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虎地秦简看秦楚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文/云中梦者

管季超0712

从睡虎地秦简看秦楚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历史上独具特色，博大精深，光辉灿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明。一部中华文化史，是一部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碰撞、冲突的发展史。在数千年人类文明的交流冲突中，秦王朝就象一颗耀眼的流星，留下了令人眩晕的光芒。然而，人们还来不及看清它的真实面貌，未能品味它的意义，它却已匆匆逝去，殒入了历史的黑洞。有关秦王朝文献的稀缺程度。不仅不能与其他历史朝代相比，而且不能与统一前的秦国史籍相比，使今人研究这一短暂的王朝倍加困难。

　　1975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大批秦代竹简， 这批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编年记》、《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十种。这些竹简出自入葬於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的纪年墓中，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弥补了史书记载之不足，拓宽了秦文化研究的领域，是研究秦文化的珍贵资料。 这批写在竹简上的文书，在地下埋藏了 2200 多年而终于重见天日，复活了秦代历史。从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秦楚文化碰撞交融的种种痕迹。

一 秦文化与楚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区域文化就已经形成。由于山川分割的地理形势、诸侯割据的政治背景、生产生活条件的东西南北差异，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相当大的区域特色。陕甘地区的秦文化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秦文化具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睡虎地秦简《日书》，体现了秦人择吉民俗赤裸裸的功利性。择吉民俗的所有事象或讲究，都无一例外地直接标明是凶或是吉，是宜或是忌，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示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吉避凶。

　　与关东六国相比，秦文化没有严格的宗法约束，缺乏人工的礼义雕琢，具有粗犷、膘悍乃至野蛮的西北风味。同时，它又处于狭隘闭塞的关隘之中，膏壤沃野千里而又视野狭窄，“好稼墙，殖五谷”使其注重实际，不尚幻想，具有朴实、淳顾乃至蒙味的民情乡俗。在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上，秦人是重农耕、讲实用、非道德、不浪漫的。

　　《荀子?议兵》关于区域文化风貌，有“ 秦人其生民也陿阸 ( 即狭隘 ), 其使民也酷烈 ”的说法，体现出秦人文化基因的某种特色。秦文化的急暴之风，是与长期注重军战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的。睡虎地秦简《大事记》记载一个叫“喜”的人一生戎马案牍生涯便是一证。 此人于始皇“三年，卷军”，后为“榆史”。“ [ 四年 ] □ 军”。又为“安陆御史”、“六年”为“安陆令史”、“七年”任“鄢令史”，“十三年，从军”，“十五年，从平 □□ ”，“十九年， □□□□ 南郡”。 秦风急进的节奏特征，使得秦国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军力国威都空前强盛的秦帝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睡虎地秦简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 可以说最能反映秦文化 “集权强制，重制度、法律” 特征的典型。

　　而楚文化则代表着瑰丽多彩、独具风格的南国文化，它是随着楚国的日益强盛脱颖而出的。

　　楚国是道家滥觞之地，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征，也是楚文化的重要特征。按《史记·楚世家》和《国语·郑语》的说法，楚人是祝融的后裔。祝融是火神兼雷神，“能昭显天地之光明”，生时为高辛氏的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楚文化中对火的崇拜和天文学的发达当源于此。楚人对凤的图腾崇拜也与祝融有关，《白虎道·五行篇》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是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

　　楚文化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革新鼎故。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另外，楚人男留长髯、女爱细腰也是不同于中原的风俗。

　　在战国晚期合纵连横波谲云诡的岁月里，虽有七雄竞逐，真有一统九州的实力的，惟楚与秦而已。一个“南蛮”，一个“西戎”，为何最终却落得一亡一王的不同历史命运？究其原因，恐怕于秦楚文化的差异不无关系。

　　春秋早中期之际起，楚文化因多姿多彩而呈现出云蒸霞蔚的气象，相比之下秦文化则尚未达到既自成一体又蔚为大观的境界，直到秦代才头角峥嵘。楚国与秦国不仅有国土此大彼小和国力此强彼弱之异，而且有文明程度此高彼低之异。楚人喜灵巧，晚期便不免流于浮华、柔弱；秦人喜朴实，晚期仍不厌俭约、苦干。楚文化一达到鼎盛时期，楚人就自满自傲，滋长了守旧意识，不思进取；秦文化在秦朝建立以前从来没有达到鼎盛时期，秦人因他国富、我国贫而萌发革新意识，渴望攻掠。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影响了秦、楚各自发展的道路。

