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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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印象
时间:2002年9月13日 作者：钱谷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的境界



记得在陈丹燕的一篇文章中曾看到有“钱谷融说王元化的眼睛很像梵高”之类的话。其实这是丹燕的误记。我在谈话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梵高的名字。但我确曾说过王元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我甚至觉得除了尼采，还有茨威格、还有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眼睛，不知怎的都使我感到与王元化的似乎有某种相类似的地方。眼睛有关于神明，要认识、了解一个人，最好是看他的眼睛。但无论是尼采，还是茨威格、马雅可夫斯基，我都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所见过的，只是他们的照片而已。照片上的眼睛是已经定形化了的，凝固不动的了。但高明的摄影师，常常能捕捉住对象的眼神或在一瞬间所放射出来的特有的光芒。正是这些人眼中所特有的光芒，我在王元化的眼中也常常看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光芒呢？这种光芒，是只有当一个人在思想高度集中时，当他全身心地为某个对象所紧紧吸引住了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当他陷于十分专注的出神状态的时候才会有的。这样的状态，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是都会有可能出现的。但对一般人来说，这种状态是难得出现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在王元化，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尼采、茨威格、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来说，却是经常出现的，这是他们的常态。他们就是经常生活在这种专注、出神的状态之中的。这样的人，一定是个遇事十分认真、充满了探索精神的人，是随时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客观事物（自己探索的对象）身上去的人。但同时，他却又决不丧失自己的独立精神。甚至会当仁不让地以对象的主宰自居，认为自己的心灵足以权衡裁制一切。所以这样的人往往高视阔步，目无余子，难免有一些独断的倾向。譬如王元化，你看他无论谈什么问题，都要穷根寻柢，究明它的来龙去脉，然后一空依傍，独出心裁，作出自己的判断。尽管他的态度十分谦虚，决不说自己的主张就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也真诚地欢迎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来与他商榷。但在骨子里，他是十分自信的，他的主张不是轻易动摇得了的。本来嘛，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会不经研究就轻率地对学术问题随便发表意见，当然也就不会不经验证就轻率地随便放弃这个意见了。在学术讨论中，应该唯真理是尚。在真理面前，能够不固执己见，从善如流的风格，固然值得赞赏，值得发扬；而那种百折不挠，始终坚持正确意见的精神，同样是十分难得、十分可贵的。学术的前进与发展，离开了这种认真坚持的精神，也是不可能真正取得的。  

说到王元化的坚持精神，确是相当突出的，他常常被人们认为固执。他认定了一条路，就要走到底；确立了一种主张，就会抓住不放。除非能使他相信此路确实不通；或者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主张确实站不住，他是不会轻易改道，轻易放弃的。在他那里，治学与做人是一致的。对真理的执著，也就是对人的精神力量、对自我人格的尊重。  

帕斯卡尔说过：“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王元化坚持自己的思想信念，也就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1955年他因胡风问题的牵连而被隔离审查，周扬曾经提出建议，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集团的问题是属于反革命性质，就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王元化不会不知道胡风是反革命的结论是上面钦定的，他应该清楚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却宁可自己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决不肯违背自己的良知去承认胡风是反革命。这种铁骨铮铮的品格，可与1959年马寅初的拒绝检讨相媲美。马寅初是因为在人口问题上的言论与最高领导的意见相左而受到批判，批判的来势非常凶猛，一些好心朋友就劝马寅初检讨一下，认一个错了事。马老为此在《新建设》上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以明志。他不但坚持自己的主张，还特地写了一段“附带声明”，说：“学术问题贵乎争辩，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这些话真是掷地有声，不但一切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应当牢牢记取，就是那些身居要职、手操生杀大权的人，又何尝不该认真倾听呢？当时马寅初已是八十老翁，而王元化则刚过而立之年，但两人所遭遇的问题的严重性则是相同的。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优良传统，虽屡遭历代统治者的摧折，但此种风骨至今绵延不绝。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存不衰，光耀千秋，盖亦有赖于此。但愿凡我同胞，无问上下，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王元化不但敢于坚持真理，同时也不惮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他决不是那种自诩一贯正确、到处津津乐道地宣扬自己的光辉业绩，避而不谈甚至有意隐瞒自己有过的缺失和犯过的错误的人。他曾坦言：“我曾经陷入过机械论，发表过片面过激的意见。”承认在文艺观点和政治观点方面不但出现过“幼稚的理想主义”，还存在着一种“近于自欺的愚忱”（见《思辨短简·后记》）。在《思辨发微·序》中，他郑重其事地订正了他过去相信黑格尔说的人性恶要比人性善深刻得多的意见，明确地认为这是个错误观点。并联带谈到了他过去对韩非的认识的错误。他1976年在《韩非论稿》中曾认为韩非主要继承的是申不害和商鞅的衣钵，而与荀子的性恶论并无多大关系。现在则认识到韩非的重术观不过是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极端罢了。在同一文中，他也谈到他和林毓生之间发生过的激烈争论，以及对朱学勤所写的关于《传统与反传统》的书评的不满。尽管后来他和这二人在意见上仍有分歧，却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反而因此而同他们成了朋友，从这里可以看到王元化的真正的学人品格。熊十力在论及庄子与惠施之间的关系时，曾赞叹道：“二人学术不同，卒成知友，博学知服，后人无此懿德也。”在王元化身上，似乎也并不缺少这种类似的美德。  

