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陪您走近当代教育家李希贵

管季超0712

李希贵

　　李希贵 时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历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高密四中语文教师、班主任、副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高密一中校长，高密市教委主任,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兼任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山东省中语会副会长。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其中《语文实验室计划》被列为国家教育部、人事部“特级教师计划”，并获山东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出版《教育艺术随想录》《中学语文教改实验研究》等专著；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让语文素养融进血液》《一个教育局长的听课手记》等二十多万字；先后参与教育部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教育部高中新课程实验专家组，教育部《素质教育观念学习提要》编写组等项工作。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齐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等称号。

　　现著有《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在教育界反响强烈；最近出版《学生第二》。

　　当人们与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李希贵接触时，很难不被他的个性所吸引。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矛盾结合体：神色严峻，却常常妙语连篇；语速缓慢、行事冷静，却对教育改革热情如火、雷厉风行。

　　从25年前进入教育界至今，在教师、校长、局长的三种角色变换中，李希贵人生的关键词始终如一：读书、思考、改革。

　　做语文老师，李希贵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向学生放权利、放时间，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大量阅读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

　　做校长，李希贵说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重要”，并提出教育理想是“让孩子自由呼吸、自主成长”。

　　做局长，李希贵通过体制改革，把权利放给校长；又取消了校长的行政级别，用“职级制”对校长进行动态管理。

管季超0712

中国知名教育家李希贵

教师工作室S j6l P7U pZ` 　　我向来不赞成把教师看作是‘蜡烛’、‘春蚕’、‘铺路石’，那种把教师的工作视为仅仅是为学生献身，他们悲剧性地活着，仅仅是为了造就学生的幸福的说法。——李希贵 |@_Xr1]!R1}z"d0 教师工作室1P [zQ x G 　　中国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李希贵. 3z)U:gQhU1G-@7X0 教师工作室l^a}Y@X9WL 　    这位从山东高密县一所乡村中学语文教师做起，历经副校长、校长到成为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的教育管理工作者说：“我认为关注学生应该先从关注教师开始。教育是塑造人的事业，塑造学生美好的人生。这个目标，只能通过教师来完成。 教师工作室)y*G+\q.yx 教师工作室 u!xq]0U3n`lT 　　“用幸福才能塑造幸福，用美好才能塑造美好。任何关爱，只能通过人的传递，才显得真切、动人，谁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位教师，在校园、在课室举手投足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他可以春风化雨，也可以让学生‘近墨者黑’。” 教师工作室0G |]QQh5GA 　　李希贵从小饱览群书，工作后涉猎了很多西方企业管理书籍。这些西方有效的企业管理理论，给了他很多启示。 h.Qc:B3v-U_V3H0　　他说，美国罗森柏斯国际集团的老板豪尔对“顾客至上”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尽管对员工来说，顾客处于第一的优先位置，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只有把精力集中在员工身上，才能获得成功。 &f1A&^ jB%i0　　李希贵说：“豪尔认为，当公司把员工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员工就会把顾客放在第一位。同样，当学校把教师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教师也会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可是，长久以来，我们有没有想一想，长年累月生活在学生中间的老师们生活得幸福吗？心情好吗？脸上有笑容吗？” 教师工作室`.F*x5H|`d1m4_ 　　在出任高密四中校长、高密一中校长期间，他更加明白“寻找力量”的重要。 教师工作室L1be/F$sHl:p 　　他说：“我相信‘管理者是动员他人来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如果仅仅靠自己力量，最多只能做成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要有更大目标，就必须学会向上下左右来寻找支持你的力量。能够动员他人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管理者。” 5ot2Q8x;k.I\ ` Dd!r1f0　　学校的力量首先来自教师 jV O`nb0　　李希贵认为学校的力量，首先来自教师。只有教师在学校的办学目标实现过程中处于第一位，才会协助校长落实他心中教育理想。 教师工作室~u0^/l#K A~/Ez 　　正因为这样，在他主掌的学校有一个规定：遇上雨雪天气，不允许怀孕教师上班。 教师工作室 gf g7Wu 　　他说：“这既是对老师的爱护，也是学校降低管理成本的考虑。天气不好，路面湿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老师本人痛苦，家庭不幸，学校也要在人力、物力上全力以赴。还有，由于缺课而造成的损失更是学校非常看重的。天气恶劣，怀孕教师一天半天不上班，表面上缺了课，实际上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弥补，把损失降到最低。” e8m g `)Io0　　另外，李希贵还在校园里设置了“教师成果展厅”，是一个写满了荣誉、洋溢着自豪，最让教师心驰神往的地方。展厅分三部分：一是荣誉厅，铺满了教师们在教学工作中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章。二是著述厅，陈列了教师一本本的教学论著和一篇篇教学论文。三是丰收厅，摆满了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的奖杯、奖状、奖品。这些荣誉的主人虽是学生，但是背后却有着指导他们的教师的身影。 /~i!zIV3e,a0　　他说：“我向来不赞成把教师看作是‘蜡烛’、‘春蚕’、‘铺路石’，那种把教师的工作视为仅仅是为学生献身，他们悲剧性地活着，仅仅是为了造就学生的幸福的说法。 