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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和: 中国书画评论的哲学困境
梁中和
一,问题的提出
我认为,中国书画评论界危机四伏,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书画”可以指在中国这个国度(这个地方)产生的书画样式,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却是一种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的、只有这个文明才具有的或是这个文明首先发现和提倡的书画形式。就这两方面意义下的“中国书画”都隐伏着危机。
危机表现如下:首先,对于传统书画,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心境和能力,先阅读古代画论作品,然后再作具体评论;对于古人或今人的书画作品,往往采用简单的、极抽象的话语来评介,其中缺乏独立主见,缺乏严肃批评,缺少建设性意见;对于现代各种新兴的中国书画形式、作品,没有形成客观有效的美学批评原则,人云亦云,不能清醒地辨别哪些新兴样式是值得提倡的,哪些是必须反对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折中和妥协状态。
其次,对于通过借鉴外来艺术样式,而积极尝试多种风格和形式的书画而言,首先很多人不清楚这样的艺术样式产生的源头,有不少人盲目学习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而舍弃其中的美学精神,作出片面的艺术评论;在积极放眼世界的同时,书画家和评论家为了表达个人的强烈情感和意志,不惜牺牲一些美学原则,过于迁就甚至迷恋一种新奇而空洞的表达方式;有人在潜意识中错误地认为,西方的现代绘画艺术就是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必然方向,就像科学、民主一样,我们说这种想法之所以幼稚,是因为它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和幻想,它混淆了艺术中的“进展”和生物学的“进化”、历史上的“进步”之间的区别。
由此可见,无论是我们文明独有的“中国书画”评论,还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书画艺术评论,都面临着重重问题,这些困难可能导致整个书画评论界失去客观公允的价值主导力量。大家的评论要么流于肤浅,要么偏执一方;要么缺乏判断力,要么缺少独立的评论主体精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我认为主要在于中国书画评论,面临着一个哲学困境。
二,书画评论的哲学困境
古人云:“象由心生”“境由心造”,此言不虚,对于中国书画家而言,有怎样的心灵、人格就有怎样的书画“作品”。而“作品”总是与“习作”“草稿”不同,真正的“作品”总是可以直接映现出书画家的灵魂,映现出他所初的心境、时代背景、乃至他的永恒追求与理想。他们的这些心境和追求其实就是他们的哲学。因为“哲学”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学科,而就是所有人都有的所思所感。
要理解和评论古人的书画作品就要深入研究他们的哲学观,同样的,要理解和评论今人的书画作品,也要总结和提炼他们的哲学。因此,我们认为造成上面所说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中国书画的哲学根基。
先举几个具体事例,最近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大型中国书画论丛书,收集了重要的历代书画评论,实在是美术界一大好事,因为这套丛书不光有原文,还加了必要的注释和白话翻译,让初学中国书画和评论的学生方便学习和阅读。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问题:一是有些注释和翻译不是很准确,这反映出书画界特别是年轻一辈的书画评论的学习者,对于古典文献并不熟悉;二是缺乏对于这些古代画评的细致入微的研究、分析、比较,乃至系统地运用于当代书画评论。这些还都是表面的缺点,关键是缺乏中国哲学精神。
值得让人尊敬的是,华人书画评论界还是有不少杰出的评论家,在深究中国书画的哲学根基方面,为我们做了示范。比如中央美院的
杨成寅
先生对于石涛的“一画”、“蒙养”和“生活”的理解和阐发,他结合《易经》等中国哲学典籍,通过细致的思考,发现了石涛绘画理论的哲学根基;(参见杨成寅,《石涛画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而国外一些美术史家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他讨论了晚明心学的衰落和追求奇异画风之间的关系,不光顾及到董其昌和李贽的朋友关系,还深入到李贽“童心说”对董其昌书画的巨大影响,甚至还深入研究了这种哲学学说内部的危机和矛盾,以及它可能给中国书画带来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和努力,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在评论之前,耐心地、深入地阅读和学习了中国哲学,理解了书画的哲学基础,因此,评论深入而有独到见解,这样的书画评论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才是有益于中国书画评论界的。
国人,特别是在精神上向往自由的中青年艺术家,非常渴望一种崭新的艺术样式,代替或超越传统的书画艺术,他们积极尝试,有不少进展和成就,也有不少困惑和迷茫。我认为那些成取得了成就的书画作品缺少客观、冷静的评论,因为人们大多重复一些西方现代哲学家的话语,来套用在今人的作品上,而没有真正理解西方哲学;那些表现出迷茫的作品,也是由于缺乏端正的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解,而不能走出一条坦途。
评论家们大多毕业于美术学院,学习的是美术史,近年来是美术学,顶多学习过一些美学的、艺术哲学的课程,他们没有经过真正的哲学训练,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自觉地去经受哲学艰苦的训练。因此,他们对于哲学只是略知一二,不能深入,更别说有独到的分析见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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