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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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法国学者熊秉明先生认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对此很多人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要讨论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讨论中国书法究竟是否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首先要了解文化的结构和层次，了解文化的结构和层次中的核心是什么，然后再分析中国文化的结构和层次，得出中国书法在中国文化的结构和层次中的真实情况，然后分析中国书法是否具备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性质。

　　文化，目前关于它的定义有许多，其中公认权威的是文化学的奠基者泰勒给文化下的定义，在其1871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原始文化》一书中，他指出，文化或文明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虽然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没有明确包括物质文化，但他关于文化的定义对现在我们研究文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化概念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定义，我国学者任继愈认为，广义的文化，包括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等等；狭义的文化，专指能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

　　根据文化定义，文化有自己的结构，解析这个结构，并由此抽绎出中国书法在中国文化的地位，由此可以明了中国书法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

　　文化结构是文化学的术语，根据文化学家的研究，所谓文化结构是指文化的架构，文化架构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同的文化元素或文化丛之间具有一定秩序的关系；二是文化结构由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区、文化模式等概念构成。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结构分解为三个部分，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因素说”，该学说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物质因子与社会因子和精神因子一样重要，在任何文化体系中都占有绝对平等的地位，不“因为其是物质的而属于低等的地位”，社会因子介于物质和精神因子之间，向为一社会的文化骨干，也可以说是了解文化的全盘关系的关键。精神因子针对物质和社会因子而言，乃是二者的上层结构，所以也是文化的核心。

　　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因素）说，中国传统文化由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思想）三个层面构成。具体说来，物质的层面包括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活方式、劳动对象、生产工具，以及各种物质的财富。制度的层面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等。精神（思想）的层面包括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

　　中国书法从其使用的工具、材料、载体，以及它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价值来看，从其所包含的“搦笔濡墨”的“活动”来看，它和物质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书法的书写工具毛笔和书写材料纸张的改革，书写载体由甲骨片、青铜器到石刻，由简牍到纸张的变化，都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中生产工具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书法的作用和价值也不断发生变化，在古代，书法具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所有文字和语言记录都靠书写来完成。故东汉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视古。”而到今天，硬笔代替毛笔，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得书法的实用价值几乎消失，导致它在整个社会的价值也发生了改变，几乎变成一种纯为审美的对象。项穆所言：“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如果书是指书法，那它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功能了，书法家的书写活动，已经纯粹成为从事书法事业者的个人活动，与国家政治没有关系。中国书法在物质文化中，从其工具、材料、载体以及活动看，都依赖于当时的物质文化水平的发展，是物质文化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书法的产生、发展以及它的社会价值；并且物质文化内容丰富，如果就简单的吃、穿、住、行等文化方面来说，中国书法在其中不可能占有核心地位，更不可能有“核心的核心”的性质。

　　中国书法和制度文化也有很深的关系，《周礼》就记载：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以说是书法开始设立制度的滥觞。随后，在选官、教育和科举等制度中，都有有关书法建设的内容，如西晋首设书博士，隋设书学博士，又设书学，唐承隋制，又以身言书判取士，宋代于科举制度的誊录制等，但从根本上说，有关书法的这些制度都是当时统治者为了选拔人才，巩固和维护其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另外有关书法内容的制度与统治者对书法的态度很有关系，因此与书法有关的制度也是经常废除，并不具有长久性；更重要的是，书法在古代只是作为一门技艺，本身地位很低微，史载唐太宗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异日”。唐高宗在废除书学时认为：“诏以书算学明经，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实际上也承认了书法只是一门小技艺。因此，在古代，书法在中国文化的制度文化中，只是占有很小的一个方面，它是受制于其他的社会制度的，中国书法在中国制度文化中不可能具有“核心的核心”地位。

　　如果我们视中国书法为艺术，它应该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内容，但是精神生活方面的内容还有很多，就艺术而言，就有文学、绘画、音乐和雕塑等，但是书法和它们是并列的，并不居于核心地位，熊先生说“书法是一项高层艺术”，实际上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在中国古代，只有文学如诗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中国书法在古代很多时候就不被看作艺术，只是一门“小技”而已。如果相对于其他精神生活内容如哲学、宗教等等而言，书法更游离于其核心之外。不可否认，中国书法受到其他精神文化诸如哲学和宗教的深刻影响，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审美理念、文化品格上给予它巨大影响，书法在传播当时的哲学和宗教等精神文化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它决不能代替哲学和宗教，也不能在理论上涵盖哲学和宗教，是宗教和哲学等精神文化对中国书法以影响，而不是相反，从这点看，中国书法在精神（思想）文化中也不具有“核心的核心”地位。

　　如果我们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可以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现代西方哲学的结构主义流派认为，表层结构是现象的外部关系，人们的感觉可以认识它；深层结构是现象的内部关系，人们的感觉无法认识它，只能通过理智模式才能认识。参照上述划分，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结构即前面所讲的物质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即前面所讲的精神（思想）层面；制度的层面有相当的弹性，从其作为整个生产方式的构成来说，从其外在于人的客观控制手段以及总体上可以形诸文字，为人们所直接感知等角度来说，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结构；而从其蕴含整个社会的普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等方面来看，则又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书法如作为一门艺术，它的书写材料、书写工具和载体都是实在的，具体到它的用笔、结构和章法也都能为人们视觉所感知，它是一门非常实在的艺术。虽然书法作品体现了一些哲学思辨的意味，但书法作品决不就是哲学，把握书法技法，欣赏书法作品不可能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理智模式来把握，很明显中国书法处于中国文化的表层结构，从这一点看，书法家的书写和画家的活动、文学家的创作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和一般工匠的活动也无差别，因此书法活动不可能如熊先生所说“（书法）是约化到最后的文化活动的精神寄托”。

　　任何结构都有核心，文化结构也不例外。在文化结构中，精神因子在整个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文化层次中，深层结构也居于文化的核心地位，所谓核心，首先应该处于一个确定的、具体的范围或系统之中而不是其外；其次，核心应在一个既定的系统中，作为一个部分或子系统，对其他部分或子系统具有更大的渗透力、辐射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精神因子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当中，价值取向在文化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价值取向在理论上表现为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应该为中国哲学，虽然中国哲学有儒家、道家和释家等内容，其主张也各有不同，但其基本价值取向可以用张岱年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来概括，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

　　熊先生认为“如果哲学是‘高处不胜寒’的峰顶，则书法是可以游憩流连的园地，所以说是文化核心的核心”。以此来论证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然而，如果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那么它要比中国文化的核心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哲学）更具抽象和概括，对整个中国文化更具影响力和渗透力，而实际上，中国书法在中国文化的结构中，中国书法只是精神因子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对其他物质因子和社会因子几乎没有影响力；在中国文化的层次中，它只是属于文化的表层结构，它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以及辐射力根本就达不到“核心的核心”的作用，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书法始终没有摆脱“小道”的地位，在中国书法的发展过程中，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给了中国书法以文化品位，而不是相反，因此中国书法既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更不可能具有“核心的核心”的地位。（来源：拙风文化网   李正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