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在写作中燃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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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在写作中燃烧生命

周晓华
　　他是著名作家，也是金牌编剧，从早年的《菊豆》、《秋菊打官司》，到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再到主旋律题材的《集结号》、《张思德》、《铁人》，刘恒的作品可以说是演一部火一部。2009年，刘恒把贫嘴“张大民”换成了苦难的贫嘴“苑大头”，依然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依然是老北京味的贫嘴逗哏，最终成就了他的话剧处女作《窝头会馆》。而刘恒首次“染指”的歌剧《山村女教师》，如今也成为国家大剧院的精品剧目。

　　2011年伊始，备受关注的张艺谋新片《金陵十三钗》在南京开拍。该剧的编剧之一，一向低调的刘恒破例参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电影开机仪式。刘恒说：“我和张艺谋导演30年前就开始合作。这部《金陵十三钗》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它是我编剧生涯中又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我希望从一开始就能亲眼目睹它走向成功。”

　　“刘恒是当今中国最好、最认真的编剧。”说到刘恒，张艺谋从不吝赞美，两个“最”字是对刘恒的写作能力和创作态度由衷的赞赏。谈到《金陵十三钗》，张艺谋也不止一次说，这是他当导演20年来碰到的最好的剧本。

　　在刘恒和张艺谋初次合作拍《菊豆》时，刘恒刚刚30出头，如今光阴流水般逝去，刘恒坦承自己已从青年往老年迈进，庆幸的是还有一些资源可以继续燃烧：“我觉得50岁知天命后，对生活、对人生、对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更自信更淡定了，只是体力和精力和以前有所不同。这个时候，能够利用双方的资源，把这部影片(《金陵十三钗》)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交代和回报。”

　　几十年来，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话剧、歌剧，无论什么题材体裁，刘恒一直在努力，在写作中燃烧生命，向着更高的目标飞翔。

　　写作是自救

　　上个世纪70年代，像那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从部队退伍的文学青年刘恒盼望着融入到大时代火热的生活中。所以当他知道给自己安排的工作是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或是农机研究所图书室的管理员时，他觉得很失望，那远离了他的想象，那样的地方怎么会有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怎么会有青春激荡的体验？他到复退军人安置办去谈自己的想法，却遇见了另一个对所分配工作不满的复员军人———

　　一个汽车制造厂的装配工。没有多想，没有和家人商量，刘恒立刻与他做了交换，于是人生的轨迹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组装车间，面对汽车零件组装流水线，面对高强度的纯体力劳动，刘恒傻眼了，这样干下来，哪还有时间读书？哪还有精力写作？他回忆说：“那时候被分到了总装车间，在流水线上工作，每6分钟过一辆吉普车，给每辆吉普车相同的部位装相同的零件，简单枯燥，而且很累，最紧张的时候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才能休息。我真的后悔了，在那种环境下，根本没有创作的欲望，也谈不上体验生活，身边的工友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开病假条。”

　　然而挫折才是人生的常态，没有谁会为青春的冲动买单，一切他只能自己扛着。生性敏感内向的刘恒感受着没有出口的苦闷，他拼命地写，像是一种逃离，一种自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梦想。很多时候，母亲半夜起来，看到我的小屋还亮着灯，就劝我睡觉。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上班骑着自行车都能睡着了，常常是自行车车圈蹭马路牙子的响声把我惊醒。”

　　也许是天道酬勤，1977年7月，刘恒的第一次投稿就被《北京文学》选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经常从北京挑一些人到杂志社帮忙，每一期3个月，刘恒被挑中了。他终于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心灵的泥沼中走出来，为了不再回到那个环境中去，刘恒每天来编辑部最早，打水、扫地，十分勤奋。后来编辑部的领导觉得他干得不错，让他再接着干3个月，这样一来二去，刘恒终于从北京汽车制造厂调到了《北京文学》杂志社，一直在文学之外创作的他这才有了阵地。“我所接触的文学圈子、社交圈子是在《北京文学》成熟和培育起来的，所以我要永远感谢它。”

