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繁荣原因重述[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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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繁荣原因重述[z]



　　摘　要：揭示唐诗繁荣的原因，关键在于把唐诗看作一种活动。诗歌活动在唐人的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它是高品质生活的元素，是交流思想和情感的媒介，是步入上流社会的资质。皇帝的提倡开启了崇尚诗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广大士人创作激情的充分释放创造出了大量高品质的诗作，以歌传诗的传播方式造就了庞大的诗歌欣赏群体。

　　关键词：唐诗；繁荣；尚诗传统；以歌传诗

　　唐诗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影响之大，都标志着中国诗歌曾经走过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诗歌一体，古已有之，何以到唐代而独成大观？许多学人都试图对此做出解释。早在唐代人们就做出了各种解释。此后历代学者均有阐述，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人们在描述唐代文学史时，都对唐诗繁荣的原因做出了分析。这些解释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端:经济的繁荣为诗人们提供了四处漫游的物质基础;皇帝的提倡开启了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诗赋取士吸引了众多士子致力于诗艺探索，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诗人们敢于直抒胸怀;相关艺术的繁荣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滋养;佛教道教的兴盛促使诗人对人生和艺术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前代诗人的各种创作试验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然而这些解释还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给人的感觉是“言虽多而不要其中”。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些疑问:前面所列各种条件，有许多不是唐代所独有，何以只有唐代诗歌出现了如此繁荣的局面？在众多因果关系当中，哪一种关系最为重要？可见这一问题还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一

　　要想揭示唐诗繁荣原因，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唐诗的繁荣？是诗歌活动本身，还是诗歌活动的结果？我们今天是通过诗歌活动结果感受到唐诗繁荣的，但要想揭示唐诗繁荣的原因，则应该着眼于唐诗活动本身，看诗歌活动在唐人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看唐人对这一活动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热情。其次要以系统的思维分析唐代诗歌活动的各个层面，进而找到其间的因果关联。当我们考察诗歌活动功能时就会发现:诗歌在唐代不仅仅是诗人抒情言志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成功的显著标志，人际交往的常用工具，高尚生活的有效话语。这是朝廷重视诗歌活动，并推出一系列政策的原因所在。当我们在分析诗歌活动价值时就会发现:诗歌在唐代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创作行为，而且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诗歌是当时高尚的社会生活的元素。唐代全民崇尚诗歌的风气，原因就在于此。当我们在分析诗歌活动机制时就会发现:诗歌在唐代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体行为，而更多是群体行为，诗人的写作常常是在集会、酬唱当中完成的。他们在交流切磋中，相互认证，提高技艺。这就是唐代诗人们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诗歌团体和流派的原因所在。当我们在分析诗歌活动参与者时就会发现:诗歌在唐代不仅是诗人的行为，其中还有官方组织、歌者传唱、商人贩卖和教师传授，是他们共同促进了诗歌活动的繁荣。唐代诗歌活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原因正在于此。

　　在诗歌活动的各个层面当中，参与者的作用最为关键。皇帝、诗人、歌者分别担负起诗歌活动的组织者、创作者、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一同促成了诗歌活动的繁荣，其间的关系可以作如下表述:皇帝的提倡开启了崇尚诗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广大士人激情的充分释放使他们写出了大量高品质的诗作;歌者以歌传诗的传播方式造就了庞大的诗歌欣赏队伍。

二

　　这里有必要从孔子的一段话谈起。《论语·阳货》记载孔子的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孔子教导学生一定要学诗，因为诗是调理性情的工具、参与社会的素养、增广见闻的途径。说明在孔子的时代，诗就是上流社会交往的话语，“不学诗，无以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唐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在唐代，欣赏诗的人不再限于少数世袭贵族，而扩大到了广大士庶;吟诵的诗歌也不再是像《诗三百》那样的成品，而是出自于同时代人的当下创作。在唐人的生活中，诗歌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诗歌是高品质生活的元素，是交流思想和情感的媒介，是步入上流社会的资质。

　　在唐代，诗歌活动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构成元素。举凡庆典、饮宴、游览、欢会、送别等场合，都要有诗歌活动。如果没有诗歌的加入，这些活动就大为逊色，甚至不成其为某种活动。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就曾记载了诗人郎士元和钱起的故事:“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2]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员外任，照例要举行宴会，照例要有人作诗送行，而为官员饯行的宴会一定要有当红的诗人参加，如果当红的诗人没有到场，那么这一活动就会黯然失色。在唐代，人们习惯于用诗的语言来传达思想和情感。举凡言志、抒怀、问讯、陈情、干谒、请托、公告、谈艺等活动，都可以用诗来表达。在许多情况下，诗可以代替各种文体，人们可以用诗来表达任何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凡例·五古凡例》曾这样说杜甫的五古:“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前后《出塞》、‘三别’、‘三吏’，固为诗中绝调，汉魏乐府之遗音矣。他若《上韦左丞》，书体也;《留花门》，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褥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王》，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3]其实杜诗除了五古之外，其他诗体也未尝不是“牢笼众有”的。别的诗人虽然不能像杜甫这样“牢笼众有”，但以诗来代替各种文体也是常有的事情。

