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时还想哲学问题

教师之友网

散步时还想哲学问题


作者：张世英     

　　张世英，1921年5月生。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先后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任教。主要著作有《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等。

　　不久前，国内西方哲学界的权威张世英先生回到了他的故乡武汉，先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讲学。我们陪张先生在绿树成荫的校园散步时，洒水车疾驰而来，我们只好让先生侧身躲在梧桐树后。洒水车过去，张先生轻松地抬起刚才并拢的双脚，指着自己的皮鞋说："一点都没有湿！"先生孩童一样的笑容打消了我们此前的种种敬畏和顾虑。

　　连续三天，我们对张先生进行了前后长达6个小时的专访，聆听了一个哲人丰富的人生历程，领略到这位黑格尔专家其实也是一位深情怀念亡妻的丈夫，对儿孙关爱有加的长者，大力提携后学的前辈……

　　我不问政治，可国民党竟要逮捕我，所以我要研究社会、人生。

　　记者：张先生，您今年已经81岁高龄了，以前家在汉口，这次回来，一定有很多童年的回忆。

　　张世英：武汉有个东西湖，我是东西湖北边--柏泉的人。祖父是乡下的裁缝工。父亲借债到武汉念书，念的是武大前身即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后来当教员。我9岁时，父亲把我从乡下带到汉口。

　　记者：父亲是教员，对教育一定很重视吧？

　　张世英：父亲对我很严。他教国文，让我每个礼拜都背书。《古文观止》、《论语》、《孟子》，我从头到尾可以背，现在还行。我还读司马迁的《史记精华录》。父亲对我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有的人说我是搞西哲的，但对中国传统也熟，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我兄弟姐妹六个，父亲穷，觉得自己借债读书不容易，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我念的是省立第一高中。后来日本沦陷，整个湖北的学校搬到鄂西山区避难，建立联合中学。当时的举措很得力，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联中校长。在鄂西念书非常艰苦，大米饭不够吃，就吃粥，粥后来也不够，就把白薯加在里面。八个人一桌，站着吃。旁边一个大黄桶装白薯粥，桌上的圆筒盒子盛着刚刚满底的盐拌豆子。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我穿的是草鞋，冬天很冷，脚上磨出了血泡。但我们早上五六点就会上山读英文，都想考大学。我们学校底子好，是湖北省最好的学校，班上41个人只有一个人没考上。

　　记者：用今天的话说，你们班升学率够高的嘛！

　　张世英：当时学生都有精神支撑，有一股劲儿。国家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脑筋里没有功利追求，要救亡图存、奋发向上。当时同班已有中共地下党。闻一多先生的侄儿黎智大概就是地下党。我是中间偏左。毕业时在建始县参加会考，考完试的当晚就有地下党通知我，说国民党逮捕人的黑名单里有我。我很奇怪，可能是因为我骂过陈诚，说他军人办教育，教育必亡。我也骂过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个支部书记，他是我班上的同学，功课差，考几何不会做，他问我题目，我说先画一个等腰三角形再计算就可以了。他还是不会做，就报复我。我不得不跟着十几个进步同学连夜雇了几个挑夫，步行，翻山越岭到了重庆。这促使我思想转变，心里想我又不问政治，竟要逮捕我，所以我要研究社会、人生。我在一个大学先修班考上了西南联大经济系。

　　上大学，老师们的风度给学生的感染特别深。

　　记者：张先生，西南联大应该是您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段。听说您当时从经济系转到了哲学系，这要在今天可是一个大爆冷门的消息。

　　张世英：我开始学经济，是为了经济救国。我们经济系都要学哲学概论，我选了贺麟先生的课后，越来越觉得经济没意思，一天到晚老是货币、利息呀。当时转系很容易。我现在对大学教育有些看法，因为转系好像很难。其实人对自己兴趣的了解有个过程。大学里，各种门路都在眼前，选择的余地格外大。大一后觉得专业不一定适合我的天赋、爱好，这时如果能转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系会更好。现在大学不能自由转系，不是个好办法。

　　到了哲学系后，第一本书是巴克莱的，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没有人，万物是不存在的"，他试图论证上帝的存在。我用英文把他的三本书全心全意看完了。

　　记者：那时的条件可是非常艰苦啊！

　　张世英：西南联大都是一些草棚子，图书馆和宿舍都很小，我们只好在外面茶馆念书。茶馆里摆龙门阵，一个大圆桌，叫一杯茶就可以坐上一上午。下午可以接着在茶馆泡。茶馆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跑码头的，大部分还是我们学生。大家乱喊乱叫，有人看书，有人打桥牌--我到现在还不会打。当时报牌都用英语，也有骂人的话。我那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记者：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的，不同风格的教授应该很多吧？

