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原创性汉语言文学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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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的原创性汉语言文学言说
──读解葛红兵新著《人为与人言》
作者：朱鲁子

　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我国思想学术渐渐陷入了失语症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大陆思想学术界异常活跃，但如果绕开了洛克、伯林、波普、哈耶克、奥维尔、哈维尔等，人们简直就“无话可说”。自由主义思想者在现实中打政治“擦边球”、拿西方人“说事”，这无疑是一种“托西改制”，它与人们熟悉的“托古改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无法改变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由来已久的“失语”症状。这种失语现象是由人们在异化的现代社会中灵与肉相分裂的生存悖论造成的，它也是思想者本人缺乏精神独立性和个性的表达。笔者认为，在汉语言文学的语境中能否揭示和颠覆当代国人的生存悖论，是我们民族最终能否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标志。　　
　　新生代作家、批评家葛红兵先生的随笔集——《人为与人言》（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以其独立的个性化汉语言文学言说，对现代国人的生存悖论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颠覆。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为与人言》一书既实现了对我国当下思想学术界失语症状的一个积极疗治，也是对人们司空见惯的“常识”的一种说破或颠覆，其所提出的“‘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意义的说法，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分析，更是意义深远的。该书的出版，充分凸显出原创性汉语言文学言说的价值，它有可能标志着我国当代思想学术原创的滥觞。　　
　　一、现代人生存悖论的揭示　　
　　《人为与人言》的每一篇，都指向人的生存悖论。我们看到，作者探讨的“人为”是指人“怎么行事？”“人言”是指人“怎么说话？”困扰作者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人为什么要说话？他要说什么话？怎么说？人如何操控自己的行为？又如何被操控？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分别讨论了：1、发誓·诅咒·指使·告诉·祈祷·沉默·避讳·语录……2、异口同声·口号·鸦雀无声·闲言碎语·独夫之语……3、群集·暴力·因循·屈从·媚俗·自闭·旁观·狂欢·施虐·恐怖……4、论“赤裸”――身体的神性状态·论“恶心”――身体的道德状态·论“洗浴”――身体的真理状态·论”颤栗”——身体的审美状态……5、生存论视域中的问题：穷愁·悔恨·陶醉·晕眩·争执……　　
　　《人为与人言》开篇设问：“人们聚集在一起想干什么？”随即通过《集会——游行：作态、狂欢、旁观》、《口号：群集说话方式》、《群集在沉默中听从：鸦雀无声》、《从“鸦雀无声”到“异口同声”》、《流言——“众口一词”》、《闲言碎语》、《群集是这样一种生物体》、《恐怖作为群集之自生存技术》、《独夫之语》、《语录：话语的等级与存在者的等级》，……作答。通过具体分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方式，作者慧眼独具，深刻地指出，现实生活中“人”的“语言”是以“集体”的形式发出的。人与其语言是直接同一的。人的语言的方式即为人的本真的存在方式，既然人的语言是以集体、群体的形式发出的，那么，人的存在就必然是群体的、集体的。作者用“群集”一词来表达人的这种生存样态。　　
　　“群集”成了该书的一个关键词。作者将生活在现时代的作为“群集”的芸芸众生或乌合之众丧失自我的生存样态通过凝练的汉语言文学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这是这样一个群集，他们呼喊的都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所反对的，但是只要他们走上了街头就是一群地道的好演员，他们盛装投入，参加一场虚情演出。但是在这场演出中，他们没有扮演任何其他人，而是扮演自己，通过扮演他们忘记了真实的我，而投入到另一个被当局塑造起来的自我中，这个被塑造起来的自我的唯一目的就是反对那个真实的自我。作态的群集，他们带到大街上的只是他们的躯壳，而他们的灵魂被取消了，他们呼喊得越多也就失去得越多，他们越是说话便越是使自己成了一个他人，一个和自我对立的人。”（见《集会——游行：作态、狂欢、旁观》）在《恐怖作为群集之自生存技术》篇中，作者揭示了当代“群集”生存的秘密即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恐怖”。作者对“群集”生活中人们的说话方式的描述，是我们太熟悉的了，早已熟悉到熟视无睹并成为无意识的程度了。故，当作者将它的真相如安徒生寓言故事中的小孩那样揭示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便如梦初醒：原来我们被某人或某个集团以“进天国”般幸福未来的许诺鼓动、召集、诱骗到大街上后，我们就变成了某人或某个集团实现他们自己利益的道具，“我”，并不真实地存在。虽然我们也用自己的嘴说话，但，我们却“异口同声”；虽然我们也有沉默，但这种沉默是没有思考的沉默，它是处于恐怖中的“鸦雀无声”；有时，我们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众口一词”：“钉他十字架！”——自我生存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内在矛盾，正是现时代人的生存悖论。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上，运用精神分析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方法，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语言——汉语言文学——来揭示并颠覆这一悖论，正是《人为与人言》作者的创新之处。　　
