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怎能停止内心的吟唱//转载

管季超0712

诗人怎能停止内心的吟唱//转载

　诗人在近代以来所蒙受的羞辱与苦痛，鲜明地折射出中国诗性文化百余年来真切的生存状况。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华文化是以诗性文化为本源的。远在《诗经》时代，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优雅地吟唱响起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尚未从原始崇拜中醒来。唐诗、宋词、元杂剧，无不是中国民族引以为自豪的诗性吟唱。然自近代以来，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国诗性文化无可挽救地衰落了。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笑话，说向大街上扔一块砖头，砸死的十个人中有八个是诗人。这个笑话其实包含着双重悲哀：一是当时自称“诗人”的人，本质上都是伪诗人；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向诗人扔砖头！但需要提醒的是，诗人，这些中国诗性文化的祭司，在近代以来所蒙受的羞辱与苦痛，鲜明地折射出中国诗性文化百余年来真切的生存状况。

　　当一种实体性的文化体系退出时代与社会中心之后，学术与理性的猫头鹰就在黄昏中睁开了双眼。在对中国诗性文化进行了十余年的探索之后，刘士林推出了120万字的“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丛书（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包括《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原理》、《中国诗性文化》、《中国诗词之美》四种。对一种已经严重边缘化的传统的回顾、珍惜与重建，不仅曲折地展示了作者面对现实的勇气，同时也直接表达了作者对传统的仁心。

　　在无诗的时代，如何挖掘中国诗性文化的根脉？

　　在以仇“诗”为荣的时代，如何挽回诗人的尊严，如何挖掘中国诗性文化的根脉？这是作者在意欲投身中国诗性文化研究时的原初发问。诗是智性深渊的沉淀之物，诗人是人性深处的思想者，中国诗性文化的尊严和未来，存在于从内在信仰而来的热情与知性。热情积蓄了中国诗性文化开辟未来的力量，而知性则指明了中国诗性文化前进的方向。即使中国诗性文化的重建已不可能，但刘士林至少是以热情与知性唤回了诗人的尊严，为中国诗性文化作了一次鼓与呼。

　　热情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如果没有热情，就什么也干不成。热情不是夸张的动作，不是肤浅的言辞，真正的情感来自于真正的信仰，特别是对历史、传统与大地的执著信仰与亲密往还。作者在1990年提出的中国诗性文化就是如此。探讨“中国诗性文化”一直是刘士林的学术生活的核心，如作者在《中国诗性精神》修订版后记中所说：“当时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既无生活经验，又无经济基础，仅仅靠着一种对生命与真理的艰难信仰，默默地从事着孤独的思索与无目的的写作。然而令人更加难以忘怀的是，它不仅在当时就构成了偏居一隅的年轻的我的主要精神支柱，至今也仍是我的学术思想与生命理念的最深基础。”另一方面，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纪与千年之交，它也为中国文化重建了一种坚实的精神结构与鲜明的感性特征。

　　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信仰？刘士林曾在不同场合反复讲述知识与信仰、学术与德性的不同。引申言之，一个人的学术，可以是聪明的、热闹的、取巧的，如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也可以是愚笨的、寂寞的、出力不讨好的，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使我想起康德在走过长长的批判之路后所说的话：“这个世界上,令我崇敬和感动的东西只有两个,一个是天空中的灿烂星辰,一个是人世间的道德律令。”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当时他曾跟几位师友慨叹：中国偌大诗国，却没有一部像样的中国诗学著作……但在这个研究系列初步完成以后，这早已遗忘的少年时代的激扬文字，“突然异常清晰地浮现于脑海之中”。除了早年的愿望，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所遭受的“曲解”，甚至“恶搞”，则是他坚定研究中国诗性文化的“后天之助”。如何使诗性文化的精神与气息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伦常日用中，是他心中一个隐秘而苦痛的愿望，如他在书中所说：“既没有可以上船的码头，也没有远处的歌声接引；只有一个充满了现代性忧伤的声音，在内心深处展开一种不能连续的歌喉，不停地追问那使生命安顿、休憩的栖居之所究竟在什么地方。”

　　作者融合多种学术理论资源，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

　　“中国诗性文化”是与西方理性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建构，绝非流行的那种无思无虑懵懵懂懂的伪诗性文化。后者只是一个肤浅的浪漫梦境，他们既不会想到，也没有能力做知性的深层追问。不仅如此，伪诗性文化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戕害尤甚，它将中国诗性文化困在了真正的迷阵中。与之不同，刘士林以诗学人类学、非主流美学、新道德主义的理论作为创新的基础，并通过融合维科、康德、海德格尔、张光直等人的学术资源，为中国文化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他力图解决的是“可爱”与“可信”这个现代学术的基本矛盾。

　　中国诗性文化的知性探究，主旨在于：“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恢复诗的地位，既扬弃了理性独断论，又扬弃了审美独断论，从而给生命的统一性建立一个更为可靠也更为简单的本体论结构”。以《中国诗性文化》为例，其本体论的建构可归结为：1.在青铜时代，与世界其他民族在死亡意识的刺激下分别形成了死亡哲学、死亡宗教学不同，中华民族继承了原始时代的诗性智慧。2.“诗性智慧”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原始歌舞，这也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原始形态。3.在“礼崩乐坏”的轴心时代，中国文明的理性意识逐渐萌发，“诗性智慧”分散在儒、墨、庄等诸子思想中，是中国诗性文化在文明时代的进一步展开。4.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人苏轼等，以诗词的形式承载和发扬了中华诗性文化。除了还原研究，更重要的是现代阐释。以中国诗性文化与西方理性文化对举，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果说西方诗人本质上是一种“诗人哲学家”，那么中国古代诗人则可相应称为“诗人政治家”。与希腊女诗人萨福的爱欲之声，与现代西方诗哲喜欢冥思死亡不同，从三代的“以观民风”到两汉的“乐府制”；从屈原的“离骚”、“天问”到杜甫的“三吏”、“三别”，其主旨即在于此。逻辑谨严，思力雄浑，哲学思辨与历史视角相互参证，使中国诗性文化很好地实现了“可信”与“可爱”的融合。

　　但未来依旧不乐观。刘士林也说：“这正是我内心的大恐慌”。我想表达的是，诗人的背影远了，但生命的呼号在诗性荒瘠的时代却更加响亮。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正如里尔克在《为沃尔夫伯爵封·卡尔克洛伊特而作》（1908）中所说：“有谁在谈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



　　《中国教育报》2006年11月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