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唱罢学堂有余音

教师之友网

竹枝词：唱罢学堂有余音



　   按：作为民歌，七言四句的竹枝词起源很早。清乾隆后，竹枝词渐兴。从内容上看，有的记述风土人情，有的纪录名胜古迹，有的讥讽时政流弊，有的叙事社会时尚……清末废科前后，新式学堂已成为时人吟唱的对象。从《都门纪变百咏》、《京华百二竹枝词》、《京华慷慨竹枝词》中，寻得人们描写“学堂”的几首通俗词句，并略加说明，以了解其史料价值所在。

                                                                                                                           一、京师大学堂
宏规大起育英才，学贯中西马帐开。
笳吹一声弦诵歇，诸生云散讲堂裁。
--《都门纪变百咏》⑴
     原作者按：京师大学堂，经营三载，规模初具，经费若干万，均存于道胜银行。自该行被毁，此款化为乌有。管学堂大臣，遂有裁撤学堂之请。
笔者按：1898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京师大学堂假以景山迤东马神庙原和嘉公主府第旧址开办。其经费出自户部--存放在华俄道胜银行--计库平银五百万两，按四厘生息，每年应地库平银二十万两，折合京平银二十一万二千两。当年孙燮臣（家鼐）等奏准：每年从该项息银中提出京平银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用作大学堂常年经费。庚子事变中，大学堂衙署被焚，存款单折遗失。
     1902年1月10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诏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派张冶秋（百熙）任管学大臣。自2月1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起，就大学堂经费问题，张百熙及后来会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荣华卿（庆）终于得到光绪二十五年并以后各年应得息银，以维持办学。

分科大学指开堂，功课七门教育良。
天下英才期尽得，维新人物在中央。
--《京华百二竹枝词》⑵
    原作者按：分科大学，经学部奏明开办，共分七门：曰经科、曰法政科、曰文科、曰格致科、曰农科、曰工科、曰商科，订于宣统二年正月开校。
笔者按：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学部尚书荣庆、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大臣张孝达（之洞）奏准派遣柯劭忞、林棨、孙雄、屈永秋、汪凤藻、罗振玉、何燏时、权量等人分别担任京师大学堂经科、法政科、文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各大学堂监督。如经科监督为柯凤荪（劭忞），法政科监督为林少旭（棨），农科监督为罗叔蕴（振玉），工科监督为何燮侯（燏时）、商科监督为权谨堂（量）。
      1910年1月10日（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学部奏明筹办京师分科大学情形：一、学科--除医科因监督屈永秋未到任而暂缓办理外，柯劭忞等七人均以到任；一、校舍--原定在德胜门外校场（按即原两黄旗校场，位于今德胜门外六铺炕一带）地方设立，因未能及时兴筑，只得先就马神庙大学堂略加扩充而先行开办。3月3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除医科外）举行开学典礼--而不是如原作者按语中所说的“宣统二年正月”。至于词中所谓“维新人物在中央”，指学部同时奏准外国人可以先到经科大学肄业学习之事；而维新人物盖张之洞而言。