9g1{0j*E9v7P1~_P0　　“我认为教师应该是‘托起太阳的人’，但同时，教师这个职业，也应该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一个教师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应该成就自我。” jC4]-g5h!Rj0　　为什么把学校办得像“文明监狱”？ 教师工作室^/N!QJZ:G 　　“把学校办成学生不喜欢的地方、不向往的地方；把学校办得像文明监狱一样，正是我们的悲哀。” 教师工作室Gm%G Qz3n 　　为什么会这样呢？ 教师工作室[ \*|Oa ~,w H;B6i+W u 　　李希贵说：“这是因为我们在为学生设计课程时，从来都是从成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没有从孩子本身心理和生理的规律，根据他们的实况和需要下手。” 教师工作室VB.k#S;Lo2F 　　那该怎么办呢？ 教师工作室!t-C0S [6K"{9@ 　　他说：“有一位专家说，每一位教师、每一个成人，都应该蹲下身来和孩子说话。当蹲下来和孩子处在同样高的水平线时，才会看到孩子眼中的世界，和成人眼中的世界很不同。只有蹲下来，和孩子站在同一个层面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从而设计课程时，才会更贴合孩子成长的规律。可惜，过去，我们对孩子研究得太少，结果处处‘禁止’、事事‘不准’，还为把学校办成文明监狱而自豪。 教师工作室#q_7w3P0O 　　“其实，教育的本质是解放人——包括解放人的智力和心灵、思维和情感，而不是束缚人、压抑人、限制人。” O|2~?C+@#[0　　接受惨痛教训后才省悟 教师工作室T-~ k8?n h{ 　　李希贵的这个省悟，是接受了从学生给他的惨痛教训得来的。 教师工作室 J:q6^c!Qr 　　他说，26岁那年升任高密四中副教导主任，在一次“追捕”四名爬墙出去打乒乓的学生行动中，被学生一句“老师，除了学习，你到底还允许我们干什么？”的话，让他无言以对。 yY Cdwsy&O0　　28岁那年升任高密四中副校长，为了在一次运动会管好观众席的秩序，他要检查队伍每小时公布各班秩序得分情况，有违反纪律的学生，还在现场通过广播点名批评。一天下来，点名批评了17名违纪学生，对三个秩序不良的班级，也公开警告。 -miyBq @)[ SE0　　正当他为自己能整天把近千人的嘴巴管住，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井井有条的运动会秩序而沾沾自喜时，一名教师告诉他，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凝固的石灰墙上刻了几个让他震惊的字：“校长逝世文艺晚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狗屁运动会？” 0i\@HH6E9k ]0　　他后来从学生的周记，才了解了他们的怨怼。坐在观众席上的学生说，他们对做给别人看，而自己备受煎熬的这个运动会“恨之入骨 ”。本来不能上场参与比赛已经够难受了，连当个摇旗呐喊的观众都不允许，把运动会变成折磨学生的集会，还有什么意思？李希贵自省说：“是啊，为什么我们总喜欢办一些学生不喜欢的事呢？” 教师工作室7K4f vE7C 　　又有一次，四名高二学生在五一节到北京和深圳玩过头，犯了旷课一星期必须自动退学的校规。李希贵当时坚持要学生退学，并立刻贴出告示，公告全校。 h)kq2{W:|1Y4S0　　一切纪律都必须小心施用 教师工作室B Q\q k 　　这让四名学生和家长非常着急，大家都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高密四中的领导经不住学生和家长的苦苦哀求，决定让学生重回课室。 教师工作室frvM/K$@&I.LPX 　　当副校长的李希贵惊悉学校领导作出这个决定时，非常恼火。他找着领导质问：“这是管理的权威，我们的校规，还要不要？” h^ z$r/e\F0　　他说，他永远记得学校领导对他一字一顿地说：“校规，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你那个权威，还能比孩子上学更重要？” 教师工作室9\:_?SQ~M W4F5K 　　李希贵对此事的省思是：“是啊，我们常常过于看重管理的权威，却往往忽略了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以牺牲孩子的前程命运作为维护管理权威的代价，这不但背离了管理的初衷，而且这种管理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一切纪律都必须小心施用，除了诱导学生去把他们的工作做好，没有别的目的。” 教师工作室hQ!{@,Kwx 　　李希贵语录 8CgMGp V9@0　　“在‘我最爱戴的老师’评选活动中，学生爱戴老师的理由与我们学校‘官方’的标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两者没有一则重合。 教师工作室4{*w6d/UP 　　学生认为这样才是好老师： 6NZ/o3pU [R0　　 *尊重信任学生； K`EE:T|+Z |0　　 *公正对待每一名学生； TD)p{N0　　 *知识渊博； 8W5Ny8M$y:`0　　 *善于与学生交流； 教师工作室%u&Q1y*IS O y 　　 *有幽默感。 教师工作室4R-R#C(NPQ&v*Z9h 　　学校‘官方’的标准是： h F&bl4m#z;^n0　　 *教学成绩突出； YUL1k1L'p qB0　　 *工作兢兢业业； 教师工作室'h E6O,p.~d 　　 *业务熟练，基本功扎实； 教师工作室+k U9~(JT 　　 *关心热爱学生； xW5t FK0　　 *备课认真，作业适量。 ;^9B:F+a]Lt0　　‘官方’的标准是坐在办公室拟出来的，很明显是一个重视成绩、重视结果的标准。而学生更看重的，则是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人。由此审视我们的各项规章制度，每一个改革方案的出台、修改，还是用我们的脚去为孩子订做鞋子，还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思考问题。” 教师工作室jU+l7L S1o ^ 　　“在我笔记本电脑的桌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生活，否则你只能成为一般人。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也许会更清楚：如果你想成为不同一般的人，你就不能像一般人一样生活。 fld8HT*K2C:F0　　我的一位老领导总是喜欢跟我们这些希望事业得到超常规发展的同事说这样一句话：你没有超常规的思路、没有超常规的办法、也没有超常规的措施，你却想达到超常规的目标，这怎么可能？ 教师工作室k4eu ^XQ Q xvd 　　是啊，这怎么可能？你想成为不同一般的人，但却一直俗不可耐，像一般人一样生活、一样工作、和一般人有一样的追求、一样的思维方式，像一般人一样朝九晚五、一样春种秋收，你凭什么可以成为不同一般的人？” 教师工作室 R!K9\E&|T"U3I*m 　　“‘学校’这个概念据说是希腊人发明的。在希腊文中，‘学校 ’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在他们看来，只有在闲暇的时候，一个文明人才会花时间去思考和学习。我的许多点子，几乎都是在和朋友聊天或者出国沿途空档中想出来的。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说，他之所以有所成就，正是由于 16岁前始终没进学校，一直在家和祖母闲聊。后来他进入剑桥大学，对他影响最大的，也是同著名学者怀特海等人的聊天。” ;_+|6\0v} x4a0　　“我们的毕业典礼，在颁发证书给每一名学生时，司仪必须同时宣布该同学在校期间所获得的全部荣誉奖励。甚至某一次作业、哪一科竞赛获奖也可以提到。这项议程所用的时间很长，但老师、同学们却始终情绪亢奋，感觉不到冗长。被邀请的家长不少还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甚至不由自主地走到自己孩子的老师面前鞠躬、握手，典礼气氛十分热烈。在这样的气氛中，每个人都受到了尊重，都感到了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这样一种感觉，还会没有动力和热情吗？” l|UAhw;b0　　“叶圣陶说，在中学里，教师也应该逐步少讲，逐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学，到中学毕业的时候，学生如果完全可以自己学了，那才算真的毕业。” [zhuan

