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编写过程应开放 文/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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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过程应开放
在回答有关民国时期的《开明国语课本》等教材很受家长和孩子重视的问题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明年我们要启动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修订工作。教育部组织专家在去年启动面向二十多个省市的十几万学生的调查，跟踪调查义务教育阶段所有教材的使用情况，目前调查已结束。教育部会把这些意见全部反映给编写教材的人士，供他们在修改的时候做进一步的参考。（新京报12月29日）

在回答有关民国时期的《开明国语课本》等教材很受家长和孩子重视的问题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明年我们要启动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修订工作。教育部组织专家在去年启动面向二十多个省市的十几万学生的调查，跟踪调查义务教育阶段所有教材的使用情况，目前调查已结束。教育部会把这些意见全部反映给编写教材的人士，供他们在修改的时候做进一步的参考。（新京报12月29日） 中小学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的编写，近年来饱受争议。教育部启动新一轮教材修订，想必会直面这些争议，对教材加以完善。沿着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调查的思路，笔者认为，何不将调查面放大，并借鉴我国制订《教育规划纲要》时公开征求意见的做法，利用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教材修订意见？ 诚如教育发言人所说，教材编写具有专业性和学术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就不能站在教育发展与受教育者的立场，发表对编写、使用教材的意见。客观上说，近年来有关中小学教材的争议，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材编写的过程封闭，待教材与教师、学生见面时，公众才知道教材有哪些变化，进而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价，但此时，教材已经编定。 教材的编写应该加强开放性。在国外，这是通过教材编写、选用的竞争机制实现的。首先，教材有多个机构独立编写，而不是由教育行政机构指定或委派；其次，各学校使用何种教材，不受行政机构干预，而由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共同决策选定，在选教材时要评价教材与本地区、本校办学风格的


中小学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的编写，近年来饱受争议。教育部启动新一轮教材修订，想必会直面这些争议，对教材加以完善。沿着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调查的思路，笔者认为，何不将调查面放大，并借鉴我国制订《教育规划纲要》时公开征求意见的做法，利用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教材修订意见？



诚如教育发言人所说，教材编写具有专业性和学术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就不能站在教育发展与受教育者的立场，发表对编写、使用教材的意见。客观上说，近年来有关中小学教材的争议，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材编写的过程封闭，待教材与教师、学生见面时，公众才知道教材有哪些变化，进而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价，但此时，教材已经编定。



教材的编写应该加强开放性。在国外，这是通过教材编写、选用的竞争机制实现的。首先，教材有多个机构独立编写，而不是由教育行政机构指定或委派；其次，各学校使用何种教材，不受行政机构干预，而由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共同决策选定，在选教材时要评价教材与本地区、本校办学风格的适应性，不少学校甚至就是自编教材。这样，教材编写者要让自己的教材并更多学校选中，就必须在编写教材时，广泛听取学校、教师和家长的意见，而不能闭门造车，或者把主要工夫用在与行政机构的交往、公关中。

适应性，不少学校甚至就是自编教材。这样，教材编写者要让自己的教材并更多学校选中，就必须在编写教材时，广泛听取学校、教师和家长的意见，而不能闭门造车，或者把主要工夫用在与行政机构的交往、公关中。 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改革，也把竞争作为一个方向。从2001年开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从原来的“一纲一本”发展到后来的“一纲多本”，即从只有一套固定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发展到目前的多套教材。这也是教育部门所称的“百花齐放”。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十分有限的竞争，而且，教材编写的主导权，以及教材选用的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也就是说，教材编写还是对行政机构负责，行政机构满意，教材编写者也就不用顾及学校和教师、家长的意见。 这就出现了政府部门说好，而公众反映却不佳的教材编写困境，以及教育部派专家去调查意见，再把专家意见反馈到教材编写者的“流程”。如果学校、教师和家长有选择权，当是编写者主动“放下身段”去听学校、教师们的意见，去跟踪使用效果，并把这些意见反映在教材修订中。靠教育部专家去听意见，再反馈给编写者的“工作流程”，难以避免调查专家根据偏好对意见进行取舍（意见失真），以及编写者是不是真会参考意见的问题。某种程度说，这还是编写教材的“闭循环”，这样修订的教材，同样会遭致争议。 建立我国教材编写、选用的全面竞争机制，是我国教材编写改革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尚需时日。在目前的情形下，为让公众的意见，能更充分地