译学馆开岁四更，交通人物已培成。
门前风景殊幽雅，流水垂杨绿近城。
--《京华百二竹枝词》⑶
     原作者按：译学馆在东安门内迤北，面城而建，门外流水、垂杨，映带如画。
笔者按：1862年6月11日（清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于1902年1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旨归并京师大学堂。次年5月，奏请
改同文馆名译学馆；9月14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学--地点在东安门外北河沿（该地方使用沿革后为北大三院→北大法学院，今国家民政部所在地）。所谓“面城”之“城”，即旧皇城之东城垣（今名东黄城根）；所谓“流水”之“水”，即旧皇城之东城垣内之水沟--今已成为柏油马路了。
二、京师法律学堂、法政学堂
东洋法政到中原，惹得人人想做官。
最是可儿新利器，功名值得几文钱。
--《京华慷慨竹枝词》⑷
     笔者按：先是，出使日本大臣杨星垣（枢）针对赴日游学人数已逾三千，但学习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学生太少的情形，曾与留日学生总监督汪伯唐（大燮）商议，在东京设立一所速成法政学院。由于汪大燮回国出任外务部左参议等因，此事停办。后杨枢又与东京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商定，并经日本文部批准，在该校内“特设法政速成科，专教中国游学官绅”。
     1905年2月23日（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杨枢建议朝廷“尊君权而固民志”当仿效日本。4月14日（三月二十日），修订法律大臣伍文爵（廷芳）奏请设立京师法律学堂，并于各省课吏馆内添设讲习法律的仕学速成科。8月15日（七月十五日），学务大臣孙家鼐复议伍廷芳所奏，声明《奏定学堂章程》内原有大学堂政治专科、法律专门，因各省高等学堂尚无毕业学生，故学员由各部属员考取，比照仕学馆办法，多加授课钟点，缩减毕业年限；至于各省仕学速成科，学员自候补道府以至佐杂，年在四十以内者均令入学，地方绅士也可附学听讲，课程参照大学堂法律专门所列科目并仿照日本法政速成科例，以六个月为一学期，三学期毕业。奏请获准，俞允由户部拨银三万两做京师法律学堂开办费，由各省筹银四万两（大省三千、中省二千）做常年经费。
      1906年7月15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京师法律学堂开始招考新生。
      1907年2月2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学部奏准以西单李阁老胡同原翰林院进士馆校舍开办京师法政学堂。其中预科200名，肄业两年可升入本科；本科200名，分习法律、政治，三年毕业；别科100名，三年毕业。另有专收咨送学员的讲习科，学员无定额，一年半毕业。
      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有张云博（一鹏）于1906年3月14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创办的《法政杂志》，沈怀仲（其昌）于1907年3月1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创办的《法政学报》等；其中，《法政杂志》以“修明政治，巩我国基”和“饷普通人民以法政知识”为宗旨，以译介日本法政书刊内容及论说为己任；而《法政学报》则重点介绍有关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国际法、殖民政策等方面的崭新知识。
针对读书学习的旧传统观念，别号“吾卢孺者”以“学生”⑸为题讽刺道：“攘利欺名此一肩，如今世界总须官。也曾青紫场中去，多少纷华误少年。”并深刻针砭学生学习目的是为“升官发财”⑹：“读书入学莫徘徊，可以升官又发财。禽兽衣冠天下遍，人人都向此中来。”
三、京师陆军贵胄学堂、贵胄法政学堂
而今贵胄列专科，功课平均嫖赌多。
最有惊人可传事，也能唱得几军歌。
--《京华慷慨竹枝词》⑺
       笔者按：为使宗室王公大臣及满洲、蒙古、汉军等世爵贵族子弟学习新学，清政府相继开办过京师陆军贵胄学堂和贵胄法政学堂各一所。
      1904年3月9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上谕将清初恭亲王常颖府（）所在地方（适时为德茂居住，又称德公府；今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改作“练兵处”衙门。1905年10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练兵处、兵部奏准开办“贵胄学堂”，以“为王公大臣子弟肄武之区”。筹备之初，拟以东城煤渣胡同为学址，因嫌其狭窄不敷应用，旋于练兵处衙门东邻建造楼房（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研究所使用）。其宏敞规模，“无异日本之帝国大学”。
        1906年1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冯华甫（国璋）奉旨充任贵胄学堂总办。为方便“王公世爵随时到堂研究兵学”，学堂内专门设立了“贵胄讲习所”，并于同年4月正式开学。像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顺承郡王讷勒赫等“铁帽子王”以及近支宗室载洵、载涛等人，皆以“学员”身份入学“讲习所”--每日午后到堂，听“教员”授课，了解军队制度，研究新式枪械……。在晚清京师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中，惟该学堂即讲习所皆由中国人授课，“不用外国人”。1909年10月23日（清宣统元年九月初十日），贵胄讲习所“学员”与贵胄学堂首届学生毕生。适时载沣已是大清国“监国摄政王”，应“同学”吁请，特刊《陆军贵胄学堂同学名录》，以树风声而志存念。
先是，内阁学士宝瑞臣（熙）于1907年9月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奏请开办贵胄法政学堂，着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暨满汉中公侯伯子男等爵及宗室人等一体到堂肄业，用以造就贵胄法政通才。俞允下宪政编查馆知之，但一直未能开办。1909年5月21日（清宣统元年四月初三日），贝勒毓月华（朗）等奏设贵胄法政学堂，暂行借贤良祠东（金鱼胡同、煤渣胡同东口之间，今王府饭店）地方（原拟设陆军贵胄学堂之地）开办，请饬度支部拨给开办费二万五千两，以应急需。京师贵胄法政学堂以宗室、蒙古王公、满汉世爵子弟为教育对象，闲散宗室、觉罗及满汉二品以上官员子弟需经考试入学；正科四年毕业，简易科二年毕业，并有为已经从仕之贵胄和满汉四品以上官员另设讲习班，一年半毕业。贵胄法政学堂开办后，由毓朗出任总理，熙隽甫（彦）、锡子和（钧）充任监督；“教习中如蒲殿俊、邓镕等，皆有名于时者也”⑻。
四、女子学堂学生
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
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京华百二竹枝词》⑼
      原作者按：女学生或步或车，经过街市，容貌服色，毕露文明。
笔者按：关于清末北京女子学堂开设情
况，笔者曾有专文介绍（见《北京教育史志丛刊》2003年第一期）。在封建伦理道德礼俗的影响与束缚下，北京女子学堂教育起步艰辛，发展缓慢。对于“女子无才便是德”来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旧时女子进入教育大门，是时代的进步。
      从女子学堂学生上学堂或步行，或坐洋车的描述上分析，坐洋车者的家庭经济当属优裕；“衣裳朴素容幽静”，“不施脂粉最文明”，是对读书女学生外在服饰装扮的赞美之词。但是也有人对女学屡有发难。如翰林院侍讲学士周爰诹在光绪三十四年（1918）十二月参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后，遂奏参学堂总理傅沅叔（增湘）办理不善，奏折中“坏有别之教、溃伦理之防”等语可谓尖刻、激烈。幸亏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大臣张之洞（香涛）为之转圜，“以我国女学正当萌芽之际，惟有极力劝诱，日求改良，方能启发民智，进于完全；不宜过于求疵，致生阻力，故此折不欲宣布”⑽。