管季超0712

读书与思考成就李希贵

□ 吴松超

关注李希贵，缘于近几年来山东省潍坊市围绕焦点和敏感问题不断推出的、令中国教育界瞩目的基础教育改革。
2000年11月，潍坊市开始进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2004年9月，潍坊市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近千名校长摘掉“官帽”，成为名副其实的“校长”。
2002年，潍坊市将县（市）区的教育工作情况纳入到对县（市）区党政领导政绩考核，教育督导室一改从前既“虚”又“闲”的状态，真正担负起“同级督政”的责任。
2005年，潍坊市推行了新的中招考试标准和办法，即“多次考试，综合评价，诚信推荐，自主录取，社会参与”，给了学生、学校更多的机会和权利。
2006年5月，潍坊市教育局推出学校民主管理水平指数测评，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评估结果纳入校长职级管理考核。
在这些重大的改革基础之上，潍坊市还进行了教师合同聘任制、教师职称评聘结合、将教师培训推向教育培训市场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可以说，潍坊市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最具活力和典范效应的地方。为什么在其他地方被看成是坚冰或瓶颈的改革难题，潍坊市却能稳步化解呢？探究这个问题，绕不开推动潍坊市“教育变法”的幕后关键人物——教育局局长李希贵。
很多人这样描述李希贵，他是“谦逊而低调，朴实而文弱的局长”，“身上没有官员习气，像是一个儒雅的学者”。在潍坊市市领导的眼里，“李希贵懂教育，是教育专家”，因此，才大胆地支持李希贵。
“教育专家”并非浪得虚名，语文教师出身的李希贵曾专心研究语文教学，著有《中学语文教改实验研究》等专著，在当地是一位名师。后来经历副校长、校长、县级教育局局长，因此李希贵对于学校管理、教育管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再加上他爱读书、喜思考，他的教育专著《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学生第二》等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
李希贵很有想法，他的头脑里似乎装着无穷无尽的教育管理智慧。但是，李希贵坦言，“我的经验大部分来自别人的书里”，“管理实践固然是我成长的基础，但是，反思却是成长的润滑剂”，“要想有效地反思，不读书是不可能的”。
读书，是李希贵学习的重要途径。他说，我真正的学习生活是从读书开始的，我真正的教育人生也是从读书开始的。李希贵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多看一看陶行知的著作，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帕夫雷什中学》很值得反复咀嚼，日本教育学者的《静悄悄的革命》《教学原理》与当前我们的课程改革一脉相承，值得研读，还有一些译著，比如罗素的《教育与美好生活》、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克里希那穆提的《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埃德蒙·金的《别国的学校与我们的学校》、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都值得教师们去读。
作为教师，李希贵从经典教育著作、基本教育理论书籍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因此他对于教育有着平常教师所不具备的教育情怀和理解力，而这可以说是他在教育管理中，往往能够发现本质问题的关键。
作为教育管理者，李希贵还非常喜欢阅读现代企业管理类专著，彼得·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松下幸之助《经营人生的智慧》等是他很推崇的。他认为，管理的最高水平在企业和公司里，尽管教育与企业的目标不一样，但是，在组织管理上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些年来，李希贵不断把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新思维、新模式借鉴运用到教育管理实践中。比如，他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学校，维修工人一改拖沓、支差应付的作风，整天在校园内找活干，并且和学生干部就维修费用“讨价还价”；在学校里，任何工作做完之后，都要写“工作后鉴”，文件会根据紧急程度的不同分红、黄、绿等颜色……这些来自企业的管理智慧大大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效益。
喜欢读书的李希贵大力倡导学生读书，他认为学校在别的方面可以紧缩银根，但一定要重视图书馆建设，把图书馆变成学生的自修楼，让学生随时随手都能看到书。李希贵还认为，学校图书馆没有藏书的任务，买来的书全是应该给学生看的。他们改革了图书资源管理制度，图书进入了教室、宿舍、阅览室、门厅、走廊等学生都可以方便阅读的地方。学校还邀请作家、学者和学生进行近距离交流，开展读书交流、展示和评选活动，以调动学生读书的热情和积极性。
李希贵没有不良嗜好，讨厌觥筹交错的场面；上下班以步当车要走两个小时；下班以后，就不再理政务，那是他读书、思考、写文章的时间。这种生活方式多年如一日，雷打不动。这让他有了充足的读书与思考的时间。李希贵的这些生活习惯与其他很多地方的教育局领导不同，对此，李希贵有自己的解释——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生活，否则你只能成为一般人。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也许会更清楚：如果你想成为不同一般的人，你就不能像一般人一样生活。

管季超0712

读书与思考成就李希贵

□ 吴松超

关注李希贵，缘于近几年来山东省潍坊市围绕焦点和敏感问题不断推出的、令中国教育界瞩目的基础教育改革。
2000年11月，潍坊市开始进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2004年9月，潍坊市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近千名校长摘掉“官帽”，成为名副其实的“校长”。
2002年，潍坊市将县（市）区的教育工作情况纳入到对县（市）区党政领导政绩考核，教育督导室一改从前既“虚”又“闲”的状态，真正担负起“同级督政”的责任。
2005年，潍坊市推行了新的中招考试标准和办法，即“多次考试，综合评价，诚信推荐，自主录取，社会参与”，给了学生、学校更多的机会和权利。
2006年5月，潍坊市教育局推出学校民主管理水平指数测评，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评估结果纳入校长职级管理考核。
在这些重大的改革基础之上，潍坊市还进行了教师合同聘任制、教师职称评聘结合、将教师培训推向教育培训市场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可以说，潍坊市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最具活力和典范效应的地方。为什么在其他地方被看成是坚冰或瓶颈的改革难题，潍坊市却能稳步化解呢？探究这个问题，绕不开推动潍坊市“教育变法”的幕后关键人物——教育局局长李希贵。
很多人这样描述李希贵，他是“谦逊而低调，朴实而文弱的局长”，“身上没有官员习气，像是一个儒雅的学者”。在潍坊市市领导的眼里，“李希贵懂教育，是教育专家”，因此，才大胆地支持李希贵。
“教育专家”并非浪得虚名，语文教师出身的李希贵曾专心研究语文教学，著有《中学语文教改实验研究》等专著，在当地是一位名师。后来经历副校长、校长、县级教育局局长，因此李希贵对于学校管理、教育管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再加上他爱读书、喜思考，他的教育专著《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学生第二》等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
李希贵很有想法，他的头脑里似乎装着无穷无尽的教育管理智慧。但是，李希贵坦言，“我的经验大部分来自别人的书里”，“管理实践固然是我成长的基础，但是，反思却是成长的润滑剂”，“要想有效地反思，不读书是不可能的”。
读书，是李希贵学习的重要途径。他说，我真正的学习生活是从读书开始的，我真正的教育人生也是从读书开始的。李希贵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多看一看陶行知的著作，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帕夫雷什中学》很值得反复咀嚼，日本教育学者的《静悄悄的革命》《教学原理》与当前我们的课程改革一脉相承，值得研读，还有一些译著，比如罗素的《教育与美好生活》、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克里希那穆提的《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埃德蒙·金的《别国的学校与我们的学校》、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都值得教师们去读。
作为教师，李希贵从经典教育著作、基本教育理论书籍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因此他对于教育有着平常教师所不具备的教育情怀和理解力，而这可以说是他在教育管理中，往往能够发现本质问题的关键。
作为教育管理者，李希贵还非常喜欢阅读现代企业管理类专著，彼得·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松下幸之助《经营人生的智慧》等是他很推崇的。他认为，管理的最高水平在企业和公司里，尽管教育与企业的目标不一样，但是，在组织管理上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些年来，李希贵不断把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新思维、新模式借鉴运用到教育管理实践中。比如，他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学校，维修工人一改拖沓、支差应付的作风，整天在校园内找活干，并且和学生干部就维修费用“讨价还价”；在学校里，任何工作做完之后，都要写“工作后鉴”，文件会根据紧急程度的不同分红、黄、绿等颜色……这些来自企业的管理智慧大大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效益。
喜欢读书的李希贵大力倡导学生读书，他认为学校在别的方面可以紧缩银根，但一定要重视图书馆建设，把图书馆变成学生的自修楼，让学生随时随手都能看到书。李希贵还认为，学校图书馆没有藏书的任务，买来的书全是应该给学生看的。他们改革了图书资源管理制度，图书进入了教室、宿舍、阅览室、门厅、走廊等学生都可以方便阅读的地方。学校还邀请作家、学者和学生进行近距离交流，开展读书交流、展示和评选活动，以调动学生读书的热情和积极性。
李希贵没有不良嗜好，讨厌觥筹交错的场面；上下班以步当车要走两个小时；下班以后，就不再理政务，那是他读书、思考、写文章的时间。这种生活方式多年如一日，雷打不动。这让他有了充足的读书与思考的时间。李希贵的这些生活习惯与其他很多地方的教育局领导不同，对此，李希贵有自己的解释——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生活，否则你只能成为一般人。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也许会更清楚：如果你想成为不同一般的人，你就不能像一般人一样生活。

