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三重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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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的三重贫困

作者：蔡哲远
文章来源：网络



绝对贫困———与中国富豪之间的比较

前一段时间，排列出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引发一片争议。坦率地说，笔者看到的却是贫困！

中国作家的第一重贫困是财富上的绝对贫困。

尽管可能有娱乐的味道，然而既是“以金钱论英雄”，不妨再来比较一下中国作家首富余秋雨与中国首富张茵（胡润版）之间的差距：撇开泡沫和水分不谈，1400万VS270亿，相差近2000倍！不过还好，作为“废纸回收大王”的张茵，多少还算与图书业擦点边，又都是“白色富豪”。

按诗人叶匡政的说法，近十多年作家的真实生存状态是：如果没有其他职业的收入，80%的作家至多勉强维持温饱，而诗人99%都会饿死。其实，作家的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由于靠稿费不能维持生计，许多作家不得不搞“副业”：美国芝加哥诗派的奠基人卡尔•桑堡当过看门人，《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卖过墓碑石，亨利•米勒当过掘墓人，卡夫卡拿的则是工商保险公司的工资……

有“侦探小说鼻祖”之称的美国著名作家爱伦•坡视侦探短篇为“游戏之作”，而那首不朽的名诗《乌鸦》，则改了又改，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却只卖了十块钱，一时竟成笑谈。

而另一位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发行量却超过3亿册。少数幸运儿“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背后，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职业”（福克纳语）与“暗无天日的自杀”（杜拉斯语）。“赢家通吃”的行业特点，对于任何作者都不啻为一场人生豪赌。在这个中文博客突破5000万的全民写作时代，职业写作的成功率实与风险投资无异。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鲁迅算是“自由撰稿人”的成功典范了吧，然而他也有感慨的时候，“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事实上，据学者陈明远的统计，后期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平均月收入2万元以上，其年收入比他前期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的年收入两倍还多。

相比之下，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秩序下，一介文人若不走仕途，其生存状态可能更接近于孔乙己。陶渊明，这个前国家七品县令辞职做了“自由撰稿人”后，虽戮力耕种，却不足以自奉，有时竟要向别的贫下中农讨食吃。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以学问治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没有一个纯以学问生产而谋生的空间。

相对贫困———与他国作家富豪的比较

中国作家富豪的第二重贫困是与全球作家富豪之间的相对贫困。

英国女首富的作家罗琳，这位一度靠每周70英镑的失业救济金维生的曾经的单身母亲，目前身家10亿美元，未来更可能达到100亿美元，可谓名副其实的“点（魔法）石成金”。

然而，如果不是幸运地遇到文学经纪人里特以及被称为《哈利•波特》第一知音的巴利，罗琳的命运将着实难以预料。事实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曾遭12家出版商的拒绝，英国的出版社首次只尝试性地印了500本精装本，而它日后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编辑赖文背后的美国式营销。

一个作家竟比英国女王还富有，正暗合了后现代社会的趋势：力量由权力、资本向知识的转移。

而在知识经济体系内部，则存在科技与文化的主导权之争。在美国布蓝迪斯大学社会与经济学教授莱奇看来，“好创意，才是这个新时代的货币；资讯科技，则只是让这些货币更有效流通的银行。”但在目前这种框架下，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传播手段比内容更重要。

其实，“一字千金”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西汉初期，陈皇后为争宠于汉武帝，请司马相如写了一篇633字的《长门赋》，“得黄金百斤”，合每字1.6两黄金……但这显然不是市场的产物！

马原，这位据说曾“狂言”国内如果有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一定是马原的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现在的梦想却是写出像《达•芬奇密码》这样的大畅销书。

不过马原可能会失望。中国社会转型的“叠加性”———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展开———决定了中国的“饲料首富”、“钢铁首富”与“软件首富”、“互联网首富”可能同时涌现，但就是不大可能出现传统写作意义上的“作家首富”！

在2006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有“中国对美最大的单件出口商品”美誉的姚明高居榜首，并以1.7亿元的收入遥遥领先于其他入选者，而同样有“中国文化足以与好莱坞抗争的跨国公司”美誉的张艺谋，则仅以550万元居收入排名第49位（综合排名为第26位）。