　　因为写作，刘恒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没有报名，以后，数学只考7分的他放弃了高考，也就彻底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当有机会去《北京文学》当编辑时，简历中“学历”一栏他填的是“初二”，当编辑的时候他才抽出时间读了一个干部研修班，拥有了大专学历。没有读过大学，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遗憾。“我儿子读‘国际政治与研究’专业，我羡慕他能够有系统学习的机会。我是没办法了，我喜欢哲学，可是最需要吸收知识的时间被荒废了，我只能靠自己学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也只能用这样七零八碎得来的经验去思考人生，所以我常常判断错误，出现偏差。”提起这些，刘恒很是感慨。

　　好在刘恒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并没有在不断的偏差中失去方向，他写作，在文字的囚禁中找到了心灵的自由。

　　写作是命运

　　“五十知天命”，刘恒也在50岁上下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活该当个作家”。50岁的刘恒已经不是当年一边给吉普车装底盘，一边做着写作梦的文学青年，他的名字前面有了很多的附加词：著名作家、金牌编剧、北京市作协主席等等，这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功名利禄。50岁的他即便不坐享其成，也可以躲在这些名词后偷偷懒了。可刘恒却不能放下他的笔，也无法让自己偷懒：“我不是排斥物质的东西，我和钱又没有仇，可是如果你说给我很多的钱让我不再写了，那我不干，给我再多也不干。”

　　刘恒依然用圈里人都了解的方式，把自己“关”起来去创作，十几天、几十天，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疯狂地和自己较劲。他知道到了这个年龄，在文学圈走到这样一个层面，旁人已经不会再在他的路上给他设置什么障碍了，他只能在自己身边堆满荆棘，然后再清理它们，在鲜血淋漓的刺痛中去保持那份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去保持那份纯精神世界的想象力。从50岁走到现在，他的成绩单上又有了许多的“优”，这其中除了他熟悉的小说创作、影视剧创作，还有了新的科目、新的尝试，像话剧，像歌剧。他得到了肯定，得到了掌声，可是他的满足是短暂的。他还会经常觉得走投无路，还会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想要用新的挑战来证明自己：“我还想在哲学上，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有所贡献，而不是文体上的简单的成绩，这对我吸引力不大，我希望上帝能给我机会，让我还能够创作出惊世之作，当然这是我的梦想。”

　　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刘恒声音很轻，语速也很慢，像是在自言自语。刘恒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到了知天命的年岁，就好比太阳过了午，该往下落了。但在这个时刻，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两点：一是随遇而安，在喧嚣的、物欲横流的环境里，保持自己的平常心态，平和、平静地看世界。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在这个年岁，人容易不思努力，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下降，而我要求自己发挥出应有的创造力。”

　　写作让他清晰地了解人生的规律，让他愿意忍受命运带给他的痛苦，也让他看见衰退的必然，体力的、精力的、创造力的；可写作又似乎给了他突破自身禁锢的力量，让他甘心去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

　　他了解他喜爱的那些作家基本都敏感到病态的程度，像尼采、卡夫卡、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甚至是在不断毁灭了自身肉体的情形下，去达到创作的高度。刘恒有时候希望自己像他们那样，使思想达到完全不受控制的状态，并从这种高峰的体验中去实现自己文学上的价值。“我期待这种状态，但我也害怕会疯了。”刘恒笑道：“我希望我能平衡自己，保持一种适度的敏感，至于最后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

　　写作是减去欲望的飞翔

　　“知天命的表现之一是现在我把减法放在第一位，要不停地减掉生活中的步骤和干扰，那些现实生活的诱惑，名誉上的、利益上的、虚荣上的、娱乐上的。掂量一下自己的生命，按照正常的生命周期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剩下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多。能做的事也是有限的，如果想做好，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对生命最有意义的事情上。对于我来说，除了我的家庭和写作，其他一切都可以减掉。”虽说要“听天由命”，可刘恒还是很清晰地在规划自己的未来，家庭是他“生活的主要阵地、幸福的主要源泉”，是他在“大风大浪里拼搏后的港湾”，而写作是他生命最有意义的体现，除了这些，其他的许多东西对他则是形式的问题了。就好像他目前写的歌剧，虽然在报酬上远远低于其他创作，虽然在形式上并不能很外在很直观地体现编剧的价值和写作功底，他却一丝不苟地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完成，同时放弃了一些看起来更容易也能够得到更多回报的合约。