管季超0712

　　●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
　　●　  有效的管理一定是简单的。对学校评估的指标越细，反而越不准确。
　　●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只有立足于学生的发展，并以此调整学校的办学目标，才能真正实现特色学校的创建目标，个性化学校的所谓“个性”是从培养的学生身上反映出来的。
　　●　  站在新的课程目标的高度，教的是知识，训练的是技能，培养的却是情感态度价值观。
　　●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方式投入学习比怎样学习更重要。
　　●　  在演练思维体操的黄金年龄，能否为孩子们扬起思维的风帆，插上思维的翅膀才是教育者的天职。
　　●　  什么时候孩子们在我们的课堂上学会独立思考了，什么时候孩子们能够探寻属于自己的答案了，我们的教育也就成功了。
　　●　  好问题的提问技巧应该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如何回答问题。
　　●　  提问应该是教师讲授和学生能动思考之间的纽带，它应该是将教师要讲授的学习内容转化为学生思考学习内容的契机。
　　●　  我们不要经不起课堂的沉默，因为只有活跃的气氛而没有屏神思索和思维交锋的课堂绝不是健康的课堂。
　　●　  智力的核心是思维能力，只有学生的思维总量大了，才有可能启动他们的智力发展。
　　●　  运用对话、讨论等新课程所大力提倡的学习方式的课不一定就是体现新课程精神的课，表面上是以学生为主体而实际上还是教师牵着学生的思维走的课更不是体现新课程精神的课。课程改革的精髓不是形式的花样翻新而是内涵的变化。
　　●　  最大限度的尊重学生的情感需求，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的自我选择，这是教育的永恒！
　　●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焕发了生机，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学校教育延伸到家庭，为家庭所认同，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赢得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质量，赢得自身应有的荣誉和地位。
　　●　  教育与读书是联系在一起的，书籍是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学生在它相应的年龄，如果没有读过适合他读的书，那是人生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应该让读书活动伴随孩子的一生。
　　●　  领袖不一定是最聪明、能力最强的人，只要领袖有宽广的胸怀，能够授权让别人去做，事情一样完成。
　　●　  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生活，否则你只能成为一般的人。反之，如果你想成为不同一般的人，那么，请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生活。
　　●　  不重复自己，需要可贵的反省；而不重复别人则需要自信。
　　●　  一个人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实用的方法——由终点开始思考。
　　●　  向成功开刀，把成功设计成一种危机，是给自己一个善意的提醒；向成功开刀，可以帮助你重新解剖成功的内涵，加深对成功的理解。
　　

上一

管季超0712

学生第二

《中国教育报》2006-6-22日专访

曾经听过一个叫人高兴不起来的故事，说是在一个“参与式”校长培训班上，培训的主题是“如何转变教育观念，确立学生中心地位”。一位校长被要求回答的一个情境性题目是：当一位教师与一名学生发生争执，到校长室去评理的时候，校长该批评教师还是批评学生？据说这位校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当然是批评教师，因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
我无法认定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我知道，一个时期以来，有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确实给我们的许多校长带来了好多思想上的混乱，以致他们战战兢兢地面对着眼花缭乱的“新理念”而迷失了自己。在一些学校里，他们似乎是在直接服务于学生了，似乎把着眼点也全都放在学生身上了，但是，他们却往往很不理智地抛开了教师。这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的一个警示，也引发我们反思：当强调学生主体、学生中心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教师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教育是塑造人的事业，以学生为本，塑造他们美好的人生，是我们不懈的追求。可是，要知道，这一切都只能通过教师来完成，用幸福去塑造幸福，用美好才能塑造美好，“亲其师”才能“信其道”，任何关爱都必须经过人的传递才显得真切、动人，谁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一位教师，在校园里、课堂上，举手投足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可以春风化雨，也可以近墨者黑，学生正是在耳濡目染间长大成人。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有没有想过，长年累月生活在学生中间的教师们，他们生活得幸福吗？
我们不妨随意剪辑一组校园里的镜头。
——带着一脸怒气冲进教室的数学老师，因为分房子的事刚刚跟总务处发生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吵而心情难以平静。让学生们莫名其妙的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按教学进度讲不等式，而是讲起了社会的不公，这是他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
但今天的火药味远比平时要浓得多，学生们一边听课，一边开始防御，生怕把火力招惹到自己身上，尽管大家都变得特别乖，但仍有十几个学生难逃厄运。
——因为教导处调整了检查作业的标准而影响了化学老师的评分，今天，化学老师没让科代表去办公室拿作业，而是自己亲自抱来了全班的作业。他一脸阴沉地抽出了一份又一份他平时经常表扬的学生的作业，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讲评，一直把全班同学的脑袋全都批评到桌子下面。
——因为小孩发烧而一夜没睡好的英语老师，第一节课刚走进教室，就发现后面坐着几名校领导，他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学校推行的“推门听课”，想不到第一次就轮到自己了。小孩病了，没人知道，家里有事，没人问一句。乘人之危的事谁都会做！他也不知道课是怎么上下来的了，一直到第二天科代表没交作业，才想起下课的时候忘记布置了。情绪一上来，先把科代表好一顿批评，直到把科代表训哭了才罢休。
在这样的校园里，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一个个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教师怎么能有幸福感呢？在教师没有感到幸福的校园里，学生还会好到哪里去呢？
把一家小小的旅行社做成世界第三大旅游管理公司，并成为“美国100家最适合于工作的公司”之一的罗森柏斯国际集团老板豪尔对公司“顾客至上”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对于员工来说，顾客当然是处于第一的优先位置；但对于公司来说，实际上是通过把精力集中在内部，集中在自己的员工身上而获得成功的。豪尔批评说，有太多的公司把压力、恐惧和沮丧施加给员工，员工每天晚上把这种感受带回家里，这会引起家庭问题；第二天一早，员工又会把这些问题带到工作岗位上。这种循环非常典型，也非常可怕。1974年，当豪尔加入到公司的时候，他发现公司在“顾客至上”的旗帜下，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顾客身上而很少关注自己的员工。公司管理层的工作重心全部围绕着顾客展开，他们甚至忘记了是谁在为顾客服务。豪尔认为，从长期来看，不愉快的人提供的只能是不愉快的服务。最高级别的服务水准是发自内心的。因此，能够让关心、关爱到达员工内心深处的公司才能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这也是管理者能为顾客做的最好的事情，他们终将认识到，虽然顾客被排在第二位，但事实上却是第一位的。豪尔认为，当公司把员工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员工就会把顾客放在第一位。
同样，一位教师，当他的家庭问题、待遇问题、被社会认可的问题都不成问题时，他们自然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生身上。学生中心、学生主体地位是靠教师去实现的。对校长来说，教师就是实现你教育理想的“天使”，只有当教师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应该把学生放在首位的时候，他们才会发自内心地这样做。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学校，给教师更多的是压力。不错，压力就是动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另一句话，叫做“没有压力不行，仅有压力不够”。对一个从事塑造人的职业来说，如果动力不是来自于热爱，而是仅仅来自于压力，这样的塑造肯定是十分可怕的。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把课程目标从过去的一维发展为今天的三维，从平面变为立体——我们不仅要都给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而且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的育人者的情感态度问题也理应提到应有的高度。值得庆幸的是，好多学校已经开始致力于培养教师在学校的“幸福感”，这是教育的理性和管理的智慧。
松下幸之助有一句话，听了着实让人感动，他在为松下公司定位时曾说，松下公司主要是制造人才，兼而制造电器。在这样的一家“主要是制造人才”的公司里，还有谁能心有旁骛呢？正是松下对员工的一片赤诚，才最终把松下公司做成了全球顶尖的充满文化气息的“大哥大”。鉴古鉴今，我们今天的学校管理者真该善待我们的教师