绣工科女纪书华，可惜瞿昙一现花。
遗嘱余钱给孤苦，未经卒业最堪嗟。
--《京华百二竹枝词》⑾
      原作者按：农工商部绣工科纪书华女士，未卒业而殁。临终时嘱其兄嫂，将所得工资廿余元，捐入孤儿院，并深以未获卒业为毕生憾事。吁，其行可嘉，其志可悲已。
      笔者按：1906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厘定官制”，以“商部本兼掌农工，故正名为农工商部”；1908年1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奏准归并工部办法，并规定农工商部权限。其衙署，位于西四缸瓦市粉子胡同东口内路北。绣工科，由农工商部下属工务司之惠工科直接管理。词中所言纪书华在绣工科学习刺绣，因病殁未能卒业确属个人不幸，但其能将微薄私蓄捐助孤儿院当属个人善行。
     值得一提的是绣工科教习沈寿女士技艺超群，她所作的[义]意国皇后绣像，“见者以为毫发毕肖”⑿，先后在京师农工商部劝工陈列所、江宁南洋劝业会展示，“标价三万元”。后寄往[义]意大利参加该国美术博览会，深为该国皇帝赞赏，遂向驻国吴挹清公使要走并为自己收藏。
五、陆军学堂
学堂各省一起开，都为中华养将才。
今日指挥试兵法，调他南苑陆军来。
--《京华百二竹枝词》⒀
      原作者按：各省陆军毕业学生，均送陆军部考试，并调南苑陆军，验其指挥各法。
      笔者按：关于清末“陆军学堂制度”，服部宇之吉等人受日本在北京驻屯步兵队长山本中校委托，编纂《北京志》⒁一书中有专门介绍。
清末陆军学堂从学校等级制度上划分，可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兵官学堂和大学堂等四类正规学堂。根据由北京驻屯步兵队附、步兵上尉渡边宽所收集的资料介绍看，陆军学堂除包括陆军小学堂、中学堂、兵官学堂、大学堂外，还包括速成陆军学堂、速成师范学堂、讲武堂、学兵营和步骑炮兵专科学堂等。从陆军部直辖陆军学堂看，有京师陆军小学堂（校址在煤渣胡同西口）、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校址在保定，初名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并入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军官学堂（校址在保定）、陆军经理学堂（校址在保定）、陆军讲武堂（校址在天津韩家墅）、陆军学兵营（校址在天津韩家墅）、陆军军医大学（校址在天津）、陆军马医学堂（校址在天津）、陆军宪兵学堂（校址在天津大沽，后移北京，改名陆军警察学堂）。
至于词中所言“南苑陆军”，实系袁世凯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由陆军部右侍郎、“北洋三杰”之一的王聘卿（士珍）兼署（后改赵国贤）。肄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的王士珍，经武备学堂总办荫午楼（昌）的介绍，到小站为袁世凯编练新军效力--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任讲武堂总教习。
六、考验游学毕业生
各国归来留学生，一经朝考上蓬瀛。
可怜不及格人在，如要谋差需自行。
--《京华百二竹枝词》⒂
      原作者按：今岁朝考各国留学生，取者以举人、进士录用，不及格者十九名，令其自行谋差。
笔者按：早在1901年9月16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就有关于出洋肄业学生学成回国，经考验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的上谕。1903年10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张之洞在面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后，起草了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各十条。1905年9月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上谕废科举兴学校，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明令废除了，但是“进士”、“举人”的名分还是颇具吸引力的。1906年5月15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学部奉旨承办已有科举名分人员及出洋游学毕业生应怎样分别核办等事宜；由是，学部于10月2日（八月十五日）奏准出台《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办法⒃。
     按照学部要求，部分学成回国学生参加了自是年开始的留学生专门考试：即每年农历八月举行，考试分两场，首场按各自毕业文凭所注学科，择要考验三道试题，作二道为完卷；二场考试中国文一题和所学外国文一题，作一题为完卷。考卷一律先由襄校分阅，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最优等、优等、中等。凡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统由学部开列名单并请旨带领引见。考验获得进士或举人出身，习文科者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习法科者称法科进士、法科举人；其他习医科、理科、工科、商科、农科者，如同办理。10月29日（九月十二日），上谕赐给游学毕业生陈锦涛等31人进士、举人名分。由作者按语“不及格者十九名，令其自行谋差”可知，是次应试游学生考验者共计50名。又按：陈锦涛（澜生），广东南海人。民初南京临时政府为财政部总长（1912年1月1日至4月1日），北洋政府先后为国务院审计处总办（1912年9月25日任，未到任）、盐务署督办（1916年6月27日兼，1917年5月2日免；1925年12月20日兼，1926年1月18日假）、外交总长（1916年6月30日兼署，12月24日免）、财政总长（1916年6月23日任，6月30日重任，1917年4月18日免；1925年12月3日任，12月31日免，同日再任，1926年1月18日假，3月14日免）；伪民国维新政府为财政部部长（1938年3月28日任，1939年4月1日假，6月12日死）。