　　作者对现时代人的生存悖论的这种釜底抽薪式的颠覆其意义是深远的：它将为我们从“群集”的乌合状态中醒悟并走出来，实现真正的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的人提供可能。　　
　　实在地说，《人为与人言》作者所讨论的问题——个体的人的生存悖论，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这些问题却是我们长期以来熟视无睹的。这些问题在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萨特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弗罗姆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波普、哈耶克、哈维尔等人那里，都早已有着精彩的分析和描述。问题是，作为中国的思想者，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汉语言文学——来揭示、言说与西方思想家们相同的问题，可以说，葛红兵先生是第一个。他的意义不在于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别人有没有讨论过，而在于他是在用自己独立的语言讨论、言说这些问题。这就足够了。它标志着，当下的思想学术界在经过了艰难的疗治过程之后，已经开始摆脱以往的“失语”状态。而且，作者通过自己独立而有个性的汉语言文学言说，表明作者个人曾经作为“群集”中的一员的自觉觉醒。而这一点，十分令人感动。　　
　　二、说破“常识”　　
　　常识是一种人们司空见惯、不言而喻、不能深究的集体无意识，它是人们日常的行为规范。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没有常识的支撑是不可能的；同样，常识的颠覆和崩溃，预示着一个“正常”的社会难以继续它“正常”的存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我们的社会里“普及”常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大陆著名自由主义思想者李慎之先生，曾发愿来生做一位“公民教员”；积极实践公民权利的秦耕先生，更是热情地倡导、呼吁讨论“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挑战“常识”需要勇气，真正的革命者都是挑战“常识”的人；而说破“常识”需要能力，只有思想家才能说破“常识”。——笔者认为，《人为与人言》一书，具有了说破“常识”的冲动与实践。　　
　　这就是“常识”！——“群集具有一种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因此群集在说话方式上绝然不同于个人，群集不可能娓娓道来、俯耳絮语，群集之说话在内容上只能是最简单的，在方式上则尽可能强词夺理，而最能代表群集的这种说话特征的方式便是‘口号’”。（《口号：群集之说话方式》）　　
　　这也是“常识”！——“不过换个角度言之，群集的无个性化、例行公事、因循守旧等等不仅仅是受到群集领袖鼓励而产生的特征，更是群集的本质特征。群集的首要任务在其诞生之时便已经确定：为了维护群集的内部统一，以便群集作为整体得以维系、生存，群集就必须把自己内部的异己分子，那些敢于以特立独行的方式破坏群集的整一性的分子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群集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结构，它过滤那些异端行为，通过不断地强化制度、规章、等级，将个体限制在群集可允许的范围之内，为此它发展出了一种预防机制：惩罚异端，规驯来者，不断地强化自己作为极权的统治特征，以便潜在的异端因为恐惧而变得驯服。”（《群集是这样一种生物体》）　　
　　这还是“常识”！——“群集在大多数时候是作为失败了的‘个人’而出现的。每一个‘个人’在作为一个‘个人’的同时又都会趋向于是一个众人，‘众人’是这样一种集合，它消灭了个人，但又让个人得以生存，个人在‘众人’中作为一个流产的计划而存在，‘个人’被消灭了，但并非已是无，而是以无的形式潜伏着的‘有’。何以如此？‘个人’在‘众人’中，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还保持着自己的个人特征和权利，因而他依然是存在的，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保有这些特征和权利的事实，正是他自己认为自己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众人’，他毫无反抗地接受自己为‘众人’，让自己无个性地消灭在群集之中。”（《因循·屈从·媚俗：作为群集行为模式》）　　
　　……　　
　　——这些“常识”是如此普通，几乎毫无隐秘可言，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人如此地“说破”过！这类“常识”，不正是对我们现实社会里公共领域大家众口一词，私人语言彻底消遁的生动写照吗？！　　