管季超0712

李希贵：教师就是专家

作者：李希贵 来源：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点击数： 16 更新时间：2008-5-8 18:45:57

当前的教育讨论，美国是一个绕不过的坎。在过于简单化的对比思维下，美国教育已然从一个不错的认识参照，演变成为一个理想教育的神话，近些年似乎又在上演着神话的破灭。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需要我们虚心学习的国家，同时，美国也是一个严重分化的国家。美国最好的学校绝对比中国最好的学校强——一所中学能出数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但美国最差的学校很可能比中国最差的学校还要差。如果我们暂时抛弃这种“孰优孰劣”的思维框架，有更大的耐心去了解更多的事实，或许便能获得更有意义的发现——不仅是对美国教育的发现，对中国教育的发现，更是对教育本身的发现。近两三年，出版界出现了一些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美国教育的书，其中包括方帆的《我在美国教中学》，李希贵的《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以及刚出版的《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8位美国当代名师的精神档案》。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更加真实的美国教育。我们相信，在我们逼近美国教育的真实的同时，我们也在更加逼近教育的真实。我们从上述三本书中各选一节，以飨读者。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有关专家点评的问题。 　　我们希望在参与点评的专家组成上，能够更加多样化一些。话题自然扯到了请哪些专家参与点评的问题。 　　我强调说，除了请专家参与点评之外，必须再请一部分美国中小学优秀教师参与进来，因为，对于课堂教学来说，从他们那里可能更能够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马格先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向我质问道：“难道中小学教师不是专家吗？对于分析、评价课堂教学来说，教师就是专家。我们说请专家，更多地就是要请他们。” 　　原来是一个概念上的误会。在他说的专家里，自然就有中小学的老师们。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吗？在我们看来，专家往往并不在第一线的课堂里，在课堂里的教师也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专家。因为，在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里，老师被视为基层工作者，而且，老师们通常也有些自卑地这样认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所从事的不过是“小儿科”，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 　　难怪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不能在校园里培养出自己的教育家，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过，教师也压根儿不会有这样的追求，不敢有这样的理想。 　　真可怕！如果教育着我们下一代的教师都是一些不敢有什么追求，仅仅希望“燃烧自己”的人，那我们怎么培育我们的孩子有远大的抱负？ 　　可是，在哥大，把教师当作专家的意识早已渗透到教育学院的每一个细胞中。到哥大教育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注意到，在学院主楼的走廊里，在杜威雕像的旁边，挂着六幅很大的照片，全是人物肖像。根据经验，我以为一定是学院的历任院长。不想，仔细一看照片旁边的介绍，却发现全是学院的校工们！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向人们介绍了那些热情、细心、团结而又充满活力的清扫工和守门人。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幅图片上正是我所住的教师公寓的门卫，一个墨西哥籍的小伙子。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岗位都可以创造奇迹，也理应受到尊重。 　　在哥大教育学院的学校宣传资料上，也处处洋溢着对“小人物”的尊重。资料上既有对他们的著名校友如“9.11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介绍，也有对“小人物”的描述。其中有一篇题为“当机会敲门时”的文章，就是向人们介绍80岁的校友鲁思。德莱瑟女士珍视机会，退休后继续帮助家乡撰写剧院广告的故事，用她平淡的一生，向人们彰显其对幸福的理解。 　　这比起我们通常的做法来，的确有些独特！ 　　因为要了解图书馆的情况，也因为学院把我学习和工作的地点安排在图书馆的五层，访学的第二天，图书馆的一位华人女士接待了我。她告诉我，现在学院只有两位大陆来的教授，是很不容易的。在教育学院，图书馆的工作同样重要，也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才能被聘任。 　　她十分自豪地告诉我，哥伦比亚大学总共有26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总藏书达570万册，居全美第六。各个图书馆均有其特色：新闻系图书馆，收集有20年来全部的《纽约时报》；教育学院的图书馆则收集了美国70年来的中小学教科书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材这里均有收藏。如果没有对这方面知识的深入研究，做好图书馆工作是不可能的。 　　我想起了一则报道，每一年度，英国都要组织学校厨师竞赛，胜出者被隆重任命为学校首席厨师。他们的活动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使众多学校厨师的杰出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这项活动的赞助商——雀巢食品公司董事长戴维。费尔德这样评价进入决赛的选手：“从比赛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学校里有许许多多辛勤工作、忠于职守并且非常有才能的厨师，他们所做的一切让全国各地学校的餐饮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应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鼓掌喝彩。” 　　说得太好了，他们做得也太好了！ 　　是呀！“教师就是专家”，校工、厨师也可以成为专家，图书管理员更可能成为专家。当一个社会允许并鼓励每个阶层、每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肯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个性培养和个性成长也就有了适宜的土壤。而尤为重要的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里，我们才能塑造出个性张扬、从容追求的孩子，真正使他们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自己”。 　　同时，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并支持无论在哪个阶层、在何种岗位工作的人都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利于达成真正和谐的社会状态。 　　总之，任何时候，社会和教育都不应当让人失去希望和梦想！

