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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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

   韩小蕙


　　数量和质量
　　散文是血统高贵的品种
　　写得好历来是优秀散文家追求的目标，古代诗人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今天，优秀的散文得来也难。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写了20年，是从他在陕北落下残疾以后就开始了，这15000字里面，字字凝结着20年里酸甜苦辣的人间阅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痛彻肺腑的生命感悟，可以说真正是拿了生命换来的。散文创作的确存在着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已有许多界内人士在思索、自省与批评。
　　比如，《文论报》刘向东说，散文是血统高贵的品种，是有定数的，多余的部分就是泡沫。《十月》顾建平说，散文的繁荣不在于数量多，好的散文家不在于写得多，别以为依靠等而下之的重复混个脸熟，大家就认可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散文家的功夫应该是修炼，从各方面修炼，修炼到家了，文章就写好了，冯秋子说，散文与人的质地有关，这种文字方式更本质，更接近人的本色，只有悟性高的人可以据有较大的空间，整理自己。他们都对现在散文写作、出版的过滥表示忧虑，认为这会给散文的健康发展带来灾难。
　　在热潮当中，冷静思考尤为重要。全民写，全民阅读，全民提高，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走过了头，弄得大家一听“散文”二字就烦，就掉头而去，连好文章也不肯看了，那可就糟了！有的人为了证实自己的“勤奋”，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写出3000字；有的人为稻粱谋，日产2000字，换得人民币XX元；有的人为了发表，到编辑部送厚礼、拉人情、软磨硬泡；有的人为了出名，不遗余力地纠缠着评论家们为之吹捧……凡此种种现象，奏出一声声刺耳的不和谐音，破坏了90年代散文交响曲的雄浑辉煌。
　　笔者认为：很可能散文真是“有定数”的，对个人来说，一年里、甚至几年里能写出一篇精品就不错了。著名女作家张洁也曾对笔者说过，小说是可以天天写的，但散文不，往往好几年才能“等”来一篇好的，那是她在谈到《“我很久没有喝过香槟了”》一文时说的，她说该文是她近五六年里“等”来的最满意的一篇。朱自清先生一辈子，家喻户晓的不也就是《背影》和《荷塘月色》两篇？余秋雨先生写得最好的，还是积累了多年的《文化苦旅》，后来虽然停笔两年，《霜冷长河》还是比《文化苦旅》逊色得多。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散文文体的特殊性决定的：小说编的是古往今来的故事，报告文学写的是实在发生的事情，评论是审视别人的文章，都有客观的依托，惟有散文是抒发个人的生命感悟所得，你不可能天天、日日都有新发现、新所得，人生是一道大难题，一辈子能解得清几个“结”？
　　政治和经济：
　　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是第一位的
　　4年前我曾读到这样一则报道：一位电脑专家问一位作家，现在全世界都被电脑改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知道吗？作家说，我是搞文学的，不搞科学，所以不知道。电脑专家正色道：电脑已经把人类生活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并且还会有更为巨大的改变，这早就不只是科学大门之内的事了，早就影响到人类活动、包括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了，你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不是太落伍了？！
　　这则报道给了我十分强烈的刺激，从此开始关注高科技方面的事情，并有意识地在我效命的文学副刊上刊发这类文章。有一天登了一篇《火星人的文化启示》，该文扼要介绍了美国的科学家们关于改造火星、150年以后把25万地球人送到火星上生存的计划设想，极为新颖大胆，也给我们带来现代化生存的大量重要信息。这果然就不单单是科学问题了，首先就是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难题，不然，苦果真那么多人共存于火星，将来靠什么来维系他们的和睦相处呢？在民族、国家、阶级统统消亡之后，世界大同的基础会是什么呢？也许只有文化了吧？若果真如此，人文学家也是任重而道远啊。