　　张世英：确实是。联大的校风，现在没有哪一个大学比得上。当时真是名师荟萃，千秋各异，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上大学不一定要学很多知识，学了也会忘记，但老师们的风度给学生的感染特别深。金岳霖先生讲课，坐的是扶手椅（在椅子右侧可以搁笔记本），我们也很神气地坐着扶手椅。金先生闭着眼睛讲课，说两句，想两下，又说两句，让你的脑筋也跟着转。金先生重思想，教书像雕刻一样精雕细琢，把你引入仙境。冯友兰先生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口吃，但把中国和西方结合起来讲，讲得很有条理。现在没有一本书能超过他。清华和北大的风格很不一样。清华重思考，北大重学习知识。学生中流行一个说法："清华，思而不学；北大，学而不思。"这话也有片面性，北大的汤用彤先生搞考据，但也很有想法。清华的金岳霖先生讲逻辑，对中国哲学也很熟。现在又有另外的说法，说北大务虚，清华务实。当时，北大好比牛津，清华好比剑桥。我听过汤先生的印度哲学、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三门课。他考试时把大题目写在黑板上就走了，两个小时后回来收卷子。你可以翻书，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清华出的题目小，非常具体，监考的老师就有两个（带一个助教）。学校给我们各式各样的陶冶，兼容并包。两个学校各有侧重，既要学，又要思。联大的学术空气浓厚，老师们互相学习、互相讨论的气氛比今天好。现在老师去听别人的课是任务。当时很困难，老师的薪水很低，教授的夫人们就把以前北平家里的衣服等物件拿去摆摊卖以维持生计。

　　记者：我想起了张先生描述过的一个细节，闻一多先生和沈有鼎先生同开了一门"易经"，两个人分歧很大，但闻教授常跑到沈教授课堂的第一排中间听课，沈教授也是这样。他们在课后争论不休，弄得还是学生的张先生您云里雾里。

　　张世英：我是1946年离开昆明的，从昆明坐汽车到贵阳用了四五天。在路上听说闻先生遇害了，最后一别时他告诫我不要老留在武汉，应该去北京看看。所以我毕业后就去南开大学当了讲师。这时也受我夫人影响，她当时就比我进步。

　　记者：您夫人是闻一多先生特别欣赏的学生，你们是怎么恋爱的？

　　张世英：我和我夫人认识是在大学二年级。她和闻一多先生一样，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靠得比较近。她当时就拉我去闻先生家参加"考试"，闻先生对我表示满意，她后来就和我结婚了。我们的婚礼，闻先生是主婚人。当时结婚比较简单，在报纸上登个"我俩结婚"就可以了。我们也请一些教授吃了顿饭。

　　记者：那您和您夫人在恋爱的时候约会多吗，您给她写信吗？

　　张世英：当然有很多约会了。当时西南联大很开放，教授基本上都是欧美回来的。不喝洋墨水，很难当教授。我夫人学古典诗，我作诗没她好。她家里是翰林出身，小时受的教育比我好。我不会平平仄仄，她就教我。我给家里写过很多信，都给她看，让她通过我的家书了解我的家里人。我在夫人和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走上了进步道路，在南开也参加了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哲学不是干巴巴的，是内心的一种表现。

　　记者：张先生教书时好像辗转过很多大学？

　　张世英：解放前我在南开讲《哲学概论》和《形式逻辑》。解放后，让我讲《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南开大学全校政治课都由我主讲。后来，我夫人调回武汉。一年后，大约是1951年我到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所以他们现在把我算校友。1952年，院系大调整，全国的哲学系都取消了，只有北大有。北大哲学系有来自全国的二十几个系主任和十几个文学院院长，按理说比西南联大强，真是盛极一时，但在当时的政策下，所有老先生不许开口。那时主要靠我们年轻讲师讲课，那时的一些东西让我今天还惭愧。不过，那时也多念了一些书。前些时去清华作报告，他们也想恢复这个传统，用高薪挖了不少人，但重振很难。他们连一个搞文科的副校长都没有，也不是他们不关心，但毕竟是外行。领导的素质很重要。现在找蔡元培、胡适这样的大学校长很难。1953年，系里注意到研究西方哲学，调我到西哲教研室。1956年我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了一篇谈黑格尔辩证法的文章。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我结集出版了《论黑格尔哲学》。当然，这个主要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批判西方哲学的。当时，讲西方的什么都要在后面加上"批判"两个字。一直到"文革"，这个十来年，算是我写书的第一个高潮，讲哲学史和黑格尔。

　　记者：史无前例的"文革"，张先生也未能幸免吧？

　　张世英："文革"中，我得了肝炎，就在医院里开了证明留在家里背唐诗宋词。绝大部分都能背，在这个方面差不多能出口成章。工宣队说我的病怎么老不好，去医院调查，医生与我关系好，就帮忙搪塞。这一段时间，我主要搞中国古典文学。我夫人却下放到了江西鄱阳湖，回来后就患了心脏病，最后又患了癌症，她去世已经13年了。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很难过。