管季超0712

李希贵：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长，国家督学李希贵2005年4月，应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阿瑟·莱文院长的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哥化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他与美国的教授和纽约市的中小学教师们一起，开展了36天的研究。我们选择一些精彩片断，和大家一起分享。 1.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 2.我们怎么光说不做？ 3.教师就是专家？ 4.培训能给教师留下什么？ 5.大制度与小规矩 6.教育，关注生命质量 7.在“Yes”和“No”之间 8.在选择中学会选择 9.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 10.人生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1.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 对我而言，暂时推开纷繁的行政工作，告别自己熟悉的城市，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从浸润了自己生命近30年的习以为常的教育生活中跳出来，投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中，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和工作的校长、老师、学生以及大学的教育研究者们，将能够获得些什么？ 　　我对自己的美国教育之旅充满了一种探索的冲动和新鲜的好奇！ 　　不想，晚饭还没有完全结束，戴维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就向我逼来——“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 　　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在国内，这个耳熟能详的句子，已经在校园里响彻了20多年，它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原则性口号，以至于到今天，大家感到已经无需再提了。 　　可有多少人认真考察过：在我们的校园里，学生真的是课堂的主人吗？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公寓里，当课程专家戴维先生向我发问的时候，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在我们的课堂上，学生并不像是主人。 　　晚餐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一边看我带来的课堂教学实录，一边商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方案。 　　戴维先生的视角还真是不一样，他不时地对我们的课堂教学实况录像“指手画脚”。 刚看了一会儿录像片，他的问题就来了：“摄像机在课堂上为什么只摄教师？为什么只见教师在那里指手画脚？”而且，在一些录像片断中，教师与学生显然没有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因为所有教师的声音都有字幕；而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却没有字幕，无意的疏漏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学生身上？难道连我们编辑录像的工作人员都这样看不上课堂里的学生吗？ 　　然后，他又发现，课堂上的教师总是“抓”着学生，一个个地提问题，其他学生这时候 还能学习吗？他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要我这样上学的话，我可就不干了！” 　　戴维先生的评点，既让我感受到美国式的率真，又同时面临着思维的“威胁”。 　　课上完了，接下来是国内一些老师对教学环节点评的录像。奇怪的是，老师们点评的精力也大都放在了授课教师的身上，他们对授课教师在课堂上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关心备至，而对学生活动的关注却又少之又少。           2.我们怎么光说不做？ 当我告诉他，中国的课堂上是有规矩的，学生坐下去与站起来都需要得到老师的允许，他更加惊讶起来：“中国的老师不是把学生当作课堂的主人吗？主人在课堂上还要这么小心翼翼吗？” 　　我警惕起来，实际上，我们自己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当回事，可老外却信以为真了。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好呢？ 　　许多时候，我们对一些应该严肃认真的事情只是说说而已，真正做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了。也许我们并不缺少理念，真正缺少的倒是躬行实践。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介绍英国2005年学校厨师赛，这是一场激烈的烹饪比赛，选手们要在有限的90分钟之内做出一顿饭。这顿饭要求有两道菜，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看哪些饭菜能引起11岁孩子们的注意，看他们是不是对饭菜“一见钟情”，这与我们总是喜欢请一些专家来评判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美国海军学院考察，发现他们介绍学校的专题片自始至终讲述的是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过程，画面始终以学生为中心，看上去颇有些激动人心。     不像我们在国内学校里见到的专题片，除了居高临下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就是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剩下的就是名师获奖证书的大荟萃、各种荣誉的大展览……和学生有关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出类拔萃者出来风光一下罢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常常与校园里的举动没有多少干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用心地去对待我们已经说过的事情？像“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既然我们自己已深信不疑，还是先把它落实在每一个课堂之中吧。 3.教师就是专家？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有关专家点评的问题。我们希望在参与点评的专家组成上，能够更加多样化一些。话题自然扯到了请哪些专家参与点评的问题。我强调说，除了请专家参与点评之外，必须再请一部分美国中小学优秀教师参与进来，因为，对于课堂教学来说，从他们那里可能更能够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马格先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向我质问道：“难道中小学教师不是专家吗？对于分析、评价课堂教学来说，教师就是专家。我们说请专家，更多地就是要请他们。” 　　原来是一个概念上的误会。在他说的专家里，自然就有中小学的老师们。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吗？在我们看来，专家往往并不在第一线的课堂里，在课堂里的教师也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专家。因为，在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里，老师被视为基层工作者，而且，老师们通常也有些自卑地这样认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所从事的不过是“小儿科”，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 　　难怪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不能在校园里培养出自己的教育家，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过，教师也压根儿不会有这样的追求，不敢有这样的理想。 　　真可怕！如果教育着我们下一代的教师都是一些不敢有什么追求，仅仅希望“燃烧自己”的人，那我们怎么培育我们的孩子有远大的抱负？ 　　可是，在哥大，把教师当作专家的意识早已渗透到教育学院的每一个细胞中。到哥大教育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注意到，在学院主楼的走廊里，在杜威雕像的旁边，挂着六幅很大的照片，全是人物肖像。根据经验，我以为一定是学院的历任院长。不想，仔细一看照片旁边的介绍，却发现全是学院的校工们！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向人们介绍了那些热情、细心、团结而又充满活力的清扫工和守门人。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幅图片上正是我所住的教师公寓的门卫，一个墨西哥籍的小伙子。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岗位都可以创造奇迹，也理应受到尊重。 　　在哥大教育学院的学校宣传资料上，也处处洋溢着对“小人物”的尊重。资料上既有对他们的著名校友如“9·11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介绍，也有对“小人物”的描述。其中有一篇题为“当机会敲门时”的文章，就是向人们介绍80岁的校友鲁思·德莱瑟女士珍视机会，退休后继续帮助家乡撰写剧院广告的故事，用她平淡的一生，向人们彰显其对幸福的理解。 　　这比起我们通常的做法来，的确有些独特！　 　　是呀！“教师就是专家”，校工、厨师也可以成为专家，图书管理员更可能成为专家。当一个社会允许并鼓励每个阶层、每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肯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个性培养和个性成长也就有了适宜的土壤。而尤为重要的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里，我们才能塑造出个性张扬、从容追求的孩子，真正使他们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自己”。 　　同时，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并支持无论在哪个阶层、在何种岗位工作的人都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利于达成真正和谐的社会状态。 　　总之，任何时候，社会和教育都不应当让人失去希望和梦想！ 4.培训能给教师留下什么？ 