　　熟料，文章发表后，我随访了一批作家，不论老的还是年轻的，都答曰：“没看。”问为什么？说是一看是科学方面的事，跟文学也没什么关系，就算了。
　　文学，散文，果真是跟科学、电脑，没什么关系吗？由此，确实发现大多数作家们对高科技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现状，浑然不觉。在当今时日，世界已经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无限大”，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英特“魔”网罩住了一切，这正是需要人文学家和科学家们相互协作的时候。就拿上述那个火星改造计划来说，可别把它仅仅看作是后弈射日之类的“神话”，那些认真的科学家们，真的是在为人类寻找新的家园啊——他们认为人口的快速膨胀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在不太远的将来，就会使人类面临地球资源枯竭的问题，为避免人类为争夺生存权而互相厮杀，应该向科学寻找出路；而在这过程当中，没有人类的心灵相通、精神上的互相融合互相抚慰，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多么重大而严峻的课题啊！只要想一想，单是公元元年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多神速，而在精神追求的泥泞当中团团打转不能自拔，就可以想见人文学家的工作意味着什么？150年，短短一瞬间，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了！
　　1992年，中国作家们极为推崇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曾悄悄来到中国，不见新闻界也不见文学界，只见了一些有关的政治经济界人士，所了解的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1994年，另一位世界文学大师略萨也来到中国，关切地询问中国的政局和经济发展。作为作家，略萨主张文学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其次才是文本身。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也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作家应该向世界文坛学什么？”
　　散文只有具有了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和心灵高度，才能深刻和厚重起来。
　　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是第一位的。
　　商业化炒作：
　　拿散文发财比较难
　　幸好，散文的商业利润不高，所以不像有些小说和电视剧那样离谱地进行商业化炒作，非把读者和观众腰包里的钱掏出来，不然誓不罢休。散文的目的至今相对纯粹些，因为拿散文发财比较难。
　　当然，在滚滚商潮的大背景下，散文在某些人眼里，也同样可以成为有利或有名可图的商品；再者，媒体扩大了散文的影响，同时，也使散文的“泛化”倾向，如同夏天的野草一般疯长起来。这两点加起来，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时尚化。迎合某种萎靡的风气，一些散文成为一种打眼的包装、一种美丽的外壳，感情矫揉造作，文字浮艳轻佻，张口“淑女”“贵缓”“名车”“豪宅”，闭口“温香软玉”“唇红齿口”“缠绵缱绻”“秀色可餐”之类。
　　2）实用性。某些散文成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空气，成为“热狗”似的消费品，成为文字垃圾，如“广告性文字”“拍马性文字”“邀宠性文字”“要官性文字”。据说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单位不好好工作，其领导想让他待岗，他就写了一篇吹捧某权势人物的“散文”，然后拿到单位威胁领导，“我可是跟××关系不错！”在这里，玉洁冰清的散文竟已被堕入黑潭，沾了一身污浊，这也是90年代的散文的“新现象”！
　　3）物质化，纯粹为金钱写作。等字等金的诱惑左右了一部分散文向“市场需求”妥协，人家要爱情就写情天恨海，要家庭就写菜咸了菜淡了，要宠物就写阿猫阿狗，要旅游写名山大川，要革命就写壮志豪情……有的还可以批量生产，像完成某种规格的产品一样，如日期、如内容、如字数交稿，有求必应。
　　4）小圈子。哥门姐们的“集体操作”可以“壮大力量”，共同出名，共同得利，共同褒贬，共同抵抗。根本不用殚精竭虑地点灯熬油了，也不用费神切磋怎么把文章写得更好，甭管写得好不好都腰杆硬硬，派别林立自有“道理”。