七、立宪与教育普及
九年家国夜漫漫，片纸飞来薄海。
一样兴亡都是梦，好留真伪与人看。
--《京华慷慨竹枝词》⒄
专门总比普通先，学校年来到处添。
等到人人识字日，还须二万几千年。
--《京华慷慨竹枝词》⒅
      笔者按：面对外忧内患，清政府认识到，强国首要在于普及教育，特别是于废黜科举制度后须得厉行强迫义务教育--这于地方自治关系密切，也是预备立宪的重要举措之一。1908年8月2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主持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的奕劻（辅廷）、溥伦（叙斋）等人进呈《遵拟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法要领暨逐年筹备事宜》⒆奏折并单。内称：“拟自本年光绪三十四年起，至光绪四十二年止，限定九年，将预备各事一律办齐，仅分别年限，胪列上陈。”笔者根据《光绪朝东华录》将有关预备立宪按年筹备事宜中之 “教育事宜”整理如下，以资参考。
第一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编辑《简易识字课本》、编辑《国民必读课本》（学部办）；
第二年（光绪三十五年，1909）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创设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学部、各省督抚同办），颁布《国民必读课本》（学部办）；
第三年（光绪三十六年，1910）推广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学部、各省督抚同办）；
第四年（光绪三十七年，1911）创设乡、镇简易识字学塾（学部、各省督抚同办）；
第五年（光绪三十八年，1912）推广乡、镇简易识字学塾（学部、各省督抚同办）；
第六年（光绪三十九年，1913）（原缺）；
第七年（光绪四十年，1914）人民识字义者须得百分之一（1%）；
第八年（光绪四十一年，1915），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五十分之一（2%）；
第九年（光绪四十二年，1916），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二十分之一（5%）。
      又按：因光绪皇帝与慈禧皇太后相继薨，宣统取代光绪，故所谓“光绪三十五年（1909）至光绪四十二年（1916）”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
如何看待九年立宪与教育普及？时人在竹枝词吟唱道：
人材国运两相维，到处学堂尽解颐。
管理生徒和教习，求分求利太离奇。⒇
      回首清末兴学百年来的近代教育发展史，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强大惯性，“精英教育”在继续拓展延伸，而真正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义务教育与扫盲教育）仍在“分”、“利”的漩涡中打转转--与“应试教育”旧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的确还是很难的。

注释：
⑴疁西复侬氏、青村杞卢氏：《都门纪变百咏》之七十四首。见《清代北京竹枝词》第11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
⑵⑶⑼⑾⒀⒂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之第十一首、第十二首、第十三首、第十四首、第六首、第七首。见《清代北京竹枝词》第125、125、125、125、124、12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
⑷⑸⑹⑺⒄⒅⒇吾卢孺《京华慷慨竹枝词》第二十九首“文官新利器”、第二首“学生”、第六十首“升官发财”、第三十二首“贵胄学堂”、第三十六首“立宪”、第三十一首“教育普及”、第四十七首“学堂”。见《清代北京竹枝词》第145、142、149、145、146、145、14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
⑻十丈愁主人（毓盈）《述德笔记》“记余兄任法政学堂总理事”/见《晚清民初政坛百态》第2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⑽《北京教育史志丛刊》1992年第3-4期，第198页。
⑿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一辑）《汪穰卿笔记》第4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⒁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171-17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2月版。
⒃⒆[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573、5976-5983页/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