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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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
鲍昌宝
关键词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 (张桃洲著）


　　上世纪最后20年，随着对中国新诗近百年发展状况的不满和对新诗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清理，“回归诗歌本体”的声音开始出现，诗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重新被诗人和理论界所重视，语言工具论思想在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中受到强烈质疑。“回到诗歌本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回到语言的路上去”，所谓“诗到语言为止”便是一种极端的口号。诗歌对语言的觉识显示了中国新诗的巨大进步。由此，理论界开始关注诗歌文本分析，强调诗歌文本之间语词的张力与修辞策略，试图勾勒中国新诗精神现象学谱系，拓展了巨大的学术研究空间，获得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对于中国新诗，强调语言本体性存在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效的?亦即新诗面对的现代汉语特点、质地和诗歌艺术之间存在着怎样复杂的关系?如果说“诗到语言为止”命题成立，意味着新诗语言和新诗本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那么，现代汉语先天就拥有诗性内涵而获得新诗表现的最佳途径吗?问题的追问又可以分成两个向度表述：什么是中国新诗的诗性内涵?现代汉语的形态又是什么?综合起来便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中国新诗和现代汉语之间存在怎样的重合、同构或者悖逆、异态关系?只有回答了这个基本问题，中国新诗的“语言本体”意识才具有真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探索现代汉语的形态特点和质地，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新诗的诗意空间，成为新诗研究亟待展开的课题。张桃洲博士的论著《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便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开拓。
　　长期以来，现代汉语与中国新诗的关系一直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现代汉语究竟为新诗的成长提供了怎样的言说空间，诗人和理论界没有给予清晰的学理上的辨析。这其中，既有对现代汉语资源和质地缺乏精深的洞察，也有对中国新诗表达困境的漠视。因此，对现代汉语进行正本溯源的考察并探讨其在新诗诗意空间建构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便成为切近新诗本体研究的战略性行为。在对现代汉语的资源考察中，张桃洲博士发现对中国新诗影响深刻的三个方面：古典白话，大众口语，“欧化”倾向，它们直接形成了中国新诗的发展流向：大众化、散文化、现场化和繁复化；在对现代汉语质地的考察中，现代汉语在古典和现代的杂糅中形成了以语义一事理逻辑为主体的理性思维模式，因此，现代汉语不只是白话对于文言的地位取代，而更是语言思维的扭转。从现代汉语的资源和质地来说，它迥然相异于古典汉语的雅致、规整，对古典诗意的表达具有先天的摧毁性的“反诗歌语言”特征。这种现代汉语的诗意表达的局限构成新诗诗意开拓的困境及其可能向度。
　　从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来看，诗人们所进行的把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来经营的努力，其根本动因就是如何为先天不足的白话语言注入诗性的营养。这种探索是一个双向的互补的过程：一方面现代汉语努力从古典汉语中汲取其诗性成分，在最大程度上保留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的历史承传性，激活汉语中先天的富有诗意的精华；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中现代生活和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中国新诗，不断发现诗歌的“新原质”，积极拓展新的诗意空间，为现代汉语的诗意化、艺术化建构提供独特的平台。其中，西方的诗歌，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和范式为中国新诗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和诗体摹本。西方的诗歌语体不仅直接对应着现代汉语的“欧化”倾向和语义逻辑的思维特征，而且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论的借鉴和运用所形成的意象理论，契合了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的同质性的方面。因此， “西质中形”的现代汉语在诗意空间的建构中，便在现代与古典、西方与中国这些同质和异质要素之间复杂的关系中展开。
　　换句话来说，现代汉语在完成了对古典汉语的颠覆以后，更为切近现代生命的表达和社会的交际功能，然而，从古典诗学的立场来看，古典汉语曾被认为是与诗歌最为接近的语言，现代汉语中诗意的“天然”缺失，其“非诗化”倾向异常明显。因此，在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的命题中，必然隐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元命题：必须打破古典诗学对现代诗学的垄断地位，改变古典诗学的一元论思维定势，把诗歌理解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是开放的、发展的，具有“无限度的弹性”，它具有包容性的诗学内涵。先锋性和探索性是现代汉语诗歌的重要特征。