　　记者：张先生这些年又出了好几本书，学术生命力惊人的旺盛啊！

　　张世英：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了。他们以前讨论"主体--客体"有误解，以为主体性就是客观独断。西方走了一个"之"字型的路，他们很多东西和中国古典哲学相近。我现在的思路是把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海德格尔和老庄就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说我是搞中西哲学比较的，但我并不喜欢"比较"这个词。

　　我写作的第二个高峰在改革开放以后，写的字数比以前多两三倍，出了六七本书。有时和台湾学者交流，就羡慕他们著作等身，我们耽误了太多时间。我喜欢老庄，羡慕田园风光。我老家在柏泉，父亲生前要我像柏树一样高洁。我要感谢改革开放，它使我又回到了以前，回到了老庄。我现在讲的和我的感情一致，我经常很激动，我不是搞概念分析的哲学游戏，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自己心里好像有泉水要涌出来，哲学不是干巴巴的，是内心的一种表现。用个不太恰当的词，我的东西是通过文章、谈话"发泄"出来的。我身体好可能和这个有关。我的一些小文章有些就收在《北窗呓语》里。

　　记者：我在网上就看到过您的一篇随笔《长相思与老处女》，说的是西南联大时的周末在南屏电影院看《鸳梦重温》和《蝴蝶梦》等好莱坞影片。

　　张世英：这些片名译得好啊，典雅动人，都传说是吴宓教授译的呢。"长相思"的原名oldmaid直译是"老处女"，这就没有意思。朱光潜先生就举过《西厢记》里的一段话，"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把赤裸裸的性行为写得如此生动具体而又富有诗意。

　　我一点都不寂寞，我是一个问题接一个在考虑。

　　记者：张先生会觉得生活孤单寂寞吗？

　　张世英：我一点都不寂寞，我是一个问题接一个在考虑。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在北京，一个女儿在武汉。我的新书《哲学概论》把我最近一二十年的东西总结了一下。我在想下一步干什么，想向美学伸展，写一个系统的东西，希望自己的哲学有体系而又不是概念化的。他们都说我的哲学已经成了体系，但我自己还很不满意。我很少一个人在家闲坐，总是看书或者写文章。一离开书桌，我就去周围公园散步。哲学和散步都不误，散步时还想哲学问题。哲学不是具体结论，是不断思考。我们中国人的境界、文化素养要提高，必须提高自己的精神，我讲哲学的目的也很现实，想起这个作用，但还远远不够。最近四个月帮别人写序，就必须看四本书，但我还在想这些问题。我是一个生活比较有规律的人，早中晚各散步一次，每次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

　　记者：您的儿孙"常回家看看"吗？

　　张世英：大儿子是一个公司经理，小儿子是老板，他们也常带我去外面。孩子们每天都来我住的中关园，有时也在我这儿住上一个晚上，怕我孤单。

　　让我欣慰的是，三个孩子对我特别好，照顾得很周到。家里有什么布置都是他们搞，我很省心。孩子们对我的意见也不一。有的说我过了八十，也不缺钱花，该玩就玩该吃就吃。他们还帮我请了一个保姆。但我不愿意。有的孩子支持我，说"爸爸不写，身体就不会好"，有的孩子说我锻炼是脑子在锻炼。

　　记者：您的小儿子是身价不菲的大老板，他有没有给您送过并不值钱但您很喜欢的礼物，比如生日的时候？

　　张世英：当然有，我不告诉你。其实，我不爱过生日。去年８０岁生日，他们非要给我过，在外面吃了一次饭，照了些相。今年生日，小孙子也是从他妈妈那里打电话祝贺。我不愿意谈我的生日，把自己的年龄忘掉就没有任何顾虑。这跟西方的女孩子不愿意别人问她的年龄又不一样。我不愿意别人老问我年龄，你不问，我就会觉得自己一往无前前途无量。当然，不谈年龄也是相对的，毕竟老了。７０岁生日时，我作过一首诗："从欲年华喜亦惊，回头恍惚尽烟云。山穷水尽非无路，千里花垅处处春。"算是自我解嘲吧。可转眼到了８０岁，我又作了一首诗："才过一村又一村，此村风景更怡人。伏枥老骥至千里，红叶落时亦缤纷。"

　　记者：张先生在学界的地位早已奠定，家庭也很和睦，身体也硬朗，没有什么缺憾吧？

　　张世英：还是有的。我希望我有钱，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汉口老家柏泉办一个小学甚至中学，要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我会把它办成武汉乃至湖北最好的中小学。过去每年发洪水，家里的房子倒了，我们就只好搬到山上住。穷人的孩子能念上书，非常不容易。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心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