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杨宪益，愧为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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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杨宪益，愧为文化人

2009-11-26
深圳新闻网   


到了办公室，同事说杨宪益去世了，我没有在意，过了一阵子，同事提高声音说，“杨宪益先生去世了！”我假装悚然而惊，“哦哦，杨宪益，真是一大损失”。又过了一阵子，我红着脸问，“兄，杨宪益是谁啊？”

  这两天一直埋在某种情绪里，报纸上对杨宪益的报道越多，我越不敢埋头看那几个字，深恐字缝里会有一双眼睛看着我。平时对文化界一腔愤世嫉俗，论起易、于、郭、余四大天王也是满脸不屑，痛心于文化的断裂，以接续香火为胸中不二理想，所以写文不免自雄得像个道德教主。但我自诩为有“文化情怀”的文化人，竟然不知杨宪益，无数次看这个名字滑过而视若无物，想来实在汗颜。

  不知杨宪益，愧为文化人。这样的尴尬与自卑，又何止因一个杨宪益先生而起呢。季羡林先生去世，享受了文化界的“国葬”，哀荣无比，“金童玉女”翩翩起舞，观者纷纷叫好。而同时离世的任继愈先生，却是挥手别盛世，冷眼看沧桑。像杨宪益先生这样为中华文化做了巨大贡献的文化人，生前寥落乏人问津，死后才发现老人家是“文化桥梁”，是“最后的士大夫”。于是大家发一番感慨，纷纷痛惜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国宝级”学者，批判一下时代的喧嚣与健忘，而后生活继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或许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杨宪益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读者不知杨宪益十分正常，因为杨先生搞的不是流行文化，他也没有被册封为文化泰斗，也没写过《围城》为自己打通雅俗两路，他只是中国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与夫人戴乃迭一起，向西方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选》以及大量古代小说传奇，他甚至在24岁就翻译出了《离骚》，至今成为经典。这些译著，大部分读者一生也难得一见，所以不知杨宪益不足为奇。但另一方面，不知杨宪益，却多少反映了文化媒体与文化人的失职。

  如果说杨宪益先生是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文化传播从业者则应该做杨宪益等文化大家和读者公众之间的桥梁。要让读者虽然没看过杨宪益，但知道他很牛，知道我们国家有这样一大批国宝，并为此而深深骄傲。要让读者在介绍中华文明时，除了一一列举那些古代建筑物，那些古代人物，还要能说出几位活着的大家。这样，也许更能表达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敬重与温情。这应当是所有以文化守望者自许之人的使命。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完全愧对了自己的使命。

  境界超然的杨宪益有两句口头语：“我无所谓”，“想不起来了”。虽然他并不在乎，世人却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忘却这样一位从小穿着黄马褂，弱冠之年翻《离骚》，一生译著千万字，并且经历传奇、坎坷的文化老人。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