　　“秦、楚、吴、越 , 、夷狄也，为强伯。”这是 秦文化与楚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随着历史的进程，秦文化、楚文化和中原华夏文化的差异在逐渐缩小，而共性逐渐增长。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一条律文为“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对此的答问是“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这充分说明，到了战国后期，秦人已经把秦称为“夏”了，秦为夏，秦人当然也是“夏人”了。

　　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楚文化，都处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长期交融的历史背景之下，因此，秦文化和楚文化，这两种文化和当时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的交融，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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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秦文化与楚文化的碰撞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当统一已成大势所趋的时候，秦文化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东方大国齐，由于受其文化伦理准则所束缚，没有形成那种吞并天下据为己有的愿望。南方大国楚，由于受其文化的感情色彩所支配，从未打算囊括海内虏使他国。唯有秦国，受其文化的功利主义所驱使，雄心勃勃，只求实用，不择手段，以虎狼之势扑向关东，所向无敌。秦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同它的文化特色有很大关系。
　　秦的统一，只是政治、军事的统一，充其量加上经济的统一，并未能实现文化上的统一。秦始皇所面临的，是文化上的三足鼎立，他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以秦小篆取代六国文字， 但文字统一不等于文化统一。楚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无法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扫除。文化上的分裂又会严重的反作用于政治统一，不同的价值取向会给统一造成离心力，这是秦王朝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样，秦在统一过程中，文化政策上遇到了难题。秦始皇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吸取楚文化等关东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使它们同秦文化融合，形成新的统治文化，以文化融合来达到文化统一。二是彻底消灭楚文化等关东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以秦文化取而代之，通过文化征服来达到文化统一。秦始皇选择了后者，从而拉开了秦王朝区域文化剧烈冲突与碰撞的帷幕。
　　秦始皇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 把秦国的制度强行推广到全国外，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无一不是用秦制来取代六国之制，根本不考虑六国旧制中有无合理的因素。可以想见，六国的居民一下子被严禁使用他们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文字和器物，改变他们已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强令他们接受对于他们来说十分生疏的秦制，一旦不从，则会刀刃相加，会引起多大的心理反感。
　　南郡原来是楚国的属地，公元前 279 年，秦昭王命令大将白起率领秦军攻占了楚国都城郢，然后在楚国北部设置了南郡。公元前 223 年，秦军攻打赵国，却被赵国打败，关东六国趁机准备联合攻打秦国。这时候，楚国袭击了南郡。于是，秦始皇就让内史腾出任南郡郡守，去镇守南郡。内史腾到了南郡以后，指责“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不满当时南郡存在的“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等现象。为此，他“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者，致以律论及令、丞”，在秦始皇 30 年 4 月 2 日，发布了《语书》，要求加强对地方风气的整饬，并将这份文告派人传送到所属各县官吏手中。睡虎地秦简的《语书》种，除了政治目的和意义外，也有秦文化对楚文化进行改造的深层含义。
　　楚国在春秋时用周历，楚称五月为夏杘，七月为夏 □ ，十月为冬夕，原是用周历时所定名。到战国时代改以夏正的十月为一月，和秦以十月为岁首相同，但是秦虽以十月为岁首，仍沿用夏正的月份，因此秦与楚的月份不同。 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一份秦楚月名对照表，是这样记载的： 秦“正月，楚刑夷”；秦“二月，楚夏 □ ”；秦“三月，楚丝月”；秦“四月，楚七月”；秦“五月，楚八月”；秦“六月，楚九月”；秦“七月，楚十月”；秦“八月，楚爨月”；秦“九月，楚鬲马”；秦“十月，楚冬夕”；秦“十一月，楚屈夕”；秦“十二月，楚援夕”。这种 秦历、楚历对照并用的现象 是在秦占领楚旧地之后出现的，它对于研究秦、楚所用历法的相互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中，各有两篇“除”，即“楚除”和“秦除”。“楚除”是楚国的建除，“秦除” 是秦国的建除。建除就是以十二地支定方位，以占定吉凶祸福，十二方位之首二字为“建”和“除”，故有此称。这两套建除，分属秦文化和楚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日书》甲、乙种分别记载着两种不尽相同的行忌规范，也就是秦人的行忌规范和楚人的行忌规范。由此，也可以看出秦文化输入楚地后和楚文化之间发生的 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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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秦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
