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亨建：蚂蚁上树 学术无圈

教师之友网

蒲亨建：蚂蚁上树 学术无圈
时间:2011年5月4日 作者：蒲亨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一向爱说“学术界”、“学术圈”云云，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改口。殊不知，现在而今眼目下，这些词儿已经不合时宜了。
试问：怎么定义“学术圈”？搞学术的凑在一起扎堆，就算吧？所谓“圈”、“界”，就是某些生物所拥有的特定场所，外人不得入内是吧？亦即，这个“圈”或者“界”，是一个界标，诸如猪圈羊圈等等，猫狗不得入内是也。

然而，照这个意思来看，现在搞学术，那个原来围起来的“圈”已经被拆啦（似乎不算“强拆”）。猫狗牛羊随便出入，猪槽狗盆大家都舔， 摩肩接踵相安无事，吃饱喝足皆大欢喜。

话说我国的女性择偶标准10年一大变，建国初期是“最可爱的人”当兵的吃香，文革期间则工人老大哥领衔，改革开放之初臭老九闪亮登场，而今放眼全境铜板儿生辉大款独步。要说这也不能全怪美女们有眼无珠，要我看她们的眼睛毒得很，准得很。在诸博导满大街溜达、众教授抢处长饭碗的当下行情，大多“臭老九”要想不臭都难，那个臭，真可谓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虽说改革开放至今，成为大款已不是啥稀罕事情，找钱这个“行当”，似乎是个人都能干，已直奔“四十岁之前没有四千万别来见我”的水平。然而相形之下，搞学术则更是小儿科，是不是个人都能干啦。试问：要想成为百万富翁，对一般百姓来说并非易事吧？而要著书立“说”，则早已稀松平常，只要不是文盲，会码字儿就行，那门槛儿早就踢飞他娘的天外去啦。

就拿俺音乐界（这个“界”倒还比较分明）来说吧，写文章简直就成了小屁孩儿穿开裆裤撒尿玩泥巴的干活儿。随便问问高校教书的，无论是教吹拉弹唱还是教啥的，没个十篇八篇的几稀；但要说他（她）们都真想干这活儿，那是瞎掰。没法，大都是逼出来的（都知道是啥逼出来的）。不是说这一逼，就真个将大家都逼出息啦（这种赶鸭子上架的逼法，永远不可能逼出啥出息来），只是将大家逼得更懂得了生意经。好在众多刊物们看准了这个市场，吆喝买卖、供需两旺；于是乎，水货假货者、染色馒头者纷纷出笼。

在这个无圈的学术大市场里，学术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有如下怪相：

首先是拿不拿得到课题，如果拿得到国家或省部级课题，便是可以吹胡子瞪眼的大老爷们。

不要以为你有研究能力或研究水平就能拿到这些课题，这里面的花样多得很。要说你搞了几十年研究，头发都熬白了也拿不到课题，换个人还没有入圈就能拿到国家级课题，还真不是啥新鲜事儿。我就想不明白：那些文章没发表两篇就拿到国家级课题的，申请表中“前期成果”一栏是咋填的？评审专家又是咋审的？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现在拿个国家或省部级课题便是首当其冲的重大研究成果。我就不明白这怎么能叫“研究成果”？课题还没有开始做，做不做得出来，能做成啥样还八字没有一撇，就搞得比原子弹爆炸还轰动。事实上，我国高校的很多社科课题研究成果乃呈倒三角形状：拿到课题是这个倒三角的大头，做出的东西究竟是啥样倒没啥响应，往往是虎头蛇尾，最后只要在还是那帮熟头熟脸儿的评审者那里通过就成。这种评价机制必然导致：申报课题时拼老命削尖脑袋钻营，做课题时则东拼西凑应付了事，这种情况恐怕不在少数。
其次是拿不拿得到奖项。

李施文在《罗志田同志不宜评上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的八大理由》中便提出了如下诘难 ：
    罗志田同志没有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须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
    罗志田同志没有获过省政府（直辖市政府）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教育部社科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川大规定），是应获过省政府、教育部、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
      