　　在唐代，能诗是一个人具有文化素养的标志，是参与上层社会活动的必备条件。读书人要想步入上层社会，就一定要熟悉上层社会的语境。在“不学诗，无以言”的生活氛围中，诗是最有效的资质证明。一个孤立无援的士子，完全可以凭借诗艺进入上层社会。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向韦左丞陈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杜甫看来，能诗是“立登要路津”的充分条件。他虽然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来形容其参加上流社会聚会时叨陪末座的屈辱，但他毕竟是凭借着自己的诗艺自由出入上层社会的。

　　中国诗歌传统在唐代得以高扬的关键是皇帝的提倡。正如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所言:“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才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浸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遍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于时文馆既集多材，内庭又依奥主。游燕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谁鬯律宗，可遗功首？”[4]可见皇帝在这一社会风气的形成当中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由皇帝到王公贵族，由官员到百姓，由宫廷到京城，由京城到州县，不断向外扩散，最终形成了全民尚诗的社会风气。正如明人胡应麟所云:“尝与友人戏论，唐诗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备。”[5]

　　早在贞观年间，太宗就开启了这一风气。当时君臣们就认识到，诗歌活动不仅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是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此后历代君主相沿成习，并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立文馆，招翰林，取科士，从制度上保证了诗人们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这种激励作用是巨大的。杜佑《通典》“选举三”云:“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6]宋杨万里《黄御史集序》亦云:“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7]可见朝廷一系列激励政策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推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

　　诗歌活动是典型的群体性活动，每个诗人的创作都要接受社会评判。在庆典、饮宴、游览、欢会、送别等活动中，常常会出现众多诗人“同场竞技”的局面，评判质量的机制也就随之产生。唐中宗举行诗会，命上官婉儿品第甲乙;孟浩然在秘省集会作诗，吟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诗句，众人咸为之搁笔;在郭暧和升平公主举行的宴会上，钱起和李端一比高下，都是著名的赛诗故事。即使不是在这样小范围“同场竞技”，每个诗人的创作也都在随时接受广大同行和欣赏者的评判。而诗名的高低不仅关乎诗人的个人荣誉，也直接关系到诗人的社会地位，这就大大激发了诗人们的创作激情，他们沉湎其中，苦心孤诣，而又互相切磋，相互砥砺，尝试写作各种文体，探索各种风格，于是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诗人群体，甚至是有共同创作倾向、领袖人物和具有范式意义作品的诗歌流派。

　　作诗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不仅可以使诗人声名远播，而且可以使诗人享受因创造带来的快乐，诗艺本身就足以令人陶醉。诚如杜荀鹤《苦吟》诗所言:“世间何事好，最好莫过诗。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许多诗人都在诗中表达过类似的心情。如杜甫有诗句云:“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方干有诗句云:“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贻钱塘县路明府》）崔涂有诗句云:“朝吟复暮吟，只此望知音。举世轻孤立，何人念苦心。”（《苦吟》）“月上僧归后，诗成客梦中。”（《秋夕与友人同会》）“十年惟悟吟诗句，待得中原欲铸兵。”（《夏日书怀寄道友》）刘得仁有诗句云:“刻骨搜新句，无人悯白衣。”（《陈情上知己》）喻凫也有句云:“颜凋明镜觉，思苦白云知。”（《残句》）唐代留下了许多诗人苦心作诗的故事，如李贺呕心集句，贾岛驴上推敲，周朴抓住樵夫，都表现出诗人对诗艺的痴迷。其中周朴的故事最为有趣:“（朴）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者，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其句云:‘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8]由于众多诗人倾尽心力，乐此不疲，这就大大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品质。

　　醉心于诗艺的探索，只能提高诗的艺术品质，而诗歌精神品质的提高，则取决于诗人高尚的精神境界。唐诗呈现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高超的诗艺，更是通过这些高超的诗艺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感召力。在唐代诗人处于社会活动的中心，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们对社会乃至宇宙有了更多的关怀，他们的理想和激情在诗歌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而大大提高了唐代诗歌的精神品质。