　　5）浮躁化。尤其表现在散文编辑们不认真读书，不下功夫研究散文界创作情况，乱发作品，乱捧作家，乱排名次，来不来就是“最”，什么“最好的”“最高的”“最早的”“最讲究的”，甚至最长的也成了夸赞的理由；动不动就“独”，比如“独特”“独步”“独具慧眼”之类的词，满天飞。
　　6）交换化。更有个别等而下之的编辑把版面变成自留地，以发稿为交换条件，为自己谋取私利。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一个正派主编能振兴一本刊物，一个谋私利的主编毁掉一本刊物的事情，创刊不易，生存不易，自毁起来可是容易得很。
　　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其实早已经被多次提出，有的还被批评曝光，但一直是割了还长的毒瘤，除根可真不易！有人说这是商品社会必然的衍生物，金钱至上的思想也同样会使文人们的心态变得浮躁，不再安心在寂寞的书斋里下“笨功夫”，因为付出太大，收支严重不相抵，所以宁愿铤而走险地去走“捷径”，初级阶段嘛，可以理解。也许是这样吧？但我总觉得，人虽然是物质的，虽然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人又绝不只能为财而生死，总要追求一点高尚的精神情操。尤其是文人，自古就有安贫乐道的传统，古人能“熬”得，我们这些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现代作家，熬不得？
　　港台散文：
　　不能苟同龙应台
　　无可讳言的是，在90年代初期，内地的出版商成功地制造了“港台（包括海外华人）散文神话”，先是一批又一批女性作家走红，被捧到天上，于是卖上了无数的书；后来又来了几位男性作家，更被捧到太阳上，说是海外人人都读他们的书，不读就怎么怎么没文化怎么怎么不开化怎么怎么虚度此生之类，于是就卖了更多的书。这倒不怎么奇怪，因为商人要赚到利润嘛，怎么能把书推销出去就怎么起劲地吹，反正吹破大天也不会被问个“吹牛炒作罪”。
　　奇怪的倒是内地的某些评论家和作家自己，也不遗余力地跟着吹，“大师”呀，“大品”呀等等一顶又一顶桂冠，绝对是吝啬于戴到内地作家头上的，却忙不迭地呈送给港台作家。
　　在这种情形下，读者自然是不容易明就里的。就连内地散文界也大受影响，真以为自己不行，于是很多作家抬不起头来，显得很自卑。而有些港台和海外华人作家也就产生出莫名奇妙的优越感，真以为自己“高级”多了，一到内地就趾高气扬，下车伊始就开始哇啦哇啦不停地批评这指责那。
　　很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97年《美文》杂志召开创刊五周年座谈会，龙应台女士在内地同行面前毫不客气，连发三箭，说明“五四”文学传统在台湾而不在内地。她的三条根据是：1）内地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所以不可能有好散文。2）内地语言是“毛语体”和套话，所以不可能写出好散文。3）内地对美已经粗糙化了，以至于最纤细的美已经没有了，所以不可能产生出好散文。龙女士这么看不奇怪，奇怪的又是内地作家，有两位还是很知名的，立即随声附和，其中一位居然当面说出：当今继承了鲁迅杂文传统的只有三位港台作家，龙女士即是其中之一。
　　这种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因而当场就受到反驳。我不愿意说这二位是存心长他人的志气，但时至今日还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至少是很糊涂的。这些年我们读港台散文渐渐多了，与内地的好作品、大作品相比较，恕我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内地散文。
　　1）我们经受了那么深重的苦难，背负着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这就注定了我们的内容沉甸甸，这是好作品的首要条件。
　　2）华美、空灵的文字是形式而不是本质，我们更重视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这是好作品的根本因素。
　　3）好比搬不走的故宫，你可以把珍宝都拿走，但却绝对搬不走精神，精气神儿是生命之根，这是好作品的灵魂。
　　4）更重要的，从创作实践看，内地有一批极优秀的散文大家，更有数不胜数的既有精神高度和实在内容，又有意境、气韵和文采的优秀散文作品（因为太多，恕不在此排列），白纸黑字，这是留在文学史里面的客观存在，永远经得起历史和后世子孙的检验。
　　所以，我认为内地作家和读者们根本不用妄自菲薄。当然，港台也有很多好作家和好作品，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比如他们对传统文学的重视、学习和继承，就比许多内地作家自学得多，修养和功力也深厚得多，读余光中先生的《听听那冷雨》，这感慨尤其强烈；再比如龙应台女士文章中的奇绝剑气，也常常是寒光一闪而天下惊，为内地作家远远弗如。从共有一个祖先来说，这也是对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