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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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缺了什么
徐上峰



　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当然有东西文化差异的因素。但如果仅以文化差异来解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中国作家大部分是不会承认己不如人的，可能有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在作祟，这从每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国内作家的反应就可看出。在他们看来，这一奖项似乎不是为中国设立的——西方对中国文化不了解。

　　这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我以为，中国作家在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缺乏，与中国作家的作品存在两个缺点有关。其一是缺乏人文主义关怀。翻开近年来世界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对丑恶的谴责，有对卑微的怜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颁奖词这样说：米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同样，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的作品主题经常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女人生来就被塑造、被忽视。颁奖词这样评价她，“她经常用非凡的语言，对社会上各种陈腐现象以及禁锢力进行荒诞不经的揭示和抨击”。从历届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看，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数着力小人物、小事件、小地方，但却有很强的时代性以及宽泛的代表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作家耐得住寂寞，能够在写作方向以及题材上坚持多年甚至几十年不动摇。

　　中国作家的另一个缺陷是，作品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小。中国作家写故事很有一套，很多作家写故事酣畅淋漓，但看多了就会觉得，他们几乎把故事写完了，百分之百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留下可想象的空间。这种代替读者思考的文学作品，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文学作品鼓励“合理误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被允许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读者有自己的思考，让读者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将他们的想法带到作品中去，对作品进行解构与再创造。因此，对同一文本的阅读，读者的阅读结果不尽相同。譬如，歌德的作品缘何成就高，是因为他的作品含有更多“未解”因素，留给读者去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很能说明问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是他的高妙之处，也是他的作品能流芳千古的主要原因。

　　结合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他们喜欢将故事和盘托出，事件和文字传递的意义是单一的，读者看这类作品可以一目十行，并不影响阅读效果。比如“80后”作家郭敬明和韩寒，他们的语言天赋的确不俗，作品也很畅销，但却不能让人回味，也没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的背后，总有作者的意义存在，而这个作者的意义是多元的”。遗憾的是，在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其它元素都是固化的。

　　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在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提及“冰山原则”，他认为：“冰山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文学作品中，文字和故事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是思想性的东西，需要读者的再思考。在《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作品中，他很好实践了“冰山原则”，做到“越少，就越多”。一部经典作品应该有丰富的寓意。在茨威格的作品《看不见的收藏》里，我们透过那位失明老人在穷困潦倒的际遇中，依然关心自己的收藏品，发现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最为艰难的时候，国民对艺术的追求依然没有丧失。他所收藏的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一种看不见的财富，即伟大的民族精神——只要信仰还在，民族复兴就有希望。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茨威格的小说是一条潺潺流去的美丽小河，使你读起来感到无上的愉悦和满足，可以经得起一读再读，百读不厌。”

　　文学具有相通性，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中国作家证明自己的惟一方式，但不解决上述两个缺陷，中国当代文学在文学史上将是欠缺分量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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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到底缺什么？
桑永海



    顷读徐上峰先生文章《中国作家缺了什么》(见《文艺报4月19日2版》)，颇受启发，得益甚多。

    首先，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许多重要问题聚讼纷纭，往往与此有关，作者抓得很准。其次，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一个敏感话题:“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问得也实在是好，好在不拖泥带水，直面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境遇。还有，作者明确指出:中国作家在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缺乏，与中国作家的作品存在两个缺陷有关。其一，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其二，写故事很有一套，却没有留下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上述观点我都赞同。但细读之后，总觉得文章尚有未尽之意。缺什么呢？缺少了对作家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追问。我认为，我们中国当代作家总体来看，最欠缺的，就是那句人们早已熟悉了的老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

    毫无疑问，从思想的深邃到艺术的创新，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必须是独特的“这一个”，必须深深扎根于历史苦难、社会变革与民族精神搏动的深处，我们才有希望竖立起一座座文学史上的丰碑。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反之，如果作家主体意识僵化，缺失个体的独立精神，缺失个体心灵的自由，还谈什么天马行空般的艺术创造呢？

    由此观之，正是作家主体意识的缺失，才导致徐文所指称的文学作品中的“两个缺陷”。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中国作家到底缺的是什么，也就很清楚了。

    甚而，中国作家主体意识的缺失，在当代文学六十年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很值得深思的。批评家洪治纲最近有一段切中要害的论述:“倘若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代作家，我觉得有两个极端情况值得关注:一个是精神的极端禁锢，一个是精神的极端放纵。”回望历史，洪文分析道:首先，极“左”思潮横行时期的文学创作，作家无法把握独立的艺术空间，也无法追求自由的审美表达。其次，面对9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格局，作家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受制于文化消费与大众传媒的规约，随着年轻作家的不断涌现(例如郭敬明)，甚至写作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或娱乐的方式。

    请看，作家们的主体精神，要么是极端禁锢，要么是极端放纵，两种倾向，其源一也。这不都是作家应有的主体意识的缺失吗？几十年大趋势如此，尽管曾有过80年代文学一度辉煌，但就当代文学总体来看，走向世界的路还是很艰苦的吧。首要的问题是，在儒家代代相因“内敛型人格”精神习染下的中国作家，如何才能像和我们国情基本相同情境下的许多俄罗斯作家那样，修得现代知识分子理应具备的自由而独立的主体意识





原载：《文学报》2010-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