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文 翻 译 话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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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干生（1920-1998）



中国文学史上的散文传统本来源远流长，佳作如林。除了老幼咸知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外，上自先秦，下迄明清，历代都有传世的作家作品，其内容的繁富，体制的多样，确可当得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佳评。五四以来的语体散文固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它终究是在中国的传统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因此，它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又在哪些方面发展了这个传统，它具有哪些民族特色，又具有哪些时代特色，这都需要散文研究者理梳抉剔，分门别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分析，综合比较，来帮助青年读者提高他们的欣赏、评价和借鉴的能力。

对于散文研究者来说，除了注意传统的研究以外，似乎还应该注意到半个多世纪以来若干翻译家在译介外国散文方面所作的努力。因为中国近代散文固然接受了传统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外国散文的影响。我们今天通常读到的许多散文大概相当于外国文学中的“essay”（随笔）而有些篇幅较短，如诗入画的小品，则大体上和外国的“poem in prose”（散文诗）相近，或甚至和无韵的自由诗（free verse）很相近。本文所谈到的散文，就包括上面这两种类型的散文，虽然有些读者比较愿意把散文诗看作诗歌的一体。事实上用这种体裁写作的人往往是一些散文作者。就近代散文作家而言，外国散文中的随笔和散文诗都曾对他们起过借鉴的作用，其中有些人且曾直接从原文读过很多的外国散文，并将它们译成了中文。

作者早年曾留心搜集外国散文的中译，积累了不少资料，不幸在“文革”期间抄家中全部丢失。每次想起那些早已绝版的书籍，和积年从各种报刊上剪辑而成的几大卷的碎锦零纨，总不禁有一种人在琴亡之感。写作《翻译散文经眼录》一书的夙愿，既已永无实现的一日，我现在愿意搜索记忆，择要谈谈若干前辈翻译家所译介的重要散文作品，一来对他们表示一个老年读者的长期感谢，二来为年青的散文研究者提示一个尚待探索的领域，也许不是完全无益之举罢。

早在二十年代后期，郑振铎、王独清等人即已开始将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一些富有诗意的散文介绍到中国来了。郑氏译了《飞鸟集》（商务版），王氏则译了《新月集》（光华版），还有一位翻译家译了部分的《采果集》（收在商务印书馆一本从刊中，书名和译者姓名惜已全忘）。泰戈尔对中国早期散文家和诗人曾产生过很广泛的影响，当时有很多人都写过散文化的“小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稍后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位擅长写诗意散文的阿拉伯作家哈里利·纪伯伦，被刘延陵和谢冰心介绍了进来。刘氏译的《疯人》（北新版）和谢氏译的《先知》（新月版）都曾得到过广大的读者。当时这种书一版印行一千本就是一个大数字了。

大概在同一时期，出现了韦丛芜译的《黄花集》（开明版），第一次介绍了好几位俄国和波兰作家的诗意散文，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高尔基的《鹰之歌》在内。邢鹏举译了法国大诗人波多莱尔的《散文诗》（中华版）。略早于邢氏，朱维基在《水仙》一书中收进了他所译的十多首波氏的散文诗，而在邢氏之后，石民又重译了这本名著，取了《巴黎之烦恼》的书名，在生活书店出版。三种译文都是从英语转译的，译文以石氏的较为条畅。巴金等人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文化生活出版社版）虽然也同属散文诗一类，但译全已在四十年代初期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这种类型的美文形式为不少中国作者所乐用，高沐鸿、丽尼、陆蠡等人似乎都写过不少。有一位久被遗忘的薄命诗人朱大楠，他写的《斑斓》就是极为出色的散文诗。在抗日战争期间，另一位青年诗人林英强写过一本《麦地谣》，也是散文诗。

某种类似独语或沉思录的外国散文在三十年代也被移译了过来。梵澄译了德国思想家兼大散文家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生活版）和《朝霞》（商务版）。四十年代初，楚图南重译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译者署名高寒，先后有文通书局和中华书局两版）。尼采的散文早有林语堂的片段翻译，直到梵澄和高寒的译文行世，才受到散文作者的重视。高寒的译文要比梵澄的译文畅达一些，虽然这两种译文都是从英语本转译的。四十年代，法国近代小说家安德烈·纪德的几部散文作品相继被译成了中文。卞之琳译了《新的粮食》（桂林明日社版），《浪子回家集》（文化生活版），盛澄华译了《地粮》（文化生活版）。以上这许多部散文（除了《浪子回家集》以外）都是长篇散文，各有独特的内容，独特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确实如叔本华评价尼采、王尔德赞美纪德那样，他们都是文体家。这两位作者在中国也赢得不少散文读者，并对某些散文作者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另一种独具特色的外国散文往往用若干篇情调一致、色彩相似的短篇，描绘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时代的民情风俗，组成一幅幅抒情气息极为浓郁的尺页画卷。三十年初期，成绍宗译了法国小说家都德的《磨坊文扎》（光华书局版）。解放后贾植芳的译本改名为《磨坊书简》（文化生活社版），赵少候也有几篇译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柏林之围》中，都不是全译。鲁迅在三十年代译了西班牙小说家巴罗哈的《山民牧唱》（联华版）。徐霞村和戴望舒合译了西班牙大散文家阿佐林的《西万提斯的未婚妻》（原书名为《西班牙》，神州国光社版）和《西班牙的一小时》（未结集，徐氏部分译文发表于北平《文学季刊》，戴氏部分译文则见于上海的《现代》）。四十年代，卞之琳又出版了一本精致的译文《阿佐林小集》（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版）。

