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萧红传记

教师之友网

另一种萧红传记
孙郁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4月20日   03 版）


    萧红去世后，描述她的，男性为多，从未中断过。最为热烈的是民间研究者的声音，不时从书林中冒出。他们好奇眼光里的存在，有着神异的色彩，也把昔日文坛的影像由模糊到不断地清晰化着。有人告诉我，其实理解女人，大概还是女人自己，男人眼里的萧红，与女性眼里的形象还是有别的。证之于学林，可以找到许多的例子来。比如梅志笔下的萧红，比如季红真的研究等等都是。

    这个看法后来也得到了一点印证。记得是十几年前，我在中国美术馆参观了萧红生平展，鲜活的场面多多。策划展览的是袁权女士，那时候她还是曲阜一所小学的老师。她何以参与了这个展览，以及怎么搞起了研究，现在已经忘记了。那个展览很朴素、平常，却印象深深，这个完全民间化的聚会，在那时似乎没引起多少人关注，便匆匆地从京城的热闹里淡出了。

    然而此后便注意到袁权这个有趣的老师，她偶然出现在一些学术会议的现场，从不发言，只做听众。后来她到北京搜寻各种资料，偶然到我这里来。我知道她在觅寻萧红的档案资料，在我看来，那都是大海捞针之举，渺乎如云烟的存在，实在是无米之炊。然而不料十几年之后，竟看到了她关于萧红的传记手稿。完全是新的天地——朗照的黑土下的人生，和漂流的女子的写真，苍凉年月的灵光片段，一页页被还原着。我知道，一本更有趣的萧红传诞生了。

    关于萧红的传记多矣。印象最深的是葛浩文与林贤治先生的。他们都是男性作家，或为教授，或为诗人。都从自己的视角去瞭望自己的审美对象，已被广泛接受。袁权不同于他们的是，靠女性细腻的笔触和详细的资料理解自己的传主，视角自然也有了新意。

    萧红是个天籁。从寂寞的北方一落脚到上海，便有异样的韵致袭来。她几乎没有受过什么国学的训练，可文字天生的好，是晨曦般清晰的光度，照着灰暗的地带。北方枯燥而可爱的生活，就那么如诗如画地流来，带给人的是野味的遐想。鲁迅认可她，一定与其身上天然的美有关系。那些作品有从野草和丛林里散出的清香，有旷远的幽怨和辽阔的心绪。这个没有文艺腔的女子，是混浊的上海滩的一泓清泉，冲刷着世间的乱相。最没有作家调子的人，其实更接近作家的本色。我们看鲁迅为《生死场》写下的序言，真的觉出眼力的不凡，那是捕捉到其精神的亮点的。这个“天外来客”的扣门，让鲁迅嗅到了泥土的气息。在阅读《生死场》手稿时，说是意外之喜也并非不对。

    我曾读过鲁迅博物馆藏的萧红手稿，那文字俊美有力，可以想见其人的透彻。像狂风里的劲草，顽强里吐着绿色。她的感觉丝毫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奇异的句子夹带着苦涩的梦，流转于暗夜里。我曾想，粗糙的萧军对她的内觉是常常忽略的，这造成了悲剧。在弥漫着恐怖气息的世间，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任无奈在此间蔓延，爱与快慰是短暂的。而这短暂的间歇，竟也有精神焦虑后的宁静。那些美文与佳句，实在是她无望之后的喘息。艺术有时乃惆怅里的突围，在弱小者那里，支撑精神的文本，是黑色存在的盲点的填补。卡夫卡、川端康成等，都是这样。至于女性作者伍尔芙、艾赫马托娃，亦有此意。文学史里的相近性片断，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

    许多记述萧红的文字谈到了她心地的美。梅志生前写到这位朋友，有很多细节颇为传神。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精神的突围是多重奏的。萧红经历了饥饿、失恋、漂泊的苦运，也卷入了革命的风潮。她的左翼选择，乃无奈命运的推动。理论上亦无任何准备。生活困顿了，没路可走,只能做苦态的记录。走到左翼队伍的人，也有偶然的因素。底层的青年易在绝境里做抗争的选择，乃历代社会固有之现象。鲁迅在晚年，对青年有如此深的感应，那也是自己还在一样的苦态里吧。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鲁迅的痛感里，有古老文化的纠葛。萧红那代人，只是己身的痛感，层次不一了。但青年的能量，在鲁迅看来是一种纯美的储存。它可以抵挡陈腐的旧影的袭来。晚年鲁迅的快慰之一，就是在萧红、萧军这样的青年那里，看到了旧式士大夫身上缺少的天然的美。倘说文坛还会有希望，是在这类青年身上的。

    这种天然的美，不是逃离世间的隐逸，那是与恶的存在对峙的抒怀。他们在困苦里表现的不安与抗争，也是鲁迅心以为然的。萧红的作品，和许多左翼作家不同，她的世界除了对世道的冷嘲外，有生命自身的困境。她对内在矛盾的敏感，超出了一般作家。中国的激进文人抱怨别人的时候，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似乎黑暗与自己无关。萧红是一个迷茫的女子。她在最冷静的时候，依然清晰自己的无力感。在到青岛、上海、西北抗战的途中，她显得纤弱和痛楚，一直被爱情纠缠和困扰。当一些作家苦于无法写作，或写不出满意的作品时，萧红却没有那些问题。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入文，这样的生命状态，使她身边的许多男性作家显得轻浮。在意识形态里，又不仅仅属于它们，不凡的文人往往就在这样的空隙里诞生的。

    这一本书，资料的排列很有技巧，流畅得很，历史场景的穿插很是自然。因为谙熟掌故，又会心于书写的对象，文章如泉水般流泻。她很少判断，也不抒情，一切靠材料说话。所引资料彼此连接自如，而敬意与爱意亦深含其间矣。在乱世之间，一个美丽、纯情的女子如何挣扎，如何寻梦，都在此间复活了。

    好的传记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无论写人还是述己，倘没有热力在，则食之无味。我常常感动于司马迁的写史，人物鲜活，呼之欲出。那是有大的悲悯的缘故。袁权写萧红，有女性间的理解与同情，间或亦困惑的排遣。那种对远逝者的流盼，寄寓了什么呢？也许是刘勰所云的素心吧？我读这本书，一直有种新鲜的感觉。许多模糊的街景、人像，渐渐清晰了。这里也有作者生命的期许，或是一种感怀。一个美丽的生命那么早地离世，是人间的大悲哀。我们这些后来者，知之而不思之，思之而不行之，都有愧于前人。可惜世间流俗者占据的空间过多，美妙的存在灵光一闪，不易留住。传记作者的责任重大，于此亦可窥见一二。

    文学写作是一个谜，要找那里的规律殊难。但那些美丽的不易久存的片段，灵光般飘逸在神思里，被后人一点点记录下来，便成了审美的再造。传记写作的劳绩，有时候就在这里。而杰出的人物被不断书写，乃隐含了神采的久远性。写作者与被写作者之间的对话，其实也是读者与逝者的对话。历史有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对话间有了立体的感觉。袁权的劳作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也恰在这个层面。因这一本书而去对读萧红的原著，那就不仅廓清了背景，连人的形影，也会渐渐清晰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