《思辨发微·序》文虽不长，却很值得重视。尤其在提到韩非与荀子的关系时所说的一些话更应受到注意。王元化认为荀子虽然是性恶论者，但他认为人性虽恶仍可以通过外在力量加以改造。而韩非却把荀子的性恶论推向了极端，作为极端的性恶论者，他就根本不承认人性中还有什么善的因素。既然人性中并不存在“善的基因”，那么“不管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多大，化恶为善是不可能的。”因而就导致韩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利用人的利赏恶罚的自为心，才可令其听命就范。”这也就是韩非为统治者所设计的一套治民妙法。王元化不无愤懑地指出，在性恶论者看来，人是丑恶的、自私的、卑贱的，因而他们决不会相信人，更不会尊重人。他说：“过去我只对韩非的法、术、势深为反感，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王元化这些话，真是慨乎言之，其中该是凝结着有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多少血泪呵！王元化深信并庄严地宣告：“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接下去，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青年时代，我在一本通俗小册子里读到伽里略的事迹，我一直记得伽里略创地动说受到教廷审判宣告自己错误的情景，当这一切完毕以后，他怀着屈辱站起来说：‘可是地球还是动着的！’至今我一想到这事，我的心仍会感到战栗。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读了这些以后，人们大概也就不难明白王元化在压力面前为什么能够那么坚强，他的坚毅品格究竟是如何养成的了。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他的著作，往往离不开一个“思”字，如《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等等。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王元化的最大特点，那就只有这个“思”字了。从理论上来说，思想是最自由、最不受拘束的。但事实上，思想又很难得到真正的自由。不但常常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干涉，有时甚至会被严重地禁锢起来，使得有生之灵的人们只能陷入不死不活的状态之中。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这种现象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重重压制，就丧失了自我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思想上大都循规蹈矩，陈陈相因，不敢越雷池一步，少有大胆创新的意见发表。这是学术工作的大忌，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学术就很难得到迅速的发展。所以王元化不止一次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摆脱长期以来的传统依附地位，找回自我。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并由此形成独立意识和独立见解。”他最服膺德国古典哲学的批评精神———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强调“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而他在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论著中，也的确始终是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地这样实践着，坚持着的。他是一个学者，但并不是一个整天待在书房里的恂恂如也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的学者。他敢于对社会上和学术界已有的成说、已有的定评提出质疑和挑战。譬如对“五四”，对杜亚泉其人等等，他都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看法，他在学术论辩中，不作意气之争，不逞口舌之利，只在学理上做文章。无论是对对方的驳难，还是对己见的阐明，都力求有理有据，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论证。言辞虽时或不免尖锐，但决不越出学理范围，始终注意保持学术论争的纯洁性。他又常常进行自我反省，对自己的学术见解不断作出深刻的反思。一旦发现了自己的疏漏或缺失，或是别人的意见对自己有所启发或帮助，他就公开说明，并对自己的意见作出修正。这种虚己服善的态度，实在是一种美德，一种在学术讨论中应该大加发扬的精神。  