　　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人为”与“人言”是一回事，“说”就是“做”。在后现代语境里，“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你认为你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这无疑是说，私人语言在公共生活领域的缺席，是作为完整的个体的人在公共领域不在场的标志；这种私人语言的不在场还表明，现实社会中缺少独立的个体或说本质意义上独立的个体是一种虚无的存在。“众人”吞噬了“个人”。这就是葛红兵先生向我们揭示出的一个令我们十分尴尬的事实：现实中“人”的不在场或缺席这一“常识”。这一“常识”的揭示，一如当年达尔文说破的人的祖先是猴子那样让我们人类“蒙羞”。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是一个中国人，用我们自己的汉语言文学揭示的“常识”，它与某些蹩脚学者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人之死”有着语境和文本上的根本差异。　　
　　笔者认为，人的“群集”化或“众人”化，并非是绝然负面的，实际上，人的“群集”或“众人”化，也非是一下子完成的，它是经过了一个“人——从——众”的逐步深入的过程的，这一过程正是人的“社会化”过程，它是潜在的人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和条件。如果这一步不能或没有很好地完成，则，人的自我实现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人的“个体化”就是缺乏具体内容的、不充分的。问题的关键是，人在完成了向“众人”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之后，他不应该住足、停留在这一阶段，而应该继续前行，走完人生的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的“个性化”之路——“众——从——人”。葛红兵先生所揭示的，正是现实中的人只能走完“社会化”而不能走向更高级的“个性化”的半途而废的事实。这确实是人的生存的一种失败、败笔。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实中人们停滞、滞留在“群集”即“众人”阶段，就完全抹煞它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这一点，值得葛红兵考虑。——笔者在给学生讲授的“现代人生哲学”中将现实中人的这种悲剧性命运称之为人的“夭折”。——揭示、说破现实中人的“夭折”的事实，是斩断人的“夭折”宿命的必要条件。　　
　　“你不是人！”——这就是常识。这是一个早已被人们驱逐、排斥、压抑到无意识之中的常识。因为，人类是有理性的狡诈的虚伪的动物。揭示、说破这一“常识”，它预示着自由思想的闪电在中国大陆的生成。而自由思想的闪电一旦突入中国人的精神领域，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人的革命就开始启动了。——笔者认为，这是一场有别于轰轰烈烈的群集、群众性的“造天国”的个人性的润物无声的“造人”的事业。如果没有这种微观层面的“造人”工程，则，“天国”只能是建造在流沙之上的。　　
　　三、“人言”即“命名”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或“创造”意义　　
　　葛红兵通过对“群集”的具体生存状态——无“主体”的嘈杂“人言”的汉语言文学分析，颠覆了现时代人的生存悖论，通过自己的“人言”说破了“常识”。之后，他又将讨论的主题转向了“语言”——“人言”本身，且提出了“‘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意义”这样的说法。　　
　　在从哲学生存论的高度讨论了人的“非我”、“自我”、“自体”之后，他的论题集中到《论“道”》、《论誓言》、《论告诉》、《论祈祷》、《论诅咒》、《论应和》、《论避讳》、《论指使》、《论对话》、《论在场》、《论退场》、《论言说》、《论沉默》、《论慎言》。通过对祈祷、诅咒、应和、避讳、指使、对话、在场、退场、言说、沉默、慎言等等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中“人言”的具体样态、范畴的阐发，如对于“永恒者”和“短暂者”言说的具体分析，（《论言说》）无不指向充斥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的“悖谬人言”（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人言”——“非人言”）的生存论基础：社会等级秩序、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只是，这一点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我们仔细读解的结果，或说是，关于人言的生存论基础，有待于读者的解读或诠释。　　
　　作者结合中国古典思想、基督教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思想等等独到的言说，简直让我们惊异。可是，笔者发现，至此，作者所说的“人言”的含义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如他对于《老子》中“道”的理解：“正是人言使世界成为有意识的世界。‘道’生万物就是这意思”；“古人出于对‘道’的崇拜发现了‘言说’对世界的规划始原意义”。（《论“道”》）毫无疑问，作者在这里所说的“人言”是“个体性”的、独立性的，而此前他所说的“人言”是“群集”的、乌合之众的。如果不明确地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人言”，而笼统地说“‘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意义，是很容易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笔者惋惜地发现，一路精进的葛红兵在这儿发生了“巴别塔”式的“语言混乱”。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将葛红兵对于“人言”的两种用法明确地区分开来，在超越了“群集”的意义上讨论“人言”，就会发现他关于“‘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意义的说法实际上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内容。　　