今天的话题是从培训效果的评估开始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教师培训的效果。这个话题让我感到新鲜。 　　在国内，各种各样面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可以说丰富多彩，也可以说名目繁多，但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培训的效果。大家热衷的是：我做了，我请来专家了，大家集中在一起听课了、鼓掌了，于是培训完成了……至于培训的效果如何，那又另当别论了。 　　可是，在哥大教育学院的人们看来，这是必须首先想明白的事情：必须先把评估的方法想好了，然后才能开始行动。 　　关于评估，林教授谈了她的一些研究成果，其关注点可以从五个方面考虑： 　　1．通过培训，教师的思维是不是更开阔？ 　　2．与培训之前比较，教师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是更具体？ 　　3．遇到事情是不是先提问题，而且能否提出更好的问题？ 　　4．通过培训能否使教师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 　　5．培训是否使教师更加关注学生？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真正让受训者学有所获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关注点又发生了分歧。 　　我们通常把培训效果更多地寄托在培训者身上，希望他们能口吐珠玑，妙手回春，教给给教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或者是一些攻能克、战能胜的法宝。 　　戴维先生则更多地关注为受训者多大程度上提供互动的机会，他主张把大部分时间留给教师，让他们分组讨论，在碰撞中产生智慧，共同分享。 　　静下来想想，我们现阶段的教师培训基本上是填鸭式教学：用一个人的想法，去同化全会场、满礼堂的头脑。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培训会不会有效果，并不仅仅在于会场上一时间的“头脑发热”、心潮澎湃，而是这种热度会不会持续下去并影响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 　　英国教师培训机构TTA的首席执行官拉尔夫·特百勒曾经说过，绝大部分教师培训课程是在“浪费时间”，尽管这只占去了他们工作时间的5%。TTA的前身是“学校培训发展机构”，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现在他们希望对员工和教师的培训能够适合每一个体。 　　如果我们的培训真的能像拉尔夫·特百勒说的那样，那么，培训者的责任就是“抛砖引玉”，好的方法或者说适合教师本身的方法不是从培训者那里听来的，它应该产生在教师们中间，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培养教师与同伴互动、分享的习惯，重视倾听同伴的声音。只有这样，教师们回到学校里去的时候才能主动建立学习共同体，把互动、分享的习惯带到工作中去，培训才具有可持续性的效益。也就是说，我们的培训最终是单纯地教给教师一个固定不变的方法，还是留给他们好的思维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尤其是，教师会不会拥有自主发展的动力？ 　当然是后者！这不正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 　　这样一来，我们的评估模型就是建立在对每位教师培训前后水平比较的基础上。对培训前每位教师的想法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培训给“这一位”教师带来的变化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评估，也应该是个性化的，而不应当是笼而统之、“一箭数雕”。 　　培训究竟应该给教师留下什么？我想，它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也不应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应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学习的习惯和态度，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如果经过我们的培训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么，这样的培训才算真正体现了教师专业成长的真谛。 5.大制度与小规矩 今天上午，是哥大教育学院终身教授评审委员会年度会议。又一批教授面临着新的选择：要么被认定为终身教授，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终身在哥大工作；要么得不到认可，在学年结束的时候“走人”。 　　教育学院终身教授的评选、审定工作，要求评审委员们必须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要记名投票。这与我们通常的做法很不一样。我感到很有趣：评委们怎么敢于冒着得罪同事的风险而署上自己的名字？ 　　原来，学院有规矩，如果有谁透出任何关于评审的信息，那么你就会立刻被学院解聘，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大制度，才保证了评审工作的保密性，大家才不会担心自己的观点被他人泄露。 　　大规矩管着小规矩，有了大规矩，小规矩就没有什么办不好的。有了聘任制，其他制度的执行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在国内，为什么许多事情听上去很好，就是没法操作，落实不到位？就是应了人们那句老话，“经”是好“经”，容易被小和尚念歪了。 　　再比如教师的推荐信，也是美国大学录取新生特别重视的，几乎没有哪家大学会无端怀疑推荐信的诚信度。但同样的做法，在国内却面临着诚信的考验。在有些教师笔下，什么溢美之辞都可以信手写来，可到头来，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人事制度是铁板一块，冰河里怎么可能长出荷花？ 　　在我们的中小学，大家常常为“大锅饭”所苦恼，“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孬干好一个样”的机制，难以激发学校的活力。其实，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学校里，这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也同样存在，可是，学校的活力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每个应聘者都是自愿找上门来领薪水的，没有谁一定要把自己“捆”在这里，双向约定的责任和义务非常清楚，如果有谁无视这些而试图当南郭先生，恐怕于人于己都耽误不起。大制度下，谁都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既然自己选择了，你就没有多少理由不去尽力干好。或者说，你不喜欢这份工作，也没有谁挡着你做出新的选择。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在现有的岗位上尽心尽力？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大制度，美国的管理者们完全可以变得宽容一些。 　　在我们的学校里，这些事情往往就容易变味。因为用人体制的僵化陈腐、死水一潭，害得我们不得不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挖空心思地搞一些“伤筋动骨”的改革。例如，对教学工作的考核要量化，对班主任工作的考核要量化，对行政人员工作的考核同样要量化…… 几乎什么都折算成了分数。工资薪酬不仅依据课时还要依据分数，连本来没法“量化”的东西也非要排出个“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路下来，免不了“按倒葫芦起来瓢”。“根”上早就出了问题，“枝蔓”、“果实”的毛病也就在所难免了。 记得在教育部参与高考方案论证时曾经遇到的尴尬。当我们提出把大学招生录取的权力交还给大学的时候，偏偏就有在座的几位大学校长首先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要不起”这个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很明显，一位由大学以外的权力机构任命的校长，是难以办出一所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的，而一所没有独立精神的大学，更是难以抵挡来自社会各方购买权力的涌流。校长的权力并非来自学校，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他义无反顾地对学校负责？于是，本该由大学各自独有的录取权只好全部收拢起来，本该对不同的专业制定的各 不相同的录取标准也只好暂且不谈，全国水平高低不等的大学、千差万别的专业，也只能由同一个考试机构用同一个标准为大学录取学生，他们依据的标准，除了分数，还是分数，什么综合素质，什么多元智能，通通束之高阁。这种价值判断传递到社会，再由社会、家长转换成巨大的压力传递到中小学校，于是乎，校园里的“分数命根”理论大行其道；于是乎，教育官员们开始无奈：“30多个减负文件，管不了中小学的负担过重”；于是乎，教育这项事关民族未来的千秋伟业，仅仅成为家长们实现家庭目标的跳板。 　　环环相扣的死结竟来自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人事制度的锁链，大制度之下，小规矩难免无可奈何。沉痛之下，多少人在思考，根深蒂固的人事制度堡垒何时才能冲破？ 今天，一位在哥大工作的华人女教授向我诉说了家里的一场文化之争——围绕着照看她那一岁半的女儿，丈夫与保姆之间发生的矛盾纠葛。 　　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白人，而他们请的保姆则是一位不懂英语的上海人，这下问题就来了。 　　一直以来，丈夫就对保姆照看孩子的方法心存不满，今天终于对着保姆比划了起来。在他看来，保姆总是在限制孩子，孩子的自主行动处处受到保姆的阻止。他认为，不能随意对孩子说“No”，在这个幼小的年龄，如果对她过多地设置障碍，就会扼杀她的创造精神和自主意识。 　　而保姆则十分委屈，她认为自己应该对孩子的安全负责，处处都要小心呵护，不敢有丝毫马虎，不想反而出力不讨好。 　　女教授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面对不同皮肤的脸色，左右为难。 　　不久前，我曾领教过她那位白人丈夫照看孩子的“功夫”。有一天，这位先生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到我的住处，随便往地上一放，便撒手不管了，任由那个一岁半的小公主在我那两室一厅里搞起了“大搜查”、“大破坏”，把所有的房间全都折腾得乱七八糟，连冰箱、微波炉都弄了个稀里哗啦，最后，当小家伙跑到厕所里要玩马桶里的水时，爸爸才和颜悦色地与孩子商量换一种玩法——教孩子爬椅子。 　　孩子很高兴，在家里，保姆因为害怕摔伤孩子，从来不允许她爬椅子，这下好了，有爸爸撑腰，小家伙把椅子搞得在地板上吱吱乱叫。任由孩子怎么折腾，爸爸统统不加干涉。在女儿爬椅子的时候，他的任务只有一项：确保椅子本身不会摔倒。至于孩子会不会自己摔倒，他反倒并不怎么在乎。 　　