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旅游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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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旅游思想与实践


作者：贾鸿雁

　[摘要]柳宗元一生游踪可分为入仕之前、贬谪途中、永州时期和柳州时期四个段落，其间形成了寄情山水、重视生民的“统合儒释”的旅游思想。他还从济世利民的政治主张出发，提出“观游为为政之具”的旅游开发思想和“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旅游开发原则，并付诸实践。

　　[关键词]柳宗元；旅游思想；旅游实践；旅游史

　　柳宗元是我国古代卓越的进步思想家、失败的革新政治家、优秀的文学家和有能为的“循吏”。他的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散文名篇开“游记”文体之先河，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旅游史上的地位。然而，柳宗元对旅游发展的贡献远不止此，他对旅游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理论，实为倡导“旅游事业”之先驱，而这些在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山水诗文时却一再地被忽略了。本文试图结合柳宗元的生平与主张，对其旅游思想与实践进行较全面的分析与阐述。

一、 　　游踪与宦迹——旅游思想的形成

　　柳宗元一生的游踪，略可分为四个段落：

1、 　　入仕之前

　　柳宗元出身于曾经显贵一时的河东柳氏世家，祖上历代仕宦，父亲柳镇是典型的文人官僚，长期游宦四方，曾为官宣城（今安徽宣州市）、阌乡（今河南灵宝县）、夏口（今武昌）、夔州等处。柳宗元早年的游踪，主要是随父辗转于任所。柳宗元家本在长安，德宗建中年间，爆发了“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长安附近一度成为战场，时柳镇在鄂、岳、沔都团练观察使李兼处任判官，十多岁的柳宗元被送到父亲的任所夏口避乱，亲身经历了和叛军的战斗。后又随父至江西，南游长沙。柳宗元16岁时柳镇回朝，他也回到长安。几年的动乱生活，使柳宗元得到了许多实际的人生体验，也奠定了他游宦一生关注现实民生的基本色调。

　　德宗贞元九年（793），21岁的柳宗元及进士第，旋因父丧守制三年。这段时间，柳宗元进行了他的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漫游。唐代士人往往通过漫游天下，交结豪俊名流来显示才华，激扬身价，漫游遂成为一时风尚。邠州虽距长安西北仅300里，“安史之乱”后却已成边防要冲。柳宗元遍访岐、周、邠、斄（相当于今陕西歧山、彬县、武功等地），直到与吐蕃交界的前哨马岭（在今甘肃庆阳县），访问故老卒吏，了解了边地人民和士兵的生活状况和遗闻旧事，20年后在永州所作《段太尉逸事状》的内容就来源于这次游历的见闻。段太尉即段秀实，建中之乱中他义不降贼，在朝堂上以笏忿击伪帝朱泚而被杀，是一位传之千古、浩气凛然的英雄人物。这次漫游，更进一步地凸显了柳宗元关心民瘼、深入实际的思想倾向，并深刻地影响着他日后的旅游思想与实践。

2、 　　贬谪途中

　　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第博学鸿词科，受命集贤殿书院正字，从此踏入仕途。他积极地参与了“永贞革新”，并以自身的地位和声望，在革新事业的组织和舆论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他的胸怀抱负还未来得及施展，改革即以“八司马事件”告终。柳宗元被贬邵州刺史，未至，再贬永州司马，年近70的老母和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同行。秋冬时节，一行人渡洞庭，溯湘江，经汨罗，阴风苦雨，激起柳宗元的无限感慨。柳宗元在荒僻的永州一居十年，宪宗元和十年（815）应召回京，再经汨罗。两度经过汨罗江，怀着全然不同的心情，他两度凭吊屈原，先后写下《吊屈原文》、《汨罗遇风》等诗赋，寄寓同屈子一样九死不悔和希图再展宏图的济世情怀，一如既往地关怀着现实人生。

　　北归一个月左右，柳宗元被任命为更僻远的柳州刺史。这次他与授连州刺史的好友刘禹锡同行，又一次走上十年前被贬和一月前回京的旧路，一路览古怀今，追念旧游。此时复出的希望已彻底破灭，柳宗元锐气大减，沿途写下的诗文中弥漫着愁绪，在永州时萌生的消极退避的意识更加浓重了。

