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散文翻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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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散文翻译心

谢有顺
　　散文现在是一种繁荣的文体。写作者众多，发表的数量也惊人，但整体的面貌并不令人满意。尤其在散文的话语上，讲究、节制、有个性的文字，其实不是很多。我以为，散文的语言，在本质上应是优雅而富有美感的，粗糙和夸饰是散文的大敌。因此，散文要写得好，不仅要面对一个有意味的实感世界，还要面对一个优雅的语言世界。   
　　南帆的散文，就是优雅而有美感的文字。他既重历史疑难的探询，也重现实人心的解析，正如他的笔墨，既有批评家的睿智，又有散文家的自得，这使得他的文字，在历史与现实、理性与感性之间，往往穿梭自如，有着一个学者不多见的优雅和沉实。   
　　我喜欢读这样的文字。清晰而准确，隐忍而节制，没有怒气，拒绝夸张，不人云亦云，也不斤斤计较。他写作视阈的宽广，见证的正是他生命的厚度，这一点，在他的散文写作中表现尤为明显。《辛亥年的枪声》（海峡文艺出版社）作为一本新散文集，不仅关涉他对历史、故土和先贤的追思，也书写日常生活和渺小事物背后的隐秘心事，事的大与小，情的浅与深，映照出的都是南帆那智慧的面影——他不会因为介入重大问题的思索，而忽视对细节的发现；也不会因为流露出对小事的警觉，而遗忘生活背后那条长长的历史阴影。他也犹疑，那是因为真相的消隐，正如他的幽默，往往是为了缓解内心的迷茫。   
　　这迷茫，常常出现在他面对历史时的那个瞬间。“历史”二字，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大词，是材料、事实和铁证如山的现场，因此，写作历史大散文的人，一般都会显露出一种独断的文化自信。南帆笔下的历史，却闪烁着完全不同的面貌。他承认历史比绯闻更伟大，但并不简单地把历史等同于客观的事实、严密的考证。相比之下，他更关心人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以及在历史的缝隙中依然还活跃着的个人气息。因此，即便在诉说正大的历史，南帆也对传说保持着浓厚的热情，比如他在讲述“有些温情的林纾”时，就坦言“没有必要用呆板的考据求证传说”，“传说不是证明细节，而是证明这些先辈没有退出生活。传说也是历史——这是盘旋在人们心中的另一种历史。”（《戊戌年的铡刀》）   
　　正是对“另一种历史”的持续关注，南帆一系列谈论历史的散文名篇，才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情世界。在《辛亥年的枪声》中，南帆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广州起义这一事件的影响和意义上，而是突然对林觉民的内心轨迹有了兴趣。尤其是那个写《与妻书》的林觉民，作为一个带着体温的个人，开始在历史的裂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传统历史描述的补充。   
　　补充就是发现。和历史考证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散文写作面对历史时所匮乏的正是发现和理解。一个散文家笔下的历史，如果体积过于庞大，他必然会取一种“去纠正”的写作态度，相反，如果他从一条细小的缝隙进入，就会取“去理解”的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这样的散文，视角是小的，但由于作者所选择的点可以准确地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反而有可能通达一个广大的世界。因此，我尊敬那些谦卑地“去理解”历史的人，这表明，他们在历史面前的感觉没有板结，还有强烈的好奇。“历史是由无数段落草草地堆砌起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填塞在哪一个角落。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人一事无成。如果不是历史凑巧提供一个高度，即使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可能仅仅是鼻子底下的一个极其微小的旮旯”（《辛亥年的枪声》）——这样的历史表述，使历史开始向文学转化，或者说，历史获得了一种文学般的动人面貌。  
　　历史需要的是求证，而文学则允许假设和想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素来喜好吟诗作赋，后来听从梁启超的规劝弃诗从政，不幸殉难。南帆不禁假设：“如果说，林旭专攻词章之学，哪怕成为游历边塞、出入青楼的浪荡文人，是不是反而有机会尽享天年？”林觉民不负天下，但负了一人，这人就是他的爱妻陈意映。面对他长笑而去的身影，南帆问道：“他挥挥手将陈意映抛在彼岸——他有这个权利吗？”南帆总是通过假设和追问，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疑难和不安。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一切僵化的观念史失去了信任，他的写作才会有意无意地去留心细节和可能性。南帆善于在经验的丛林和细节的描写中发现曲折的小径，使读者在会心一笑或若有所思中获得智性的愉悦。   
　　这就够了。如果说理论是对思想问题的重大发言，散文更多的就是打扫生活的细节，清理思想的碎片。南帆的理论文字绵密冷静，动情之处不多，但他的散文，往往会毫无设防地泄露出他的心事和情怀——这是一个学者极为美妙的一面。梁实秋说：“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心声翻译得好的散文，往往就有澄清澈底的风格。南帆的散文，大概是称得上“澄清澈底”的，有细节，有情怀，更重要的是，无处不在地洋溢着一种智慧的警觉。   
　　这样的话语表情，所翻译出来的是一个现代书生的理智和旷达，它值得读者细细地品味。（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