　　在此基础上，张桃洲博士展开了对中国新诗建构现代汉语诗意空间的历史形态的考察，并以话语研究为中心探讨建构现代汉语诗意空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对新诗语言“节奏”的分析中，他认为“节奏”既是从日常言语中提炼出来，又成为将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分开来的标尺。中国新诗由于现代汉语散文化、浮泛化的特点，不再注重诗歌形式的外在节奏，如平仄、押韵、工整和雅致，而代之以追求言语结构的内在节奏与情感起伏变化的同构，以根据“内在”情绪的律动而选择贴合这种情绪本身的节奏、又符合现代汉语特性的形式。经过精心锤炼和营构的现代诗歌体式，不是靠外在的音响引人注目，而是以其内在的律动(节奏)而撼动魂魄。因此，新诗之诗意的获得并不特别倚仗外在的诗歌形式，而主要是依靠内部深层结构的营造。由此创作出来的新诗，类似于废名所强调的“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即以散文化句式、自由体的形式传达现代诗性的内涵，从而完成现代汉语的“诗的转换”。
　　另一方面，现代人生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现代汉语表达的失语之间的困境，在张桃洲博士那里被归结为诗歌精神性骨架的缺失。作者认为，由于很多诗人缺乏一种诗的思维术，一个诗的逻辑学，导致其作品的简单浅显和芜杂混乱，因而难以具备现代诗歌的“当下性”和“完全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无论是郭沫若主张的诗歌是情绪的裸写，徐志摩对理想精神的讴歌，还是李金发、戴望舒等人对法国象征主义艺术的借鉴，废名、金克木对道家禅宗的倾心，闻一多、卞之琳、袁可嘉提倡的新诗戏剧化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尝试着为现代汉语寻找一种诗性思维方式。他们的探索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中国新诗在诗的生成机制和诗质上如何赋予现代汉语诗性表达的维度。
　　在张桃洲博士看来，中国新诗诗意空间的建构应立足于一个基本点：“我”的发现。这既是现代文化对生命的重新塑造，体现了现代社会中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现代汉语走向精密化表述的一个缩影，它确定了现代汉语以叙述性句式为主干的架构。正是“我”的出现，结束了中国古典诗歌长期“无我”的状态，改变了诗人观察世界和处理与外物关系的方式，古典式的“以物观物”“目击道存”的物我交融性消解了，“我”成了中国新诗里的主要色调。以“我”为主体的言说方式将个人的不可替代的经验以独特的方式传达，构成新诗诗意空间拓展的最为核心的基点。“我”的呼喊、“我”的倾诉和呢喃，“我”的理想的颂歌，“我”的分裂与含混，以及“我”被“我们”同化，最后在世俗狂欢中消泯，诗人通过对自我的抒写全景式地展示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外在世界与自我内心世界的紧张和冲突，表演了一曲曲深刻而动人的乐章。
　　正是以“我”为中心，现代汉语开始了对现代生命“情绪”的一系列诗意表现：无尽的乡愁中，现代诗人怀想古典的芳香和悠远的意境，再现了古典的简约、蕴藉、含蓄的美；现实的繁杂中，现代诗人守望生命的良知和尊严，经历了人生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战争的严峻中，“新世界”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生命的呐喊和激动；时尚的喧嚣中，神性的仰望启示人生“诗意地栖居”的安宁和静穆。在古典的乡土文化不断湮灭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汉语在自我的涵故纳新中承载了现代生命全部的“诗”与“思”。在对于现代生活和现代情绪的表现中，张桃洲博士特别看重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年写作”模式的对应性特征，认为“中年写作”模式真正体现了现代汉语“当下性”的现场感和繁复化的综合能指功能，从而摆脱汉语的模糊性和简易性对情感的类特征和青春感伤性的表现阈限，揭示了现代汉语开拓诗意空间的巨大可能性的路向。他指出，“中年写作”指向的并非某一年龄或时段，而是某种写作心境和态度，在这种心境下的写作不仅依靠激情和才华，而且更加依靠“对激情的控制”，依靠“综合的有效才能”、“理性所包含的知识”和“写作积累的经验”。这展现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全面走向成熟的可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比如，诗人冯至所介绍的里尔克的“诗是经验”命题和所引导的“走向哲学的诗歌”倾向构成现代汉语诗意空间建构的富有活力同时充满张力的话语资源。
　　正如张桃洲博士所意识到的那样，中国新诗话语表述一直存在一种“经验与表达”之间的张力和困境，不仅表现为处于生成中的现代汉语本身给予诗人言说空间的限制，而且来自诗人所处时代及具体现实情景的牵扯。中国新诗在语言和经验的外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变形和扭曲，现代汉语如何被中国诗人用来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诗?语言和经验如何在诗人的倾力熔铸下而获得新的诗歌形式?这已不仅仅是关乎语言和新诗本身的问题，而应该引起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索诗歌的表达。面对现代都市、革命和战争文化语境，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境遇中的中国诗人，如何获得新诗的言说空间，建构现代诗意，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与不断追问的命题。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 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