3、 　　永州时期

　　从德宗永贞元年（805）到宪宗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居永州长达十余年，这是他一生中游踪最密、游记文学创作最富和旅游思想完全形成的时期。永州在唐代是荒僻的远州，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既无公务，亦无官舍，形同囚徒，游览、读书、著述构成了主要生活内容。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描述他这一时期的生活：“闲居，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身份的改变，使他更切近地接触到民众的生活；寄情山水，使他获得精神上的慰籍；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思考，使他最终形成“统合儒释”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创作的《永州八记》及《愚溪诗序》、《送僧浩初序》、《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零陵三亭记》等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旅游思想。

4、 　　柳州时期

　　柳宗元从元和十年到去世任柳州刺史4年，经过世事变迁，早年的锐气大大削弱。他一方面继续流连于奇丽的南国山水，关注西南少数族聚居区的风光和习俗；另一方面，作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在柳州这一有限的范围内施展政能，移风易俗，治理环境，营造景观，将其旅游开发思想付诸实践。

二、 　　山水与生民——“统合儒释”的旅游思想

　　柳宗元是一位思想学术大家，他的出身、经历和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造就了他既相矛盾、又相调和的兼融儒释的思想特征，这一特征也是其旅游思想的基调。

1、 　　寄情山水与佛禅思想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大德高僧辈出，宗派纷呈，著述繁盛，唐王朝立国伊始就确立了“三教并立”的思想统治政策，中唐以后，更是全社会浸淫于浓重的佛禅风习中，官僚士大夫以好佛为常事。柳宗元生长在有习佛传统的家庭，父柳镇、母卢氏、岳父杨凭均信佛，自己则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到远斥永州，身家沦落，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身体上健康急剧恶化，寄情山水，研习佛书便成为寻求解脱的方式，其旅游思想与佛禅思想自然而然地紧密结合在一起。

　　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在潇水东岸一座破败荒凉的古寺龙兴寺。他所在的西厢房“其户北向，居昧昧也”（《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好在寺院建在高地上，后来在西墙上开了一扇轩窗，可以远眺西山、湘江景致，胸中郁闷为之宽解。一旦意会到了山水的怡情作用，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一有闲暇，“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迴豀，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始得西山宴游记》）元和四年（809）九月，柳宗元又“取官之禄秩”，（《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在永州地理位置最高的法华寺营建西亭，之后，西亭成为他舒郁释愤、寄情山水的处所：“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构法华寺西亭》）。

　　然而，山水之乐毕竟只是暂时的，正如柳宗元自己所说：“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居圜土 ，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与李翰林建书》）要冲出这精神上的“圜土”，求得自由境界，还需要找到精神上的寄托。柳宗元寓永，除与龙兴寺住持重巽、法华寺住持觉照交游唱和外，还与长沙、道州、江西一带的外地僧侣和过往行路僧有着广泛而持久的交往，并一直延续到柳州任上。其间柳宗元对天台、禅宗、净土等当时盛行的佛教各宗派都有广泛的接触，他自己也曾自负地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叔父召序》）柳宗元确是唐代少数的认真钻研佛教教理的文人之一，正是在宗教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僧人“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嗜浮图之言”、“唯山水之乐”，就是柳宗元找到的解忧良方。

　　柳宗元因法华寺西亭又得西山。元和四年秋日的西山游宴，令柳宗元直到暮色苍茫“而犹不欲归”，体验到了“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的物我两忘的精神的极度自由，也达到了山水之趣与佛禅之思的高度契合，以至于柳宗元无限感慨地说：“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始得西山宴游记》），从此开始才悟得“游”的妙谛。之后游钴鉧潭、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等，山水之“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潭西小丘记》）、“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都隐然关联着佛禅的心性体验。

2、 　　重视生民与济世主张

　　如果说寄情山水、潜心佛禅是柳宗元政治上失意后不得已的选择，那么，关心民众、济世利民的儒家思想则是贯彻终生的主旋律。柳宗元生当中唐，这是唐王朝由辉煌走向没落的中衰时代，但在衰败的颓势下存在着“中兴”的希望，革新、振作的努力对抗着分裂、腐朽的势力。作为生存于这样一个矛盾交织时代的积极、热忱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柳宗元以重视生民、解决民生问题为其人生指针，这一点也贯穿于他的旅游实践中，成为其旅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早在柳宗元入仕前的游历中，就倾注着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到永州后，柳宗元的境况更接近于普通民众，思想感情也进一步与普通民众交融。永州地处南方荒远的丘陵地区，土地贫瘠而稀少，加之官府的盘剥，人民生活极为困顿。柳宗元的郊野游历，固然有凄清寂寥的永州山水，亦不乏稼穑艰难的农家生活。在他初到永州时所作的《首春逢耕者》中如此描绘田园景象：“缀景未及郊，穑人先偶耕。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他还曾路经南谷的一个荒村，那里人们已逃亡净尽：“黄叶复溪桥，荒村唯古木。”（《秋晓行南谷经荒村》）游钴鉧潭，他遇到了西山种田的农人，因“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钴鉧潭记》），逃入深山更深处。

