就是关于作家情感的“内在”裂变，这种裂变在更深层次上导致了这篇小说的内在意蕴变得更加丰富与令人惨淡。 我们说过，两位同学的不幸遭遇使得刚刚参加抗战工作的孙犁异常苦闷。抗战的艰苦他是有自己的预感的，但是托派问题超出了善良的孙犁的想象之外。因此，孙犁尽管不是当事人，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言，在“人地两生”的境遇中，两个亲爱的同学却这样不明不白地遭遇，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在抗战的神圣信仰下，要解脱自己，唯一的可想之处可能就是他自己的说法：对于抗战的复杂性还理解不透，对于和群众的结合还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他还没有能力怀疑抗战中的某些不和谐，因为抗战是他的信仰，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抗战不过是个人权力的升迁之路，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质素。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在三度春秋的时间段内，道德反而得到了升华，艺术反而增强了酝酿，就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作为对同学的思考，我们发现了这位小说的主角名字不像其他作品有很强的实在性，反而是“钱智修”，我很怀疑在这个名字中蕴含了“欠智修”的成分，因为孙犁在刻画侯士珍的性格时候，曾经说过“侯为人聪明外露，善于交际，读书不求甚解，好弄一些小权术”[27]。这种性格与孙犁的性格颇为相反，孙犁的性格是拙于言语，不善交际，但内涵聪慧，只要一说什么都能明白的人。两相对照，黑白分然，按照老子的说法，这正是不善“藏愚守拙”的小聪明，反而是害人害己的性格。当然，这个主人公可能综合了好几个人的特点，不一定就是侯士珍或者刘大的写照。但是即使这样，这小说还是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例如文章上面明明说明夫妻交流的默契： 在那些时候，女人总是把一个孩子交到我的怀里，从床头上拉出一支黑色的竹箫来吹。我的朋友望着他那双漆间的胡琴筒，女人却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睁得很大，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她那脸虽然很严肃，但我详细观察了，总觉得在她的心里和在那个男人的心里，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交流。女人的脸变化很多，但总叫微笑笼罩着[28]。 这样的夫妻默契在孙犁的小说中并不很多，而且这种充满艺术氛围的生活情调，具有相当古典情趣。试想那种知音难得的千古悲叹，对照之下，钱智修夫妇这样的精神交流是有着相当动人的人生境界。然而，后面突然来了一段莫明其妙的话：“但是，过去的二十八年里，他们的生活如同我的一样，是很少有任情奔放的时候。现在，生活才像拔去了水闸的河渠一样，开始激流了。所以，我的友人不愿意再去拉那只能引起旧日苦闷的回忆的胡琴”[29]。这段话到底指向什么？他们具体的生活？然而他们夫妻的心意是相通的，这一点甚至引起了叙事者“我”的“羡慕”的，那么到底什么东西引起了那样的犹豫？因此，生活的真实无法表达出来，但感情的真实却造成了故事情节的错位。 这种事实与艺术错位，还表现在明明是“肃托”的原因人不见了，却归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了。这个“父亲之死”的情节在故事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的朋友同他的部队在离县城十五里地的沙滩迎击，受伤殒命”。无论刘大还是侯氏，孙犁自己说过其具体情形“莫知其详”，但刘大不是说“他们（特委）不会杀我吧？”而侯士珍那个走向战场的内弟，尽管在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也像左权将军一样有一块去不掉的心病？因此，故事情节将死去的战场上的战士的结局，替换了小说中钱智修的结局。但是这个矛盾又在后面流露出来：当钱妻把大菱交给“我”以后，她与二菱走了。等大菱和“我”熟悉以后，“我”却给她讲了一个“撕裂人的心肺的悲哀的故事，去刺那样稚小的孩子的心灵。”然具体什么故事，却没有说，是敌人杀人的故事吗？敌人的残暴激起的是仇恨，孩子的眼睛“逐渐升起了怨恨的火”，然而“我”的反应在孩子的胡琴声中却是“颓然自废”，因“那声音简直是泣不成声”。如果是她的父亲牺牲在战场的故事，这结果对于成年的“我”来说还可以接受，毕竟民族大义存焉，但“我”恰恰颓然，原因很可能是“我”讲了谎话掩盖了故事的真相，孩子憎恨了敌人，“我”的内心却知道自己欺骗了孩子，也欺骗了自己。这是最为可能的解释。因此，故事的裂痕就越发加剧了故事的张力特征，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云遮雾罩的朦胧。 因此，作品中“我”的形象值得关注，这个叙事者有着两种分裂的价值倾向，将民族大义与个人感伤拉向了两端。孙犁小说中的“我”有很强的自传色彩，这一篇也不例外。这个“我”——“珂叔叔”好像是一个没有自己家事的男人，前面他经常与钱智修一家交往，后面钱智修牺牲后，一个男人——抗日战士怎么可能带起孩子来了？考察孙犁的人生历程好像有点不符，但是考虑到在他们在通讯社住在一起的情况，还有房东的孩子生活的情景，这也是合理地改编或者就是事实；而且这个男人，“不到三十岁，在这上面，已经有些唠叨了！”考虑到1942年的写作时间，孙犁正好29周岁，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我”的确有着很强的自传色彩。叶君认为，“小说中的‘我’与其说是叙述人，倒不如说是直面战争与个人命运的感受者和思考者。”“如果说钱智修一家的故事，因为美之破灭而实在给人一种个人面对战争无助与伤感的话，那么，‘我’则力图从他们的故事中升华想象，力图赋予故事宏大的意义。但是这种努力所起的效果显然十分有限，接受者或许更心痛于个人面对战争的无助感、渺小感，以及由之而起的感伤。”《琴和箫》在孙犁“抗战叙事中的特殊之处，更内在地表现为它写出了战争与个人命运的改变，以及个人对于战争凝重而痛彻心肺的感受。”因此，产生了一种“意图悖谬”[30]。这个结论从战争的宽泛意义看是不错的，只不过其支点该放在“肃托”而非“抗战”的支点上更合理。正是因为这样，这个提出“伤感”的“人”的意见引起了孙犁高度重视，考虑到孙犁的朋友人选，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康濯；而如果是他的话，他后来为孙犁编辑《白洋淀纪事》抽调了这样的篇目，说明他很明白孙犁故事来源的敏感性，以康濯的政治嗅觉，这样做是非常合适的。因此，《爹娘留下琴和箫》发表以后孙犁一直心存焦虑，直到1948年给康濯的信中特地强调：“印出稿中，特别是《丈夫》、《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到”[31]，这确实如叶君所言与他包含的“极其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动机”有关，只是“此”意识形态动机非“彼”意识形态动机。可以设想，如果是单纯的抗战牺牲了，即使有些内在的伤感，又能出问题到那里呢，顶多不过和《钟》的问题一样吗？何至于作了却不收集子，不收集子又要反复地作呢！此无他，“肃托”问题的敏感性使然。这也成了孙犁后来抗战作品愈来愈透明，靠向“光明”的内在原因之一。 《琴和箫》的独特艺术魅力在于拥有一种丰盈的内涵，这种内涵在文本中指向了一种故事所指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使得文章内部产生一种强大的“吸陷力”。这种艺术“张力”要求文本内涵不致因为过分的透明，缺少了丰盈的社会内涵，另一方面则是与文本的艺术表达之间形成貌似和谐、其实错位的艺术幻觉。这表明孙犁的文学创作潜力与主流话语规约之间具有巨大的张力，我们从孙犁的创作历程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