上述这许多部散文都写得文字典丽，风格极高，读者每每被带进一种特定的氛围之中，经验到一种精微的审美喜悦。都德的《磨坊文札》被誉为普罗望斯的小品画，文字明丽省净，着墨不多而留给读者以极生动的印象。像这样具有地方色彩的散文，也许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略可与之媲美，当然，这两位作家的文字风格是大有区别的。再以阿佐林来说，他的散文婉约凄丽，蕴籍跌宕，有低徊掩抑，一唱三叹的情致，读起来使人想起韦端己和李易安的词风。我们这些年纪较老的读者都知道：何其芳早期作品《画梦录》中的某些篇什，很明显地表现出阿佐林的影响，这一点，刘西渭（即李健吾）也曾经指出过。在芦焚的《看人集》和《果园城记》，方敬的《风尘集》中也可以看到阿佐林对他们的影响。

翻译散文中还有一些首尾连贯、自成一个整体的散文集。这些散文往往有一个虚构的抒情主人公，作者就通过这个虚构的主人公的眼睛捕捉其实是作者本人所看到的世态人情或自然风物，又通过这个主人公的嘴巴抒发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崔万秋译的日本大散文家夏目漱石的《草枕》就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例子。崔译出版于三十年代的真美善书局，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夏目漱石选集》，又编入了《草枕》的新译文，改题为《宿旅》，译文比崔译明畅。这种类型的散文可以溯源到英国小说家斯透恩的《感伤的旅行》，冯文炳（废名）的散文就受有这类散文的影响。黎烈文译的法国作家爱弥儿·梭维斯特烈的《顶楼上的哲学家》也有一个虚构的抒情主人公。原书共有十二篇一气贯注的散文，黎氏在去台湾之前大约译了三五篇，分别发表于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等报刊。作者曾听到一位朋友说：李霁野曾译过英国散文家乔治·吉星的《四季随笔》，并在某地出版，但作者三十多年来遍访无着，传闻是否属实，也许李先生愿意证明一下吧。法国作家安那托尔·法朗士所著的《波纳尔之罪》和《友人之书》一般都认为属于小说一类，前者有李青崖的译文（商务版），后者则有金满成的译文（北新版），作者私意，这两本书都不妨看成是这一种类型的散文，不知道读者们有无此种感觉。说到法郎士的散文，顺便提一提顾仲彝译的《昨日之花》（真美善版），这确是一部精妙的散文，每篇文章长仅千字左右，立意新颖，妙语如珠，值得反复的吟诵和咀嚼。

外国散文中还有许多风土记、游记、回忆录、书简、日记、或自传性质的文字。这里试举几种极有阅读价值的作品。徐迟曾译有美国大散文家H.D.梭罗的《华尔腾（湖）》（良友版）。这部散文已成为美国散文的经典，它其实不是严格意义的风土记，而是作者的哲学独白。冯至译的德国大诗人海涅的《哈尔茨山旅行记》（北新版）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游记。绮纹译过一位法国现代派画家写的《洛亚·洛亚》和安德烈·纪德的《刚果纪行》（两书的出版者已忘），也值得一读。

回忆录一类的散文有以下诸书：姚可昆译过德国诗人汉斯·卡罗萨的《引导与同伴》（开明版），是一本情文并茂的回忆录，比蒋学模译的美国哲学家诗人桑泰耶那的《人与地》（文摘出版社版），有更多的文学气息。张闻天译的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的《狱中记》作为一篇回忆录来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邵洵美译过爱兰作家乔治·谟尔的《一个青年的忏悔》（金屋书店版），似乎不是全译。林语堂译过英国近代诗人W.H.台维斯的《流浪者自传》（西风社版），另有一个朔风出版社的版本，改名为《彷徨飘泊者》），是一本受到萧伯纳推荐、情真语挚的自我写照。章克标译过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一部有自传意义的散文《水上》（开明版，从日文转译），是帮助了解莫泊桑晚年思想的重要作品，也是极好的散文。茅盾译的《回忆·书简》（生活版）是一本杂著翻译。

