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抗：一项鲜为人知的教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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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克抗：一项鲜为人知的教育实验
2010-12-08
作者：姜晓明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北京文学》曾刊登过一篇名编剧邹静之写的《女儿的作业》：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画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我曾对女儿说，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

　　何克抗对这篇文章印象深刻。他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我们片面地强调工具性而忽视了人文性。“抽掉人文精神，只在词语和句式上兜圈子，语文教育就会失去灵魂，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对语言符号进行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

　　什么是跨越式教学？

　　10月25日，宁夏海原县关桥中心小学，老师田虹在给二年级上语文课，课文是《酸的和甜的》。前20分钟，她给学生讲课文，然后让学生读手上的扩展阅读材料——材料是北师大跨越式教学团队所编，与这一课相匹配的有10篇阅读材料。10分钟后，田虹让学生们互相交流，谈谈自己喜欢哪一篇文章，并写下对这篇课文的感受，无论长短，但一定得写。田虹所采用的就是何克抗带领的团队所进行的跨越式项目中语文教学的“211”模式。

　　1949年之后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大致是这样的：一二年级以识字为主，三年级开始注重阅读和写句子，四年级开始写完整的文章。何克抗的语文教学方法里没有先后顺序，从一年级“学拼音阶段就把识字、阅读、写作相结合，两年下来，学生阅读量可以达到七八十万字，达到现在四五年级学生水平。”

　　这种教学思路大概形成于2000年。2003年，他的团队先在深圳南山区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子弟学校白芒小学做实验。随后的7年，从南到北，在分别处于发达城区、城乡接合部、农村、山区的200多所学校做了实验。“实验证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大规模的推广。”

　　墙里开花墙外红

　　何克抗去海原那几天，早上6点钟起床，7点钟出发，听课评课，晚上9点钟回到住处，还和学生讨论一天的情况。“海原跨越式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曹培杰说：“回到住处等服务员来开门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桌子倚在那里，累得连站着都很困难了。”

　　曹培杰每个月都会来关桥中心小学。2009年他第一次听田虹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个大个子女生旁边。“扩展阅读的时候，这个女生完全读不下来，她的眼神看上去很浑浊，呆呆的，整节课都不说话。”这位女生已经读了3次一年级。一年之后，曹培杰看到这个女生能读一两页的文章了。当老师提问的时候，她举手并且说出了正确的答案。

　　类似的惊喜很多。梁文深在听许海英给跨越式实验班上语文课，让学生口头作文的环节出的题目是：太阳。“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要送给奶奶一个黑色的太阳。我当时听了心里担心他怎么说下去。结果他接着说，我想用这个黑色的太阳让奶奶的白发变成黑发。我非常激动，这才是孩子内心真正的动人的表达。”

　　在一些实验多年的地方，效果更为明显。比如，北京延庆的农村实验点跟西城区的名校相比，广州番禺沙湾的农村实验点跟越秀区的名校相比，统考成绩不相上下。北京石景山区有一所杨庄中学，2002年之前，由于教学质量不佳，经常招不满学生。2003年加入了跨越式实验，“2006年，全区初三中考，杨庄中学跨越式实验班的英语成绩全区第一，其他科目全部进了前5名。”如今，杨庄中学开始为教室不够而发愁，因为许多学生跨区来争读这所中学。

　　2007年，新加坡召开了一次华文教育研讨会，辗转请到何克抗，他的跨越式教学方法令新加坡人震惊。同年9月，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副司长带着一些校长到北京和广州考察了10天，看了5所实施跨越式教学的实验学校。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开始挑选学校进行实验，发现效果很好，便逐步扩大试点。到了2010年9月，新加坡开始在全国推行以何克抗团队跨越式教学为蓝本的华语教学方法。他们不用“跨越式”这个名称，而是称为“十分华文”。

　　艰难的推行

　　但在中国，跨越式项目的实验已经做了7年，还没有重要部门的大领导到现场看过。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今年5月亲自到河北丰宁的实验学校看了看，有一堂课专门检验六年级学生的现场写作能力，来访的老师各自出题，随机抽取。被抽到的纸条是“理解”，这个题比较抽象，有难度，但大部分学生在一个小时里写到了1000字。“孩子们自由地表达，想到什么写什么，文字流畅。”这让梁晓燕很惊讶，“你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1小时内写1000字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西部阳光基金会决定在甘肃成县引进跨越式项目。梁晓燕认为这是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好思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改革效果。“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语文教学十分糟糕，都在骂，但骂完之后呢？”

　　何克抗2009年没有被评上一级教授，得在今年退休。没被评上的原因是没有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成果就是要拿到国家级的奖项，在国际期刊发表足够的论文。”何克抗做的这些事情更多地被归为农村教育的范畴，而农村教育是没有国家级奖项的。

　　74岁的何克抗对名利早已无所求。“我现在还能用我的名声和地位顶着做这个项目，万一我不在了，其他人能不能顶住？”

　　国家一直在强调教育创新和教育均衡发展，跨越式教学是不是创新？是不是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了比原来好得多的教学质量？“农远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投了110个亿，效果很难说有多好，我们这个项目，只要几亿就可以在全国开展下去，而且效果很好，新加坡的人都找来了，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来呢？”他很无奈，甚至感到难过和悲伤。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教育，他希望教育是公平的，他希望这个项目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终止而终止。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41期）

　　链接　何克抗，1937年出生，广东大埔县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博导，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教育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先后7次获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