　　刘恒说，现在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太太在打理，他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几乎不花钱，也没有享乐的欲望，但他觉得生活中还有可以不断减去的东西，他希望找出它们，减掉它们。他的野心仍在写作上，他还想在那里驰骋，在写字台的后面，在孤灯底下，忍受煎熬，品尝快乐。

　　他知道自己是站在地上的，他知道自己没有翅膀，但他在挣脱，努力减掉困扰普通人的种种羁绊，以使思想的力量带着自己在精神世界飞翔。就像他曾经写过的：“我们的敌人既不是客体的坚固，也不是主体的懈怠，更不是工具的笨拙。我们的敌人是时间。我们知道，谁将是最终的失败者，这是早就注定了的。当然，这也是生命中全部哀伤的源泉。但是在倒地不起之前，我们必须奋斗，必须冲到一个尽可能远一些也尽可能高一些的地方！”

　　刘恒的平和、刘恒的谦逊、刘恒的真诚都让人感受到他的力量，他内心的力量因为纯粹显得很强大，让他能够从容地做减法，让他在功名利禄的种种诱惑中甘愿做文学的永远信徒，除非———死亡阻挡。

　　刘恒九说

　　一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我读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包括日记和书信。那种痴迷的阅读刚好发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印象太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理智可言。鲁迅的精神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还捎带着影响了我的文字。他的孤冷，他的犀利，还有他的迅捷，在我看来是某种身份的标志。二说文学：我现在仍然认为最结实的思想、最浩瀚的精神世界，还是需要文字把它确立起来，如果没有文字的耕耘和收获，人类那些具有价值的思想就出不来，最后还是要靠文字来留存。这是人的精神最宝贵的部分。纯文学也是一样，是稀有金属，需要有勘探能力的人来开采这些稀有的金属。越稀有，可能越珍贵。这是

　　文学不需要悲观的理由，虽然处于弱势状态，但是不需要悲观。我一直准备着，有一天写出一部让自己满意的小说。三说写作：写作是寂寞的事业。对我个人来说，它是一种爱好，也是我的生命。在纯粹的意义上，这种写作与任何功利的目的没有关系。我常把自己关在某个地方创作，心情很孤寂。为了抓紧时间全心写作，我只吃早饭和晚饭，把午饭免了。

　　吃完早饭，坐下来一写就到下午两三点钟，幸好一个多月就写完了。然而不幸的是，离下一次关禁闭埋头写作又为期不远了。这种状态恐怕会延续下去，除非我放弃写作。当然，没有人逼我这样做，这是我为自身爱好和我的人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老实话，孤寂之余我感到相当幸福。

　　四说父亲：我父亲是个非常利他的一个人。他们那一代人在人格上是非常有力量的。我父亲当了一辈子优秀警察，但地位卑微，始终是一个小派出所的所长。父亲靠自己的力量做人，人品极其好，从来不讲报酬。后来他老了，70多岁了还弄一个小皮包给人理发，我们那个大杂院儿里几乎所有男人头发都是他理的，从来不要钱。可我跟我父亲很少交流，一句话不投机就干脆闭嘴了，直到他卧床不起临终的时候，我才对他说我爱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过世后，我数次在没人的地方痛哭，大半年才平静下来。

　　五说家庭：我爱人是位医生，我的所有作品，她都是第一读者。有些作品我没写完的时候，她偶尔提些意见。有时我信心不足，她不说缺点只说优点，略施小技让我得意地继续写下去，写完了再来打击我。我吃她这一套，习惯了。我的家庭观念很传统，喜欢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和和气气、平平淡淡型的，我自始至终没想过要轰轰烈烈地活着。年轻时喜欢跑动，旅游和各种笔会都愿意参加。结了婚有了孩子，就恋家了，别说笔会，甚至出国都不爱去了。我感觉家里很舒服。我人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让家人和亲人幸福。如果他们能够快乐地生活，我的人生目标就实现了。