　　到柳州后，柳宗元对包括少数族在内的普通人仍是备加关注。柳州比永州更加僻远，是基本没有开辟的荒凉地方，经济、文化落后，周边居住着长期叛服不常的少数族部落，社会很不安定。从柳宗元在到柳州后不久写的《寄韦珩》一诗中，可以看到他对柳州自然与社会风貌的深刻观察：“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柳宗元还注意到了西南少数族的生活习俗：“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疏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柳州洞氓》）诗中不仅表现了峒民的衣食节庆等生活情景，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丝毫没有鄙薄和猎奇，甚至表示自己要生活到他们当中去。

　　另外，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的两篇名作《捕蛇者说》和《童区寄传》也是根据当地见闻写成的，揭露了当时直到偏僻“南荒”的暴政酷役之害和岭南劫掠买卖奴隶的普遍社会现象。

三、 　　“观游”与为政——旅游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1、 　　旅游开发的社会教化功能与原则

　　柳宗元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体会到了观光游览使人目畅神娱、纯粹身心的积极作用。推而广之，他清楚地认识到了游览可以提高人的道德、文章的巨大社会教化功能：“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摅幽发粹，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柳宗元认为，“邑之有观游 ”乃“为政之具”，旅游开发是造福于民的德政。他极口称颂零陵令薛存义的旅游开发之举。零陵县东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涂，群畜食焉，墙藩以蔽之”，前任数十县令，“莫知发视”。薛存义任职期间，经过一番整治，佳木美石清池尽现，又依山临水建亭三座，并“更衣膳饔，列置备具，宾以燕好，旅以馆舍”，俨然一处风景清嘉、设施齐备的旅游胜地。柳宗元称“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为首”，推薛存义为倡导旅游开发之先驱，并希望这样的举措能够得到发扬光大：“使继者咸有薛之志，则邑民之福，岂可既乎？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零陵三亭记》）

　　同样地，柳宗元对永州刺史韦彪芟芜除秽、作栋宇以为观游亦予以称扬，并借他人之口说：“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化成；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则观游之作，实为为政大计。柳宗元特为撰文刻石，希图继任者效法。

　　柳宗元对旅游开发的社会功用的认识是与其济世利民的思想一脉相乘的，据此他提出了“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的旅游开发原则，强调旅游开发应充分借助天然景观，因势就形，稍加点染，使嘉木美卉“不植而遂”、鱼鸟“不蓄而富”，“人无劳力，工得以利”（《零陵三亭记》），不赞同“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的做法。所选地点亦系荒芜的弃地，绝不可因此扰民。

　　2、旅游开发实践

　　柳宗元不仅前无古人地高度推崇旅游的教化功能，自己也是一个旅游开发的身体力行者。在永州时，既作西亭，为登高览胜、雅集唱和之所，又整理布置愚溪、钴鉧潭西小丘、袁家渴南石渠、石涧等地，这些久被埋没的山水经他“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石渠记》），一番整治之后，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胜地，柳宗元“得之不敢专”，将它们记入文中，“出而传于世”（《袁家渴记》），推荐给永州人民和后来的游者。

　　到柳州后，柳宗元的境遇有所改善，一州之长的地位给了他更大的发挥余地。他在柳州植树造林，破土打井，整治道路房舍，使柳州的环境大为改观。柳宗元在柳州城西北种植200株柑橘，“春来新叶遍城隅”（《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又种海石榴、木芙蓉等花果。又主持修复佛庙大云寺，也种了许多树，还种竹三万竿。刺柳的第三年，柳宗元在城南门外沿江处利用弃地，斩除荆丛，种植竹、松、杉、桂等树，临江配置亭堂，作东亭，亲身实践了其“观游为为政高明之具”的主张。

注释：

圜土，即牢狱。
观游，观赏游乐的场所。

[参考文献]
1、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王淑良.中国旅游史：古代部分[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
3、 高建新.论柳宗元山水诗中的悲情[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3）
4、 陶绍清.柳宗元寓永唱游考述论[J].柳州师专学报，2002（3）
Tourism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LIU Zong-yuan
JIA Hong-yan
(Department of Tour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Keywords: LIU Zong-yuan, tourism thought, tourism practice, history of tou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