　　莽莽神州，广袤万里，南北风光，有极大的不同。北方，大地无边无际，仿佛没有尽头似的。“大地如盘兮天为盖”，给人以壮阔、坚实、绝对不可动摇的感觉。而南楚水乡，同样是平原却富于变化。特别是春夏之际，洪汛暴涨，水泊纵横，烟波浩渺，虽是一坦平阳，却千汇万状，风光绮丽。也许是这种迥不相同的自然环境，滋哺了古代中国南北迥异的文化。
　　楚文化与秦文化分别是 中国南、北文化的代表 ，两者都是开放型的文化，富有兼收并蓄的能力，他们在文化的交流上为后世中华文化开创了一个优良的传统。
　　战国中期以后，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在战争和军事占领的同时，一方面使秦文化和楚文化发生各种碰撞，另一方面，也使秦、楚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有了更多接触和交流。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交流甚至融合，常常是在承载不同文化的敌对武力的较量和胜败中得以实现的。
　　出土秦简的云梦睡虎地 11 号秦墓，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器物，既带有关中秦人墓的特点，如屈肢葬式，随葬器物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器具，且有铜鍪等反映秦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有江汉地区战国楚墓的风格，如椁室全部用木板构筑，这和楚墓一样，却与关中秦墓椁室常利用墓坑四周生土台做壁板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些都反映了秦文化与楚文化在楚国旧地的交流融合。
　　秦文化的传播 , 主要是由人口的迁徙和扩张所驱动 。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国军队攻占荆楚旧地后，楚人因战乱等原因大量死去或迁徙，在今天的湖北云梦境内，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军对云梦的占领，使楚人大量被杀或非正常死亡，其余的楚人包括领导阶层和军队组成人员都向东迁移。因此，楚国旧地经过战争的浩劫，留下的楚国遗民已经很少了。与此同时，也迁入了一大批秦人，包括秦国的军事人员。因此，秦军占领荆楚后，主要是巩固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至于文化上的碰撞，则是伴随于此而进行的。
　　文化的征服与反抗，更多的是秦文化与楚文化的冲突，同时这两种区域文化之间也有交流与融合。军事征服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与会带来文化上的冲突，但又不是绝对的。实际在历史上，不管存在多么激烈的敌对冲突，各种文化之间毕竟都要交流，以至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中逐渐融合。这个逐渐融合的过程可能会很长，但是这种趋势却是普遍存在。
　　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 内容是为吏者的行为准则，以“五善”勉吏，以“五失”戒吏。根据“五善”、“五失”的内容来看，《为吏之道》所提倡的是，官吏要尊敬和服从上级，忠于上级，要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踏实工作、无怨无悔；为老百姓做好事、待人要谦让。所反对的是奢侈浮华，擅作主张，轻慢百姓，不安本职，损公肥私，重用亲信，好大喜功，只说不做，轻才重货，攻击领导。举出善与失，是希望官员们去趋善避失，趋利避害，保一身平安。 《为吏之道》中有许多思想并不完全是法家的，其中杂有道家的思想在内，叙述也用的是道家和儒家的语言风格和指导思想。竹简中“安静毋苛”与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意思是相同的，甚至连语词也很相近，表现的是道家的思想。“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这些思想，也与老子的“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些思也是很相近的，语言的句式也是一样。 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与其 说 《为吏之道》中大量吸取道、儒家的思想，到不如说是 秦文化与楚文化 整合的一个典型的例证。
　　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是流行于社会中下层的推算时日吉凶的迷信书，是当时“日者”即从事预测未来者的工具书。迷信禁忌，充满此书的内容，而相信鬼神，是全部信念的基础。从思想倾向上，看云梦秦简的《日书》 内容除去政治成分外，涉及社会现实的较少，通篇充满了鬼神观，体现了楚人重鬼神，轻政治思想内涵。 在《日书》中，已有 “ 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 ” 的五行观念，这种观念是否也由中原传入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见于《日书》中的十二生肖却不同于北方，楚地的十二生肖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 ( 龙 ?) 巳蛇午鹿未马申环酉水戌老羊亥其中午鹿不同于午马，未马不同于未羊，申环不同于申猴，酉水不同于酉鸡，戌老羊不同于戌犬。可以看出在楚国故地秦文化和楚文化混合的情况。
　　就像黄河、长江流贯神州大地一样，中华民族的文明也有南北两源：秦文化是北源黄河文明的代表，而楚国则是南源长江文明的中心，两者走着并不完全相同的道路。无论生产方式、意识形态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江河东注，南北合流，共同汇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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