　　诗人本属于士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士人们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崇尚自由的传统。他们靠输出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获取生生之资，讲究一套行为规范，如“士为知己者死”，但要求雇主能尊重他们的个性，所谓要“待士以礼”，他们愿意以客人的身份而不愿以臣仆的身份出现在君主面前。这一传统到秦汉统一后，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逐渐加入了更多的社会担当意识。这种意识在汉末动荡社会当中集中地展现出来，这就是建安诗人笔下的悲悯人生、慷慨救世的情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然而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处境很不美妙，频繁的朝代更迭，使士人们保命不暇，这一宝贵的精神传统未能得以顺利延续。而到了唐代，士人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观。唐代统治者奉行了儒道相结合的治国思想，而这两家思想当中都含有尊重士人个性的精神，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形成了一种尊重士人个性的风气。诗人们可谓欣逢其时，先秦士人崇尚独立的传统得以延续，建安诗人社会担当的意识得以发扬。他们把古人的理想化作了济世的热情，并把这种热情挥洒到诗篇当中。他们放声歌唱清明的政治，坦率抗议社会的不平，悲悯世间不幸的人生。尽管他们都是诗人，但他们不愿意以职业诗人自限，他们感觉到自己应该为社会负起更多的责任。在他们的诗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对父母、子女、兄弟、友朋、君主、天下的责任感，感受到悲天悯人的圣者情怀、拯救危难的积极热情、冰清玉洁的高尚人格和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思考。这就是唐代诗歌的高尚精神品质。

四

　　崇尚诗歌的社会风气还造就了空前庞大的欣赏者群体。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就生动地描述了他的诗歌被广为传诵的情景:“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9]可见白居易诗歌的欣赏者已经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实白居易诗的普及绝不限于“自长安抵江西”，而且远及国外。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就曾谈到白诗为“鸡林贾人求市颇切”[10]的情景。

　　将诗歌传播到社会各阶层，除了诗人们直接题写赠送以外，主要得力于三种人的作用:教师向生徒的直接教授，书商的抄写贩卖，歌者以歌传诗。其中歌者的传播作用最大，众多不能以阅读方式来欣赏诗歌的人，都是通过听歌看舞的形式来欣赏诗歌的。诗人们声名的高下与其作品被歌者演唱多少有着直接关系。“旗亭画壁”故事中高适、王昌龄、王之涣三人以诗被梨园弟子选唱多少来赌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再如李白的《赠汪伦》一诗也很值得琢磨:一个普通的村民之所以对李白有如此的“深情”，其间的奥秘恐怕都在“踏歌”这一情节。李白是有名的诗人，汪伦和村里的人们很喜欢李白作的歌词（诗），以踏歌的形式来送李白，李白便以一首新的歌词来回报他们。这就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与民间欣赏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歌诗的传播也是相当广泛的。1969年新疆出土的卜天寿抄录与写作诗歌的材料当中，就有《十二月三台词》，而《三台》就是当时流行的歌诗。以歌传诗是唐诗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繁盛的歌舞表演一直与唐诗创作的繁荣相伴。皮日休在诗中就曾这样写道:“所以吾唐风，直将三代甄。被此文物盛，由乎声诗宣。”（《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在皮日休看来，不仅是唐诗，整个唐代文化之繁盛，都与声诗的繁荣直接相关。

五

　　通过上面分析便会发现，前人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的揭示，除了皇帝的提倡开启了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一条以外（其实这一条也未能充分揭示），多有说不到位或似是而非之处:

　　所谓经济的繁荣为诗人们提供了四处漫游的经济基础，只能用来解释盛唐诗歌繁荣某一个方面，对唐代其他时段并不适用。而说到经济繁荣，宋以后各代经济繁荣程度大大高于唐代，也未能出现诗人四处漫游之风气。

　　所谓以诗赋取士吸引了众多的士子致力于诗艺探索的表述也过于简单。以诗赋取士确实吸引了众多士子致力于诗艺的探索，但诗赋取士绝不能仅仅理解为科举考试一端，许多诗人都是由于诗名高著而直接步入仕途的，对这种宽泛意义上的诗赋取士，前人的揭示显然是不到位的。科举考试只是唐人诗歌创作众多竞争机制中的一种，对于诗歌艺术的普及是有作用的，但对于诗艺的提高的作用却不明显。翻检唐代应试诗，除了祖咏《终南望馀雪》、钱起《湘灵鼓瑟》堪称名篇外，大都是平平之作。

　　所谓而相对开明的政治使诗人们敢于直抒胸怀的表述也很不准确。这种表述把统治者和诗人之间的关系定位在相对开明和相对自由的关系，过于消极。其实唐代统治者本来就没有钳制诗人思想的动机，反倒是积极鼓励诗人们参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充分尊重他们的个性。诗人们感受到的不是专制下的一点开明，而是自己本来就处在社会的核心地位。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为朝廷绘制了社会建设的蓝图，并积极参与建设。如果君主不能把这一蓝图付诸实施，他们就要帮助君主来完成，即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唐代诗人对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表现出高度的关切，正是这种关切，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感人的精神力量。

　　所谓相关艺术的繁荣为诗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滋养，并没有特别强调歌者以歌传诗的作用;所谓佛教道教的兴盛促使诗人对人生和艺术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前代诗人的各种创作试验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都难以看作是促使唐诗繁荣的特别条件，因为这些显然不是唐代特有的。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

[2]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页。

[3]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6页。

[4]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5]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

[6]杜佑:《通典》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7页。

[7]杨万里:《黄御史集》“黄御史集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8]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5—1056页。

[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3页。

[10]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