马原或将遭遇与张艺谋类似的困境。在市场厚度上，整个中国出版业的规模还不及一个贝塔斯曼。在国际贸易中，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出版业甚至连温州的民营企业都不如。数据显示，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为10：1，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图书出版业就像16世纪的手抄业。中国GDP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5，按购买力平价则为美国的一半多，而在个人财富上，中国作家首富余秋雨却不及全球作家首富罗琳的1/500，背后隐含的正是中美两国出版业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与美国那种强大而成熟的畅销书工业体系相比，我们几乎还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而易中天引起的广泛争议，说明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还在前媒体时代。

致命贫困———想象力、创造力的贫困

《泰晤士报》这样评论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本书颇为激越，但也证明了像奈保尔这样的小说家，可以更快速也更有效地指出问题所在，比之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小组和各色专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实验场，中国的“基督山伯爵”、中国的“红与黑”、中国的……正在这里同时上演。时代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比巴尔扎克、狄更斯更丰富的素材，“作家再荒诞还不如我们的现实生活荒诞，作家再高尚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高尚”，余华就曾坦言网上的社会新闻给予他灵感。

然而，与读者对作家的期望相比，当代文坛风景总体是令人失望的，甚至呈“一蟹不如一蟹”（王朔语）的衰败之势。裸奔、包养、口水战之类的炒作救不了中国文坛。

畅销书就是畅销书，仅此而已，没有人会以《哈姆雷特》的标准来衡量《哈利•波特》，尽管就销量而言，罗琳已超过莎士比亚。但即使是畅销书，我们可又拥有《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这样的想象力？

不可否认，文学边缘化的背后，有时代的因素，就像马原所指出的，“你不能想像人们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战争与和平》。在慢节奏的时代里才会有《红与黑》，可以饭后茶余、一点都不着急、那么从容去阅读的蓝本。”但爱因斯坦也说过：“不管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怎样，人总是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经济上的贫困并不必然意味着想象力、创造力的贫困。

事实上，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境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红楼梦》；巴尔扎克、大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吐温的不少作品，都是债务压力直接催生的；当马尔克斯在巴黎街头流浪的时候，怎么知道自己会写出《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伟大的作品？当贫穷的单身母亲罗琳推着婴儿车到一家小咖啡馆取暖，并在餐巾纸或菜单上记下灵感的点点滴滴时，又何曾料到今日的大红大紫？

“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王朔以一种中国式的痞子消解了中国式的崇高，但终究未能写出《红楼梦》或《飘》这样真正伟大的作品来（有人不客气地称他的小说连给《飘》提鞋都不配），不过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发现，伟大的作品是一不小心写出来的。

真正的作家不是在“机械化养鸡场”里批量生产出来的，也决非靠“天价写作班”所能培训出来，而是在放野鸭子的过程中一飞冲天的那只白天鹅。据“童话大王”郑渊洁的统计，25位作家富豪中，起码有10位没上过大学。这其中就包括他自己。

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一些曾经的诗人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从诗人到商人，对分众传媒CEO江南春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也许，将来有一天江南春也会像退稿作者鲁丝•莉莉给美国现代诗歌协会《诗刊》杂志捐赠1亿美元成立诗歌创作基金会那样，为中国诗坛注入新的活力呢！

然而，另一位诗人刘波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凭一部《传世藏书》赚得5000万，从此在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一度被视为“新儒商”的代表人物，结局却是逃匿海外，身后留下数十亿元的贷款黑洞。

熊召政选择的则是“第三条道路”。当诗人要饿死的时候，他下海当了商人。经反复考虑，他发现自己当不了比尔•盖茨，也当不了李嘉诚，却有可能当中国的托尔斯泰，因此又“上岸”了，并因小说《张居正》而获茅盾文学奖。

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时代。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未能创造相应的智力与精神世界。一个不能在文化上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自然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与“复兴”。

“我花了整个上午校对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我又把逗号放了回去。”像王尔德这样试图建造大教堂的文字石匠在今天这个GOOGLE式写作（或曰百度式写作）的时代早已绝迹。由于缺乏“心灵鸡汤”的滋养，因此尽管这个社会人人都充满了对“奶酪”的渴望，最终却发现自己仍是“穷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