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报主笔陶希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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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报主笔陶希圣(1)


　　陶希圣是蒋介石的一支“御笔”，曾担任《党军日报》社长、《中央日报》主笔。陈布雷评价陶希圣：“锋芒太露。”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189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9岁时，陶希圣就随其兄入河南的旅汴中学就读。当时正是“废科举、讲新学”的社会运动之中，少年陶希圣所学学业可谓新旧参半，最优秀的当属历史一课，“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

　　1915年，16岁的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尽管历经磨难，但是陶希圣还是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北大预科班。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家境有所改观，天资聪慧的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但每次考试均能名列前茅，1922年北大毕业。

　　在云雾叠障的中国现代史中，陶希圣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曾经创立著名的“食货学派”，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1937年时任北大教授的陶希圣弃学从政，进入政坛，并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料地纠缠在一起，成为某些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

　　1927年1月，陶希圣忽接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来电，聘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1927年5月，北伐军唐生智领军北上，继续讨伐北洋军阀残部。驻扎宜昌和沙市的夏斗寅部队，佯称腹背受敌，遭杨森川军攻击，撤退东进，企图乘虚而入武汉。夏斗寅的先头部队，是万耀煌指挥的一个师，迅速进占了纸坊，距武汉不足二十公里。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将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由武昌出发，西往迎战万耀煌部。但是夏斗寅为保存实力，并不想真打仗，一见武汉出兵，就把武樵公（万耀煌）的部队撤走了。之后陶希圣随军西进，沿途参加当地革命运动，在咸宁县，碰见开农民大会，农会书记报告会前枪毙五个农会叛徒。“那五个穷困乡民不过是先参加农会，后来不想干了，农会就把他们捉起来，枪毙示众。”陶希圣时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闻之大发雷霆，不准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农民，并警告那个书记，如果得知他还敢枪毙农民，就把他抓起来枪毙。农会书记大吃一惊，急奔武汉，指控陶希圣是“反动军阀”。未出几天，武汉政府就派人替换了陶希圣。幸而当时陈独秀的主张仍然主控局面，陶希圣总算留下一条性命。陶希圣对陈独秀终生感激。后来陈独秀出狱，在武汉期间，陶希圣曾悉心照料。

　　不久，陶希圣被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召回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并在施存统未回武昌之前，代理主任。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在武汉宣布“分共”，并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恽代英找到陶希圣，对他说：“今日时局在变化中。

　　程潜主张东征，张发奎主张南下。我们决定将军校改编为教导团，跟随第二方面军南下，回到广州。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请你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随着上海“四一二”及武汉“七一五”政变相继发生，国民党联俄容共之政策，至此均告结束。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亦被严峻的现实所浇灭，孱弱的书生性格再次毕露。

　　他对妻子坦承：“时局有大变化。我必须隐藏。……度过两三个月，我就可以出头做事。”在福寿庵分租的一间房子里，陶希圣“每日躺在竹床上，把仅余的一部铅印资治通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偶尔写一篇短文，由妻子万冰如带到粮道街投入邮箱，寄给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陶希圣之所以藏匿其身实际上是不愿随军校教导团南下，亦即不愿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直至有一天《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报上寻他，他才走出福寿庵寓所。

　　1928年春上，陶希圣再次来到上海，一度到南京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练科长，然而及至年底，又将所有职务辞去，以卖文为生。不久，陶希媚日求荣的汉奸。

　　圣在沪加入“粤委”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等人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创办《食货》半月刊。陶希圣为办此刊，可谓耗尽心血。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36篇，其他7篇，翻译2篇，共计45篇，位居作者之首。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书店还曾向海内外推出《食货》半月刊影印本，可见其学术价值至今犹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对山河破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大多数人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陶希圣却主张对日停战言和。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汪精卫急于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各界名流，便在庐山搞了一个见面谈心活动，即所谓的牯岭谈话会。陶希圣也出席了本次谈话会，与会期间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很快他的政治生涯得到转变，会后回到南京不久即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并在大本营第六部任职。

　　来到南京的陶希圣住在西流湾8号周佛海的家，他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等人共同密谋对日停战言和，很快其就成为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这些人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反动言论。但是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里，全体国民对日侵略都表示强烈愤慨，对抗战到底都充满了信心。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表示支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和解的态度。人们极不愿意公开谈论赞成和平、谈判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意味着松懈抗战意志的问题。当时国民党要员熊式辉私下警告陶希圣等人，因此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才有所收敛。

　　1938年1月，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在汉口创立了文艺研究会，陶希圣任副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很快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该学会以民间艺术团体名义，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受汪精卫的指导，执行国民党宣传部的任务，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允许下，低调俱乐部戴上了文艺研究会的华丽桂冠，公开出现在了社会上，成为汪精卫一伙同日本特务机关进行秘密联络的重要反动工具。

　　1938年7月，陶希圣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陶希圣成为领导这两个机构的汪精卫的顾问。陶希圣在南京、武汉和重庆期间，同汪精卫联系密切，经常到汪的住所密谈。很快，在打着反共和对日和平的旗帜下，陶希圣和汪精卫开始同流合污，共同卖国。

　　1938年12月19日，在抗战最为激烈的时刻，陶希圣与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乘飞机经昆明逃亡河内，从而走上了叛国道路。

　　一到河内，汪精卫和陶希圣等八个所谓首义分子就组成最高委员会，陶希圣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2月12日晚，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所谓的“睦邻友好，共同防御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收到声明的当晚，汪精卫和陶希圣等商议如何响应近卫声明，最后决定，以汪精卫个人的名义，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阐述对日立场。27日，陶希圣等人携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秘密飞抵香港。一到香港，陶希圣就联系上了《南华日报》，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该报社长林柏生。29日《南华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和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发表了汪精卫公开卖国的声明。汪精卫的公开信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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