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方言化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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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方言化之我见
作者：hemengjun

　　近日，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吸引了众多国人的眼球，取得极佳的票房。和近年来很多的电影一样，《让子弹飞》推出了方言版——四川话版，誓要在四川地区刮起一阵方言电影热。方言，已然作为影视作品的重要艺术表现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青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方言在电视传媒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屏幕上开始不断出现方言评书、方言小品、方言电视剧、方言电影等。尤其是近年来，方言成为各种影视作品的重要创意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在《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中，方言赋予角色鲜明风格，推动了这些影视作品的走红，这些作品的走红，又进一步促进方言元素在影视创作中流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新兴的传播现象在丰富和改变传媒现状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的疑问和警惕。为什么方言影视作品如此受欢迎？影视作品方言化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深思？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方言影视作品能如此受欢迎？答案之一就是广大电视观众的浓重“方言情怀”。尽管很早国家就下达了普及普通话的通知，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汉族人的母语即生下来就会的语言是本地的方言”[①]。也就是说，他们最自如地表达自己情感的语言就是方言，因此方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其他语言不能企及的。生活在特定社会地理环境、风俗人情、历史背景的观众，不但对共同的地方风物、历史、习俗等地域文化有认同感，对当地的语言也有天生的特殊的感情。方言剧，从形式采用了老百姓熟悉喜爱的语言方式，改变了数十年来传统的、僵硬的电视语言，使本地观众可以在语言上找到亲切感和认同感。正如《阿六头说新闻》的制片人谈到此档节目成功时所说的那样：“其实很多节目的内容和《明珠新闻》一样，仅仅是换了节目的语言，两个节目的收视率就截然不同。道理很简单，因为方言能让人产生亲切感、亲近感，为大家所喜欢。”其次，方言审美文化的兴起。方言，由特殊类型的句子结构、词汇及发音组成，作为一种以社会化为标志的语言变体，既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语言共同体文化的组成部分，方言反映了特定人群的生活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地域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感情的维系，或许比其他要素都更为持久、坚韧。影视作品运用方言不仅让观众眼前一亮，而且也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搬上了舞台。南腔北调带来的不仅仅是听觉上简单的花样翻新，同时也把不同的民俗文化呈献给了观众。通过电视里的方言表演，天南地北都知道“唠嗑儿”是啥意思，中原地区的人也明白“棒棒”文化在重庆地区的流行。通过方言节目，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东北人的幽默、陕北人的豪爽、江南人的细腻。同时，通过方言影视，一大批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也得到了传播和发扬。最典型的当属东北“二人转”了，随着赵本山、小沈阳等笑星的走红，依托着这些演员的特殊影响力，观众对“二人转”，甚至包括整个东北地域文化的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这种文化形式，熟悉了此种方言，并对这种新鲜的艺术形式保持着极大的审美热情，反过来又促进了“二人转”的兴盛。这样的方言影视作品，对南北文化的交流，民族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再者，大众文化对方言影视的兴起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方言是各地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身有很鲜明的地方特色，是最直接的通俗文化的载体。大众文化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通俗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并不等同）。长期以来，通俗文化往往以口头传达的形式出现，如民歌、民谣等传说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礼仪活动。但由于没有借助大众媒介的发展，其传播有一定的地域性。方言“最早大都是通过相声、小品等曲艺文化形式得以传播的”[②]，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郭达的方言小品《产房门前》是我国最早的方言电视小品，郭达一口地道的陕北话让全国观众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方言的娱乐性。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电视、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下，曲艺文化这种说学逗乐形式逐渐进入普通老百姓的视听生活当中。在接下来数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越来越多的来自天南地北的表演者们带来了他们极具特色的家乡方言，黄宏、宋丹丹、赵丽蓉、郭达、蔡明等一些优秀喜剧演员，把东北话、陕西话、河北话、唐山话等带给了全国的受众。近年来，小沈阳、周立波等更是采用多样化的手段，把方言表演推到极致。更不容忽视的是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传媒方式，成为了迅速地推广和普及方言的助推器，让中国方言不仅走向全国，而且走向世界。方言，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影视作品的方言化，也被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和普通观众所喜爱，成为了现代艺术表演的重要形式。
　　
　　然而，随着方言化的趋势加强，影视作品却遇到了现实的困境。首先，方言作为地方语言的载体，与大众的影视形式相比，显得“小众”了。一些非方言区的观众在观看电视时遇到了障碍。比如在方言电视剧中，只有使用的比较广的方言才能达到很好的观赏效果。北方方言自身即普通话的基础，与普通话有极强的相似性，因此才有东北剧的热播。而另外一些受众较小的方言，一般无法作为影视表演方式。方言不能简单地作为语言符号，它更是地方文化的载体，方言所蕴含的文化上的差异使得“非方言区观众在‘韵味儿’上增加了理解的困难”[③]，从而导致了方言剧的辐射面和观众数量上的局限问题。其次，方言作品的大获成功使得大量跟风作品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导致了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的泛滥，进而有损于方言的文化内涵特质。例如在方言栏目《阿六头说新闻》大红后，江浙一带一夜之间都出现了“自己的新闻”，无论是节目内容，主持风格，还是主持人服装都惊人地相似。重庆方言剧《山城棒棒军》创造了收视高峰后，许多影视公司盲目跟风拍摄方言剧，急于求成的心理、时间的仓促和不成熟的拍摄技术创造了大量的劣质产品。方言版《猫和老鼠》问世后，一时间，陕西话版、东北话版、四川话版甚至内蒙古话版横空出世，惹来众议。同质化的现象自然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甚至让很多观众反感。作为文化载体的方言也算是一种文化遗产，这样的作品泛滥化也必然导致方言特色的泛化，损害其文化内蕴。再者，影视作品的方言化多致其形式大于内容，作品思想性乏善可陈。随着媒体竞争的进一步激烈，方言剧盲目追求形式上的“本土化”而忽略了对内容本土化的挖掘。许多作品徒有本土的外表而缺乏本土的内涵，除了方言外找不出其他本土化的痕迹。尤其是一些标榜民生，定位于“本地化”的方言新闻节目，将“本地话”与“本土化”画为等号。缺乏对本地新闻的深层挖掘和意义探讨，其生命力注定不强。此外，影视作品方言化还存在庸俗化、过度娱乐化等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总而言之，影视作品方言化愈演愈烈，广大观众乐于接受这种亲切的感受形式，方言文化的兴盛方兴未艾。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其带来的不利影响，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到其健康发展的势态中来，让影视作品在政策法规和媒体自律的结合下合理合情地方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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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震《方言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②]任真《大众传媒对方言传播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③]张一鸣《影视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