　　六说自己：15岁怕丑，不爱照相。跟现在比比还是挺好看的，关键是比较干净。那年月写信找不着词，却爱上了文学。夜读保尔，读到吻冬妮亚自己就变成保尔了。30岁戒烟，人就胖了，笔也肉起来。改喝咖啡，一夜10碗，肝又疼了。吃糖，吃瓜子，最后吃茶，心胸还是不静。无意中把头发刮了，秃笔随之顺畅。45岁上街，有个老太太指着我儿子问我：“这是您孙子？”我说是。有个亲戚读了我的文集，深惑不解：“你的小说，书皮上印个你爹的相片干啥哩？”我说你再看看。我不生气，只是略感惊讶，还有点高兴。我是个老作家了。至于自我评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特点的、有一定成绩的、比较认真的作家，除了会写小说，对影视剧本的创作也有一定的研究和成绩。

　　七说《窝头会馆》演员：宋丹丹一直夸剧本，走到哪儿夸到哪儿，还拽着老公一块儿夸。我还没吃透剧本的优劣，虚荣心倒抢先得到满足了。但是我必须说，她对剧本的理解，让我有知音之感。我精心观察她在台上的一举一动，说句肉麻的吧，她对表演层次和强度的控制显示了天才的力量。何冰也好，你要说他是人艺一根台柱子，恐怕没人说他不是。他已然戳在那儿，生了根儿了，谁也推不倒他了。濮存昕给人的惊喜最多。我明明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台词，可只要他一张嘴，我就跟着观众笑翻了。那种骨子里的魅力是与生俱来的吗？我觉得八成是。杨立新和徐帆也好，有的朋友给杨立新嘎嘣脆的表演排第一，有的把徐帆的气韵摆到最前边去……总之，各有各的好，台前台后都好，凑成了整个人艺的好。戏在台上一旦活起来，那感觉真的是好啊！我有两回坐在二楼的边座上看戏，除了演员的动静，整个剧场鸦雀无声。艺术的美是什么？一伸手就摸到了。

　　八说80后作家：看到郭敬明，我就想，有异禀之人必有异人之相。我相信他有巨大的精神能量，我希望他有好的发展前途。我也喜欢韩寒的状态和表达的锐利。我曾想把笔传给我儿子，可人家对写作没兴趣，但当我看到一帮和他同龄的孩子在写作时，我感到特别亲切，就有了舐犊之感，我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想到“弑”字。你们不要有“弑父情结”，你们是后浪，推着前浪走，但实际上是前浪把你们拉来的，在基因链条里，是一环一环地前辈传给后辈，人类的基因才成为整体，人类文学才发展到今天。最大的战争是我们要征服读者，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九说影视剧和话剧创作：电影的节奏非常重要，它的结构是细部的结构。而电视剧是砖头，它是一块一块码砖头砌砖头，它的结构更小，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更小。话剧则不同，一个编剧写完了话剧剧本以后，这个剧本可以永远“活着”，因为有一代一代的剧院、导演去完成它，而且跟上一次完成的绝对不同，它不可能重复，剧本的生命力在不停地成长，没有死亡期。相比之下，电影剧本一交出来，一旦文字转成视觉、让胶片固定下来之后，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它就已经死掉了。所以我有时候形容电影剧本里的文字是电影剧本的墓志铭，而墓碑是电影。 (周晓华/文)

　　简介：

　　刘恒，1954年生，本名刘冠军，北京人，现任北京市作协主席。1975年退伍后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当过工人，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因发表风格独特的《狗日的粮食》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引起文坛关注。此后，又发表了《白涡》、《虚证》、《伏羲伏羲》、《教育诗》、《黑的雪》、《逍遥颂》等中长篇小说，已有五卷本《刘恒自选集》问世，曾获鲁迅文学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老舍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