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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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概说

何志钧 朱利

（刊载于《烟台当代楹联论品集》，诗联文化出版社，2009年34-40页）

    摘要: 楹联的产生根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古典美学情怀和诗性意韵，可以说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孕育了楹联文化。离开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道德化的人生追求、阴阳互含互化流动圆转的辩证思维、抒情化的审美习惯、艺术化的生活习尚等就无法理解楹联的文化内蕴。楹联就是伴随着民居、园林、吉庆而生的，与中国传统的民居文化、园林文化、吉庆文化不可割裂。在当代继承发扬楹联文化是我们的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楹联，文化，民族化，当代价值



文化与思维、语言、文艺总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不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形塑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深刻影响着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审美理想、文艺习尚莫不显示出独特性。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色彩斑斓。楹联这一独特的综合性艺术形式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征。楹联的产生根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古典美学情怀和诗性意韵，可以说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孕育了楹联文化。

所谓楹联，就是写在楹柱上的对联，据考证，楹联始于五代，盛于明清，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关于楹联的起源，古代典籍中有各种各样的记载和说法。《燕京岁时记春联》中说：春联者，即桃符也。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挂桃符的习俗，那时的桃符是用一寸宽，七八寸长的桃木所作，上写神荼，郁垒的名字，用以避邪。迄今为止已为人公认的有联语在五代已经出现。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寑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种中国古代萌芽状态的楹联几经演变，至今已成为一种不可小视文化形式。

楹联文化起源于中国，随着文化的交流还辐射、传播到了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楹联文化和多姿多彩的各式中国民俗文化一道塑造出了一个泛中华文化场。可以说，楹联文化的发展、演变、运用始终依赖中华文化。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产生过楹联这种独具特色的艺术文化形式，楹联打有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刻印记。楹联文化是中华民族古典审美文化的具现。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追求、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楹联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离开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道德化的人生追求、阴阳互含互化流动圆转的辩证思维、抒情化的审美习惯、艺术化的生活习尚等就无法理解楹联的文化内蕴。楹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表征，与从西方舶来今日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小说、影视大为不同，二者有着迥乎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审美取向。黑格尔曾指出：小说是资产阶级的史诗，小说和电影是现代性文化和现代性审美实践的产物，更多地与现代商业文化、现代性审美趣味相联系。它更多地与现代性文化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主体性，改造社会，征服世界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实利追求关联。而楹联则洋溢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情韵，更多的与农耕文化、古典文化情趣相联系。它植根于“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和“心物感应”的传统农业文化心理中，与古人面对自然和乡村，置身熟人社会的传统宗法制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更多地与古典文化追求群体认同，固守传统纲常，追求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传统道德法则呼应。无论是四川乐山凌云山大肚弥勒联“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来无知无识；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还是四川灌县青城山天师洞斋堂联“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无不浸染着中华抒情文化的情韵，与它呼应的世界是一个诗意的审美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洋溢着人间气息的伦理化、道德化的世界。楹联作为一种综合艺术，不仅有诗歌的音韵美，还有书法的风骨美，洋溢着抒情文化的气息。楹联最初的形式桃符是用来驱邪祈福的物品。中国民间百姓祈求安定和平，安居乐业也是楹联产生的重要原因，楹联始终与风土人情、人伦幸福相连。

中华民族一直推崇和向往一种艺术化的生活境界，不仅中国传统的诗乐歌舞戏曲书法高度抒情化，推重抒情写意，崇尚传神写照。就连民居、饮食、衣饰、祭奠也都具有诗情画意，笼罩着浓浓的古典气韵。楹联就是伴随着民居、园林、吉庆而生的，与中国传统的民居文化、园林文化、吉庆文化不可割裂。汉民族的传统的建筑结构是四合院，各种的宅门、殿门、辕门全是两扇。与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不同，传统的中国式建筑一直以木头为构架主体，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这就为楹联的悬挂提供了条件。传统建筑的诗意化、艺术化除了借助建筑物本身设计的艺术化和建筑群布局的高下掩映、宛转流变，还需要楹联的装点。例如，名胜古迹联在历朝历代都十分丰富，大凡历史上著名的建筑景点都有文人墨客的题赠，这给建筑增添了许多文化韵味，如



“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昆明大观楼长联）


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

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杭州中山园西湖天下景亭联）



气势恢弘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让我们抚今追昔，感慨滇池的历史沧桑。婉转轻巧的杭州中山园西湖天下景亭联则让我们陶醉于灵动的诗美和流转的哲韵。在此，楹联与中国古典诗词息息相通。实际上，楹联即孕育于中国古典抒情文化。《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对偶诗文堪称是楹联的始祖。楹联萌芽于律诗之前，发展于律诗之后，是由律诗中的对偶句发展而来，所以楹联中保留着律诗的某些特点，如对联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仄声，下联尾字平声是与律诗一致的。如: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