至于日记、书札，则可以举出施蛰存译的《域外文人日记抄》（光明书店版），和袁家骅译的《英国文人尺牍选》（北新版）。法国作家爱密霭的《日记》也有人作了片断的译介，可惜译者和出处都已忘记了。法国卢梭（旧译卢骚）的散文《一个孤独者的漫步》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有郁达夫的译文，但未译完，登在当时大东书局印行的《现代学生》上。听说最近已另外有人译了全文并已出版了。作者尚未看到。有些长篇钜制的自传、日记或回忆录虽然也是散文作品，但似乎和我们现在所谈的随笔小品不属于同一范围了，法国卢梭的《忏悔录》，英国H.G.韦尔斯的《自传》，俄国托尔斯泰的《自传》，契可夫的《书信集》乃至英国佛吉尼亚·吴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等等都不在这里介绍了。

此外，还应该提到一些外国的散文选集。梁遇春在三十年代编译了《英国散文选》（北新版）。梁氏是一位英国散文的热心介绍者，还译过高尔斯华绥的散文选和另一位英国作者的日记《最后一册日记》，均为北新出版。谢六逸编译过《日本散文小品选》（中华版）。赵景深编译过一本译品叫《蓝花》（北新版），多系英国作品，其中曾译有爱尔兰戏剧家兼散文家唐珊尼的两篇散文。唐珊尼的《梦想家的故事》被介绍到中国来，这是仅有的一次。还有C·F女士译过一些南非作家的散文，书名大约是《沙漠间的三个梦》（北新版）。卞之琳译印过一本《西窗集》（商务版），其中收进了英、法、德三国的一些美文，是一本极精致的散文选，称得上是翻译文字中的逸品了。

可惜，有些极受各国读者重视的散文作家，虽然很早就有人开始移译，但都未能竟其全功。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法国的蒙田和英国的恰尔斯·兰姆。三十年代，梁宗岱曾经译了少数几篇蒙田的散文，分别见于《世界文库》（生活版）和天津《大公报·文艺》。韩侍桁则译了近十篇的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载于三十年代南京出版的《文艺月刊》，后来竟无继起的翻译者为之续貂，实属一大憾事。六十年代以前，听广东来人谈到梁氏打算继续译完蒙田的全部散文，现在又过了二十年，不知有无进展。（附带说一句，五十年代，英国又出版了企鹅版的蒙田散文新译本，印了好些版，这反映了英国读者对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大思想家、大作家的兴趣正有增无减，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另外还有一件值得做而至今没有人去做的事，就是翻译散文的辑佚工作，有许多英、美、德、日以及东欧国家的散文中译散见于各种书报期刊，有心人如果不惮烦劳去搜集一下，数量还是很可观的。

可喜的是，解放以后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散文译品。谢冰心以其清丽的文笔译了泰戈尔的颂诗散文《吉檀迦利》（人民文学出版社），吴岩译了同一作者的《游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冰心和别的译者还译了纪伯伦的其他散文诗，分别见于《译文》和《世界文学》。苏联优秀散文家普利希文的作品也有了初步译介，见于《世界文学》。散文家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项星耀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一本关于文学创作的书，也是一本极优美的散文集。最可注意的是英国古典散文作家法兰西斯·培根的散文也有了王佐良的选译（见于《世界文学》），译文十分考究，虽然只是尝鼎一脔，也就尽堪珍贵了。由于这些译品是近年晚出的，大家容易看到，不属于作者的话旧范围，所以这里只是顺便提一提罢了。

最近几年来，翻译界又呈现出一派兴旺气象，许多古代近代的外国小说陆续译成我国语言。但外国散文家的短篇随笔小品，似乎还译得很少，材料来源少是一个客观原因。译者对这一种体裁的文章重视得不够则是另一个原因。作者希望出版单位和刊物编辑都能注意组织或选用一些外国散文的译稿，为中国读者提供更多的营养和借鉴。萧乾编辑天津、上海《大公报·文艺》时，曾不止一次辟出整版篇幅，增刊译文专页，其中就有散文专页，四十年以后读者还保有深刻的印象。当时大型文艺刊物或报纸副刊上，常能见到一些精美的译品，包括散文译品在内。事实上，各国都有出色的散文作者，值得译介的东西很多。近代英、日等国都有一些有定评的散文作家。至于古典散文，则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有文化史、思想史的价值。专治外国文学的学者似乎可以为出版单位提供选目，再组织胜任的人选译出来，编选发表。这将是一件十分有益而又有趣的好事，必能受到广大散文爱好者的赞赏。如果这个设想真能在今后某个时候实现，那就是作者写这篇话旧文章的望外收获了。

1981年12月

刊载于《随笔》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