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大学还算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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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大学还算是大学？

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逾演逾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逾演逾烈而变本加厉了。这不，新书《教育熊视》又写成了，二十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
我讨厌丙奇的书。辞职那一阵，我多少是在愤怒中，看了他的书，转为惊异与恐惧：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帐烂到这步田地，大学还算是大学？教育还能叫做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帐，无异于苦刑，说实话，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这书虽是新写成，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丙奇只是剥皮抽筋从中挖出新的创口与溃烂，摊给我们看。我不要看，然而我不忍回绝丙奇的恳求。
好在另有教育界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评论在：刘道玉、杨东平、顾海兵、张鸣，我一一读过，从中或可找点话来说：
譬如张鸣教授指出：“熊丙奇先生是内行人，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点中要穴死穴，让对方反驳不得。”这末一句，其实不然。诸位可曾见全国上下层层叠叠的教育主事者曾在公开场合、大小媒体、各种文本中对任何批评观点与批评者予以反驳么？没有。这教育界的庞大“对方”不是“反驳不得”，而是不屑于反驳。为什么？因为真的权力乃是怡然沉默。你有什么权力？“对方”又是什么权力？且看前年张鸣闹事，言语不好听，大前年本人辞职，态度很嚣张，除了若干媒体网络出现过零星同行的议论、问难，甚或嘲笑，此外不见一位教育官员出面反驳。没有，一句话也没有。而权力之外更有势力，这势力不仅指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更兼广大无边的无权者：家长、孩子、职工、社区，密密麻麻都是些靠教育利益链吃饭的卑微者，他们也是丙奇书中的主角，参与这大荒谬，构成这大势力，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讨生活。
所以熊丙奇的“出手”只是抡空拳。他的书即便大学领导人手一册，亦如闯进无人之阵，最高礼遇，顶多是会议桌上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我们总算告别了封杀、禁书、揪斗、批判的年代，如今，逆种如熊丙奇将会被另一种温馨的现实所淹没：叫嚣吧，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驳。
资深教育研究者杨东平先生是温和的批评者，尤擅观察与评析。“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备受关注，”他说：“充满着夺人眼球的新闻，具有了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这一层，怕是比“没有反驳”的处境还要美妙——“观赏”，即围一堆袖手的公众看你叫嚣，看你跳，他们可能喝彩，心里以为解恨，但现实肯定改变不了。媒体则作为围观的场所，每天需要“猛料”，隔三差五的教育圈负面报道于是和种种时尚与社会新闻混成一片，“娱乐”大众。是的，如今所有严肃的问题均被精心划分为两端：一端给闷在体制里，动弹不得说不得；一端，是经过筛选而扔给媒体去放大，供应给大众尽情观赏、消费，形同“娱乐”。你以为中国教育没人反思批评吗？请看媒体多么热闹！你以为舆论会监督体制，革除积弊吗？请看校园内何其平静，权力的齿轮运行无碍，根本不理你墙外的喧嚣。真的，权力不但不反驳，而且多么宽容：不服气么？请上媒体去闹——这是国中教育新世纪以来的新策略、新剧情、新形势，它甚至比没有批评还要糟糕。它将真实的危机经由批评而转换为媒体的版面狂欢，构成诸般“民生”问题的奇异景观，在这景观中，现实问题被成功地和滔滔舆论相区隔，犹如同一容器中的水和油，相偕旋转，不相干。
刘道玉先生的长篇评论，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他曾是教育界高层主事者之一，亲历其中三十年，彻底看穿。看穿者不少见，而凛然说破者几稀，刘道玉先生正是有胆魄、更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他直斥当今主掌教育的高官“不懂教育”，戳穿教育部宣称“义务教育”的“巨大成功”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是“有意误导”，是“欺人之谈”，是对义务教育的“亵渎”，因为他很清楚——人民也很清楚——“我国的假义务教育”推行了20年。他提醒众人：早在二十三年前的1985年，中共中央就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呢？“教育部集权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有谁会反驳这位教育界的老上级、老校长、老同志么？我相信教育部后任对这类党内异见的良策，还是世故而有效的沉默。
此刻我愿替现任官员们以反驳的方式提醒大家：刘道玉先生正是这泱泱官场权力游戏中的失败者。谁都知道，在“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权力市场中，秉承公意的官员十九归于无声的失败，那仅存的十分之一也只能在退休之际，也即丧失权力后，始得一逞良知，吐露真言。不是吗？如今，除了最后这点言说的权力——在中国，“言说”即意味着丧失权力——刘道玉先生不再有权力从国库的亿万款项中，为穷孩子划拨一分钱。
在为此书出言相助的四位同志中，我比较认同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反问、追问、诘问：
“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是的，以顾海兵列举的历史标准与世界标准，他有理由质疑中国目前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但我忍不住又想反驳他——有没有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有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失去京津两地庄严体面的校舍，论规模、论条件，根本谈不上一所现代国家的大学，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无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败，反而发扬光大，不然，哪来日后出自西南联大的几位诺贝尔获奖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然而出于对教育的渴望和教育那点最后的尊严，教育，曾以无法置信的潜在方式顽强潜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国，多少人私相传授种种思想、技术、学科、文艺，不然，哪来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群迄今最优秀的考生？
有没有大学，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大学，也非要点——中国从前遍及民间的私塾和书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学大学，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从那里走出；欧洲中古守护知识传递文化的修道院，全归僧侣把持，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而顾海兵列举的西方大学史正脱胎于无数寂静的寺庙——不消说，顾先生强调的是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普遍质疑，即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权力市场化，以至于校园官员多到“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而且级别荒唐：“校长等于副部长”，更兼权限暧昧：“又管学校又办学校”……等等等等。于是问题来了：当所有大学的实质蜕变为政府架构，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阶层，行政管理的模式无异于党政机关，招生办学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戏，那么，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神圣职能，已在大学校园内被就地亵渎，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价值核心，已在教育过程中被粗暴遞夺——然而这还不是最荒谬的事相，事实是，如此畸形、劣质、有名无实的大学，仍旧被称为堂堂“大学”，如此劣质、敷衍、滥竽充数的教育，仍然行使着国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山，早已不是历史所铭记的名校，但仍然号称北大、清华、南开、中山，而这些大学的“名”，这些大学的“牌”，被无限夸大、被刻意抬高、被无耻利用，以之吸引考生、申请经费、占据资源、换取利益，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以上这样的“大学”，则当前謦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所以顾先生的诘问“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似应改为“中国有这样的大学”。熊丙奇的第一本书叫做《大学有问题》，问题是，如今中国只有“这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
临了请熊丙奇明鉴：以上敷衍之辞也该算作“伪评论”，因为这本新书我真的一个字也没有读。

　　

                              2008年4月6日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