　　“人言”具有对世界的“规划始原”意义，实际上说的是语言的“命名”功能。“人言”与“命名”同义。这一点，与笔者在《试解命题：“命名即创造”》（《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一文中对于“命名”的言说不谋而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笔者认为，在超越了“群集”的意义上，葛红兵所说的“‘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与“命名即创造”这一命题是同义的。它包含着深刻的、真理性的思想内容。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命题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相反，它的问题大得很。一方面，现实中会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诸如邪教教主、巫师等）利用这一命题来欺骗、愚弄百姓，还可能有不求甚解者任意地将这一命题庸俗化即将它理解为“实在性”而非是“象征性”的“创造”、“规划”；另一方面，这一命题在历史上暗暗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所表达的真实内容正是一切形式的传统的、现代的思想体系、主义、学说即话语霸权。当《圣经》等中西传统思想体系以绝对化的第一人称“神”、“我主”、“佛”、“道”、“逻各斯”等来“命名”事物、颁布法律时，霸权即宣告基本完成。因此，“命名即创造”或“‘人言’对世界的‘规划始原’”这一命题，正是对后现代思想所欲颠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结构、理论体系即话语霸权的真实表达，也是其内在逻辑。不过，这一内在逻辑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遮蔽着，并没有得以彰显，且随着理性“启蒙”的日益深入而使这一内在逻辑世俗化了。在社会政治领域，这一特性表现为法西斯式的专制和独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内在逻辑的历史的“神话学”特征和经济原型——将一切异己事物统一化、同一化、普遍化、整体化、绝对化的吞噬一切的特性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逻辑必然。在社会政治领域，这一特性表现为法西斯式的专制和独裁。　　
　　其实，所有思想体系（宗教理论或哲学理论等），说到底无非是人们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解释、阐释或理解系统，其合理性一方面存在于对于现实人生超越有限性追求无限性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存在于它使用语言符号对于宇宙人生的创造性阐释而不是纯粹的非理性的、盲目的、荒谬的迷信，它有其深刻的、隐秘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就是我们所说的“命名即创造”或“‘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如果没有这一命题——内在逻辑的支持，则一切理论建构都是不可能的。发现这一内在逻辑，可能是我们破解一切传统思想体系即话语霸权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某些世界性的宗教信仰作为非理性的活动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其根源盖在于它是一种有道理的、合理性的即包含内在逻辑的解释、阐释系统，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这种内在逻辑往往被遮蔽、遗忘，从而一方面其真理性意义和价值得不到合理的理解和揭示，另一方面其否定性意义即话语霸权也不能够得以从根本上消解、解构，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意识形态的语境下。说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马克思所说过的话：我们之所以看着他人伟大，是因为我们跪在他们面前。看来，对于我们来说，站起来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有人认为“命名即创造”或“‘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的命题纯属形而上学的无意义的诡辩，那就由他去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已被埋葬过无数次，但它依然屹立在哲学史上。笔者认为，“一个好的命题，胜过一打博士论文！”　　
　　只有发现形形色色的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结构、理论体系即话语霸权的内在逻辑，并将其意义充分地彰显出来，对它的颠覆才能做到釜底抽薪式的而不是隔靴搔痒式的。须知道，历史上一切以“真理”的名义出现的思想体系、主义、学说，都不是白吃饭的，不深入其内部拿住它的大筋、死穴，是无论如何也奈何它不得的。而“命名即创造”或“‘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这一命题，可能就是所有思想体系、主义、学说的大筋、死穴，拿住了它，则一切思想体系、主义、学说，都将原形毕露。此外，西方的后现代思潮无论多么深刻并深入人心，可它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思想理论界必须做出自己切实的努力。“理论创新”不是哪一家的专利，“命名即创造”或“‘人言’对于世界的‘规划始原’”这一命题有可能为“理论创新”开辟巨大的可能性空间。　　　　

2003，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