这里不妨谈一下王元化对“五四”的看法。王元化在他的文章中曾多次谈到过“五四”，并曾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郑州等多所高等院校中作过关于“五四”的学术讲演。后来又应人之请将这些讲演的内容归纳为六点要旨，由他口述经人记录成文，以《王元化对“五四”的思考》为题，收入《清园近思录》一书中。我认为在他所归纳出的六点要旨中，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五四”主要精神及其成就与缺失的认识。历来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文白之争”和“新旧之争”，其主要精神则是在于提倡科学与民主。王元化认为无论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都不能完整地概括“五四”文化论争的性质。至于“民主”与“科学”，当时虽然喊得很响亮，但是仅只停留在口号上，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却十分肤浅，甚至可以说是茫然无知，就简单地把它们作为五四思潮的主要精神，是大可怀疑的。在王元化看来，“五四”的主要成就，是在于个性解放方面，当时掀起的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使人们认识到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从而在思想上、精神上开始树立起了独立自主的观念。近年来受到学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正是五四时期所大力提倡和鼓吹的，正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王元化认为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至于“五四”的缺失，王元化认为主要表现在当时流行的四种观点上。他指的四种观点即：庸俗进化观、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他并一一指出了它们的偏向和危害。庸俗进化观逐渐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激进主义则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成为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意图伦理则是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而且，确如王元化所说：“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们对于我国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影响。”大家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最近五十年来国内理论界的一些情况，就不难发现这四种观点确是风行一时，具有某种权威性的。像我们这些人不也曾经慑服于这类理论的威力之下，甚至就在自己身上不也曾经出现过这类理论的影踪吗？不过我认为，这些观点虽然确乎发端和形成于“五四”时期，而后来的变本加厉并取得统治的地位（特别是其中的意图伦理观），却是四十年代以后的事，这王元化就没有进一步去加以分析论证了。  

郭绍虞在一篇回忆朱自清的文章里，曾说朱自清不英锐而沉潜，不激烈而雍容。我觉得王元化却是既英锐而沉潜，既激烈而又雍容的。通过多年来同他的接触，我在他身上既看到了他的英锐而激烈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沉潜而雍容的一面。他是非常健谈的，跟他在一起，你直插不上嘴，他总是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地高谈阔论。有时偶然碰到他刚写好一篇文章，他会兴致勃勃、神情专注地当场朗读给你听。读到得意之处，他会放慢速度、提高声浪、同时脸上绽发出爽快的笑容来，就像孩子一般的率真。在一旁聆听的人，面对这样的情景，也不禁会深深地被他所吸引住，和他一同陶然分享他内心的欢快。在对谈中，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都会直率地说出来，有时甚至会十分热烈地与你大声争辩。在在显示出他的英锐和激烈。但遇到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就会变得冷静起来，沉着仔细地再三斟酌，然后作出判断。这跟他学术著作中的严谨深刻一样，又显示出了他的沉潜的一面。而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特别是对年轻人的爱护扶持，以及他行文时笔致的从容舒徐，则充分体现出了他气度的雍容。我认识王元化较迟，已经是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在同他交往的将近四十年来，我发现他身上的英锐激烈之气虽依然未尽消退，但那沉潜雍容的一面则显然愈形突出、愈显得醇厚了。这自然是与他这些年来所得的阅历和学养有关。  

听李子云说，王元化早年可不像现在这样温和，那是颇多狂傲之气的。这我完全相信。即使现在，他的狂傲之气似乎还并未消磨净尽，还是有许多不够随和、不大好说话的地方。譬如对于一篇文章的遣字造句，对于一本书籍的装帧印刷，他都决不肯含糊，要再三提出修改意见，甚至近于挑剔。所以在这些方面跟他打交道，是不很容易的。我想这是由于他是个美和艺术的爱好者，他总在向往和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只要看到任何一点不谐和之处，都会使他感到遗憾，不加改正他就不能心安。孟子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古代中国士大夫处世，往往追慕一种不夷不惠、亦夷亦惠的境界。而王元化决不模棱两可，他给人的印象是有伯夷之隘而无柳下惠之不恭。我没有跟他谈过陶渊明，相信他一定也会喜欢陶渊明的诗，欣赏陶渊明高远恬淡的襟怀的。但对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癖性，他就不见得会赞成。他虽不会主张不管读哪一类书都要求得甚解，但总的来说，他是喜欢明确，喜欢透彻的；不弄清楚书上出现的问题，他是不肯轻易放手的。但他又决不是个刻板的、一脸孔严肃的人，他做学问虽严谨而并不拘泥；对学人虽少所许可而不失宽容。尤其对于年轻一代，只要有可取之处，他总是奖掖有加，提携唯恐不力。而且他是个重性情、讲趣味的人，对朋友坦率真诚，决不假意敷衍。你看他的《记辛劳》那篇文章，该是写得多好呵！不是有至性至情，对朋友真心相许的人是决写不出来的。对于一切美丽的事物，他都特别的爱好，特别的钟情，他对各种门类的艺术作品都多所涉猎，并有很高的鉴赏力。譬如对于京剧艺术，更可以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跟他谈余叔岩、谈杨宝森，谈到细微处，真可以说是妙入毫颠，使你领略到一种罕有的艺术快感。  

王元化今年八十岁了，仍是意气俊爽，器宇轩昂。他的父母都享高年，他一定也是个长寿的人。我不仅为他庆幸，也为中国文化能有这样一位忠诚的护持者、光大者而感到高兴。  

199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