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徐文长杭州吴山江湖汇观楼联）

这一楹联中，上联的“画”为仄声，下联的“台”为平声，是佳对。

又如：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

此联为梁章钜所撰苏州沧浪亭集句联。上联见欧阳修长诗《沧浪亭》，下联见苏舜钦诗《过苏州》。清风，明月，水山，俱皆意象清明、诗韵盎然。

楹联不仅有诗歌的韵味，还有书法的风采。楹联需要书写，与书法密切相关。书法是汉字的都有的书写艺术，楹联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书法艺术的因子，二者相互依赖、相互生发，相得益彰，在今天，书法与楹联已经变得不可分了。例如，古代书法书写时，一般是自右至左，于是以书法为载体的楹联也遵循这一形式。楹联的产生和发展，也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增添了新鲜多姿的书写形式。书法的主要形式是条幅、长卷、横额、册页、扇面、对联等，而对联这种格式在书体上不受拘束，真、草、篆、隶、楷，行、各体均可用来书写对联。在书写格式上也比较灵活，一般分上下两联，竖行由上而下，也可以上下联在一起书写成条幅、横批、扇面等。如果说书法使楹联更具视觉冲击力，那么楹联则为书法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使书法艺术在市井人生、世俗世界大展身手。

同时，楹联的魅力也得益于汉字文化。汉语是象形表意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幅画，使用汉字书写楹联，能给人以独特的美感。在西方，拼音文字的书写是无法产生类似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立体建筑式美感和舞蹈韵味的。郑敏教授曾比较了汉语和欧洲拼音文字的异同，她指出：



在记载民族文化上，汉文字能直接传达文化的感性与知性内容。在记载与传达事物方面两种文字可对比如下：
    汉文字（视觉）：形＋状态＋智→感性印象→对象
    拼音文字（听觉）：字母符号→抽象概念→对象
    拼音文字的组成部分是全抽象的符号字母，它们只能唤起接受者对于对象的抽象概念的记忆，而后联想到该事物的感性质地，所以通过拼音文字并不能直接达到对该物体的感性认识，而汉字的象形（形），指事（状态）和智（会意）不须通过抽象概念可直接传达对象的感性和智性质地。（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文学评论.1996年4期72-80页）

难怪德里达、范诺洛萨、海德格尔都称赞汉语和汉字独具的图像美、充满动感的诗韵、表达那不可见的运动的幽微哲思。西方拼音文字更倾向于听觉艺术审美，充满音乐的灵动和悠扬，而汉字则诉诸视觉审美，与书法、绘画、舞蹈颇多契合。欧洲拼音语言重形合，精确、周严、质实，汉语则重意合，更崇尚模糊、简约、含蓄。

楹联的产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这还表现在它与中国阴阳互含互化流动圆转的辩证思维的内在关联上。中国汉民族的审美情趣与欧洲各族迥乎不同。欧洲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长期以来关注的是“审美为何”，对艺术和审美的追问偏重思辨推理、形而上的终极追问、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演，而中国古人更多关注的是“审美何为”，总是立足世俗人生对艺术和审美进行价值论、意义论上的追问，偏重艺术感悟和审美直觉。中国古代血亲宗社生活、农耕生产、古典文化的诗性特质一同造就了汉民族的思维样式，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中西古典文化有着显著不同，如果说“心物二元论”的欧洲文化强调的是主客体的分立，人对外物的支配，那么“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宇宙观则强调人与物的交融化合，天然趋向于系统整体思维、类比思维、具象思维。古代中国的伦理、政治、建筑、中医都有着重结构轻元素、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和西方人从古希腊时代起就由类比思维转向概念思维不同,中国传统的宗法制社会保留了更多氏族文化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延续着原始思维、类比联想。楹联中保留有中国式的取象思维、隐喻思维、系统思维、情绪记忆、辩证逻辑、整体综合把握世界的审美惯例。与欧洲长期以来高度逻辑化、偏重叙事说理的分析型文化趣尚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隐喻类推，抒情写意，重现世人生，轻玄远哲思。中国的文学艺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高格，绘画艺术贵在“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意象美成了我们的普遍追求。中国传统美学更多地体现的是阴阳互含互化流动圆转的辩证思维，这在中国诗歌和楹联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与西方人喜欢用主从句表述，逻辑严密，内容繁复，以分析见长不同，汉语文化中对偶句发达，中国人习惯于对比着思考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使得中国语言和诗歌、楹联中充满对照类比、起承转合，饶有消长离合、抚今追昔、触类旁通的哲韵和诗情,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断桥桥不断，残雪雪未残”、“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等。中国语言和诗歌、楹联中还盛行互文句式。楹联中这种互文性的句式使楹联不仅有和谐、对称之美，而且别有一种涵咏无穷的哲韵。如相传是中国第一幅楹联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就蕴含着这种对称美、对照性和互文性。新年不仅与余庆相对，突出了新旧代谢的对比意味，而且与嘉节互含，与长春相合，由此又构成了新年嘉节纳余庆，新年嘉节庆号长春的互文性表述格式。又如咸阳荆卿墓联“身入狼邦，壮志匹夫生死计；心存燕国，萧寒易水古今流”中狼邦、燕国针锋相对，生死计、古今流判然对照，令人感慨万端。而身入狼邦既与壮志匹夫生死计相系，亦与萧寒易水古今流相联相对，别有无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