亦文在再论《<罗志田同志不宜评上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的八大理由>有七条理由不能成立》 一文中回应道：  
    没有主持过国家重大社科项目并不能够成为罗志田教授的所谓软肋。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比罗志田教授小得多的学者能够获得国家重大社科项目，而成果累累、影响广泛的罗志田教授至今没有获得过国家重大社科项目，在我看来，这不仅不构成罗志田教授的缺陷，反而暴露出国家社科项目评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国家社科项目评审工作的软肋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笔者注：2007年截止，罗志田在该刊发表过5篇文章。参2009年2月12日学术批评网《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罗志田先生论著目录》）这些权威刊物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专家的评审意见对于论文的刊发与否起着决定性的意见。由于实行专家匿名审稿，专家审稿意见决定论文刊发与否，因此论文刊发过程中的人情因素可以减低到最低限度。而国家社科项目评审的过程中，虽然也有专家匿名评审的环节，但一个项目上还是不上，最后仍取决于这些国家社科项目专家最后的评审。而恰恰是最后这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却是不匿名的。……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学术界同仁都心知肚明，还用得着我来捅破吗？  
     再说，国家社科项目的评审也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评审也好，评审专家并不需要去审阅“几十万字、百万字乃至几百万字的专著”。每份申报材料，满打满算不超过一万字。具体的论证材料，字数就更少。凭借这不到一万字的材料，就可以决定一个项目的生死。而项目的有无，又可以用来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和贡献。对这样的做法，……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太过明显。

对李施文“罗志田同志没有获过省政府（直辖市政府）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教育部社科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的说法，亦文道“……（李施文）言下之意是，以罗志田教授在学术界所处的地位，只要他的学术成果具有价值，他是一定能够获奖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并不是每一个学者都会利用在学术界的强势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诚然，在学术界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谋取私利的事情并不少见，甚至有的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给我评奖，我给你评奖，或者公然自己给自己评奖，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公开发行的媒体上都看到过报道，有的丑闻甚至闹得沸沸扬扬。我之所以说获奖成果不一定有水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的工作总结都能评一等奖，这样的一等奖名副其实吗？这样的一等奖我们也应该把它当一回事吗？  

相映成趣的是，李醒民在《我的“六不主义”和“三不政策”》 中谈到：
    既然能弄来课题“好处”多多，诱惑大大的有，可是自从1980年代初步入学界以来，在3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从未申请官方课题。也许有人会问：原因何在？
    我既无能又无法填写申请表。……要求在着手研究之前就那样搭建空中楼阁，我没有这个能耐，更没有凭空吹嘘的本领。
为申请课题成功，五花八门的不正之风乘虚而入，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行其道。有些申请者或申请单位事先打点恩准者，事后双方利益均沾，甚至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肮脏勾当为正直者所不齿，我怎能昧着良心去干？  
    我为什么不申请评奖呢？从外部讲，有这么几个缘由。  
    ……二是缺乏程序公正和评审公正。相当一些评奖组织或评审者与被评者合二而一：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或者是小圈子内的哥们投桃报李；或者是唯亲是视，关系第一，学术第二；或者是权威或官员事先授意，左右评审；或者早已内定，评奖只是走过场；或暗箱操作，蒙人耳目。申请这样的奖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
    我为什么从来不申请评奖呢？内心的缘由才是最根本的缘由。这就是，……我心系学术，心在学术，不舍得为申请评奖无谓地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实则是耗费有限的生命。

在群情浮躁的大环境下，我们已经看到，蚂蚁上树、学术无圈正在成为我国学术现行评价机制的“群众基础”；或者反过来说，我国学术的现行评价机制，正在造就蚂蚁上树、学术无“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学术“圈”上面的人正在被拖着裤子往下拉；学术“圈”下面的人正在被揪着脖子往上拽。学术的山丘正在被一阵阵恣意的海风逐渐抹平，成为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滩；在这片沙滩上，鲨鱼搁浅，螃蟹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