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改革，也把竞争作为一个方向。从2001年开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从原来的“一纲一本”发展到后来的“一纲多本”，即从只有一套固定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发展到目前的多套教材。这也是教育部门所称的“百花齐放”。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十分有限的竞争，而且，教材编写的主导权，以及教材选用的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也就是说，教材编写还是对行政机构负责，行政机构满意，教材编写者也就不用顾及学校和教师、家长的意见。



传达到教材编写者，除了教育部专家进行调查之外，还有必要建立公开征求意见平台，广泛收集意见。这方面，我国制订《教育规划纲要》的好做法，应该传承——为制订《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先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800余次；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提出意见建议460多万条。这被认为是《教育规划纲要》制订取得的《纲要》之外的成果，对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贡献。 中小学教材的修订，当然无法与《教育规划纲要》制订相提并论，但其重要性不可轻视，工作思路也应该一致，如果采取这种集思广益、良性互动的方式，可以让各方意见充分呈现，让教材编写有一定开放性，同时也把这一过程，变为如何编好教材、用好教材、教育好学生的讨论。
这就出现了政府部门说好，而公众反映却不佳的教材编写困境，以及教育部派专家去调查意见，再把专家意见反馈到教材编写者的“流程”。如果学校、教师和家长有选择权，当是编写者主动“放下身段”去听学校、教师们的意见，去跟踪使用效果，并把这些意见反映在教材修订中。靠教育部专家去听意见，再反馈给编写者的“工作流程”，难以避免调查专家根据偏好对意见进行取舍（意见失真），以及编写者是不是真会参考意见的问题。某种程度说，这还是编写教材的“闭循环”，这样修订的教材，同样会遭致争议。



建立我国教材编写、选用的全面竞争机制，是我国教材编写改革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尚需时日。在目前的情形下，为让公众的意见，能更充分地传达到教材编写者，除了教育部专家进行调查之外，还有必要建立公开征求意见平台，广泛收集意见。这方面，我国制订《教育规划纲要》的好做法，应该传承——为制订《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先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800余次；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提出意见建议460多万条。这被认为是《教育规划纲要》制订取得的《纲要》之外的成果，对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贡献。

在回答有关民国时期的《开明国语课本》等教材很受家长和孩子重视的问题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明年我们要启动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修订工作。教育部组织专家在去年启动面向二十多个省市的十几万学生的调查，跟踪调查义务教育阶段所有教材的使用情况，目前调查已结束。教育部会把这些意见全部反映给编写教材的人士，供他们在修改的时候做进一步的参考。（新京报12月29日） 中小学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的编写，近年来饱受争议。教育部启动新一轮教材修订，想必会直面这些争议，对教材加以完善。沿着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调查的思路，笔者认为，何不将调查面放大，并借鉴我国制订《教育规划纲要》时公开征求意见的做法，利用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教材修订意见？ 诚如教育发言人所说，教材编写具有专业性和学术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就不能站在教育发展与受教育者的立场，发表对编写、使用教材的意见。客观上说，近年来有关中小学教材的争议，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材编写的过程封闭，待教材与教师、学生见面时，公众才知道教材有哪些变化，进而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价，但此时，教材已经编定。 教材的编写应该加强开放性。在国外，这是通过教材编写、选用的竞争机制实现的。首先，教材有多个机构独立编写，而不是由教育行政机构指定或委派；其次，各学校使用何种教材，不受行政机构干预，而由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共同决策选定，在选教材时要评价教材与本地区、本校办学风格的


中小学教材的修订，当然无法与《教育规划纲要》制订相提并论，但其重要性不可轻视，工作思路也应该一致，如果采取这种集思广益、良性互动的方式，可以让各方意见充分呈现，让教材编写有一定开放性，同时也把这一过程，变为如何编好教材、用好教材、教育好学生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