在他看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学习，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最终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本领。如果我们一味地对孩子说“不”，那么，孩子对一切就只会缩手缩脚，最终形成一种消极人格。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真的找不出多少批评他的理由了。 　　我们的一些家长总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可是，仔细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事事顺从家长的要求，那只能做一个木偶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不准”，那“不行”，到底可以允许孩子干什么？其实，我们当家长的并没有给孩子留下多少空间。 　　不只是家长，学校里制定的种类繁多的规章制度，也大都是以“不准”开头，我们在单位里对员工说得最多的，也常常是“不能”如何如何。在这样的文化下，开拓进取成了标签，锐意改革也不过是唬人的旗号罢了。 悲哉！一生中，我们遇到向我们说“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教育，关注生命质量 　　莱维尼先生是哥大教育学院的元老，也是学院终身教授评定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他不仅在学院里备受尊重，而且在全美国，他在专业上的造诣也备受同行推崇。 　　第一次听课，莱维尼先生按惯例向全班同学介绍了我，而且还很夸张地把我描绘成一个教育经历异常丰富的专家。原来，他事先已经找有关方面了解了我的情况。在同学们礼貌的掌声中，我有些不自在地坐到了教室的后排。 　　莱维尼先生首先从教育成本的分析入手，展开对普通学术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对比。在他看来，教育是为了使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大家同意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有理由关注一下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的人们的生活。 　　从理论上说，职业教育的投资可能比普通教育要求更高，但实际上的状况并非如此。几乎在世界各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投资一直没能达到人们所希望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职业教育有些专业的成本是很低的，如职业教育的文秘专业和普通教育中类似的专业相比，其成本只有一半。客观上，接受普通学术教育会给未来带来更好的生活机会。 　　莱维尼先生强调说，表面上看，我们的教育是公平的，但事实上它真的公平吗？他认为，要真正把这一问题考量清楚，还是要从接受不同教育的人未来生活质量入手，研究教育成本与人的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许多原因，我们并不十分重视处在弱势一方的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状况，所以职业教育的学生视野太窄、技能单一，尤其是再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差，这样又怎么能保证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 　　他坚决反对单纯强调人才培养的社会需要学说。有人一味地把人当作机器，认为职业教育是应付工业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工厂。车间需要机器，也需要技工，所以，我们既需要制造机器，也需要制造人才，特别是制造技工。站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思考问题，已经远离了教育的本义。“教育的应有之义，就在于关注人的生命质量”，莱维尼先生有些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容许美国的教育滑向制造工具的谷底。” 　　我也被莱维尼先生的情绪所感染，心里很有些共鸣，我们的教育正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愿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避开这样的弯路。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生命并不只是一份工作和职业而已，生命是极为广阔而深奥的，它是一个伟大的谜，在这个浩瀚的领域中，我们有幸生为人类。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谋生，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整个重点。” 考察美国学校，已经从校长、教师的口里听到了这样的呼声，美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已经对学生的教育增加了学术倾向的课程，即使是一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学校，数学、科学、阅读等教学也在进一步加强。瑞典、芬兰等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时在一所学校内实施，增加大量学术与职业倾向的选修课程，以更有效地尊重学生的选择，而不是过早地把学生分流到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学校。最近，香港刚刚通过的学制与课程改革方案，也是同样的架构。这应该是人类在经过上下求索之后，逐步认识自我、走向自我的 必然。 　　我们的教育目前也处在了一个需要澄清人生与教育本义的十字路口，社会的功利带来了校园的浮躁，把学生为本、学生为中心抛到一边，漠视学生选择的权利，强行分流学生，硬性划定分流比例，并且不以为错，反而将这一切说成冠冕堂皇的社会需要。 　　我记起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的忠告：“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 　　我想到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到底该放在哪里？是致力于把人培养成工具，还是关注人一生的幸福？ 在“Yes”和“No”之间 晚上，是苏姗小姐的《课程设计》课。苏姗小姐很年轻，看上去浑身充满活力。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也显得格外精神。 　　一上课，她首先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卡片，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优秀学生和智力障碍学生的教学是分开组织还是合并组织？她要求大家就此发表看法。 　　有意思的是，讨论中有一位华人留学生请教老师，作为老师，你到底是赞成分班还是赞成合班？苏姗小姐耸了耸肩说，你是不是向我要一个标准答案？我不会给你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许多事情就在“Yes”和“No”之间，老师不过是让你们把平时的思考重新整理一下罢了。 　　我笑了。这可能就是我们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苏姗小姐给大家提出的第二问题是:创造什么样的课程，才能包容所有的学生，适应学生的不同需求？ 一边讨论，苏姗小姐一边在黑板上列下了十几条原则，都是同学们思考的结果。 　　1．充分考虑教育对象； 　　2．为不同背景、不同经验的学生提供适合他们的条件； 　　3．关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方式； 　　4．评价要与学生的期望相一致； 　　5．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经历； 　　6．综合学习活动，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但不要对结果进行考试，只是要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做一个项目； 　　7.不同的学习方式应该有长远的目标； 　　8.给教师较大的空间； 　　9.要确立学生为中心的观点； 　　10. 让学生以不同的视角探讨问题； 　　11. 更多地进行小组讨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小组讨论可以相互启发； 　　12. 因材施教，关注学生特长。 　　讨论完了，苏姗小姐说，这是不是有点复杂？其实，无论什么课程，首先要考虑你的教育目标，然后要关注学生的个性，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留下的作业就是设计一个课程方案，既体现今天的讨论成果，又表明你自己的倾向。看到有些同学有点为难，她风趣地说，你会有一个好成绩的，只要你不是随意地说“Yes”或者“No”。 　　我想起了在国内参加教育部的有关会议，研究起草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件时，围绕培养学生的能力目标展开的争论。争论中特别难以达成共识的是，该不该把妥协能力的培养纳入我们的课程目标。我们认为，如果从课程文化建设开始，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学生从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中解放出来，在若干问题面前敢于也能够妥协，在“Yes”和“No”之间更多地寻找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幸事。毕竟，妥协也是一种力量。可是，不少专家却坚决反对在学生中提出“妥协”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我们要全力培养的品质恰恰应该是与妥协完全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决不妥协！ 　　没有办法。最终，我们还是忍痛割爱。妥协能力的培养没有进入课程文件。 　　终于有一天，在《中国青年报》上发现了“我的妥协故事”的征文启事，看来，很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已经开始把妥协看作是一种素质了。征文中说： 　　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妥协与让步。感情矛盾的化解、工作纠纷的处理、交友中的磨合都会逼迫我们作出最后的抉择。 　　最终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事物的推进无不在一方或多方的妥协中顺利进行。甚至有人提出，从前所说的“达成共识”早应该被“达成妥协”所取代，因为没有完全的共识，只有逐步的妥协。你有自己有意义的，乐于和大家分享的妥协故事吗？ 其实，这样的妥协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如果谁没有，他就没法生活在地球上，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妥协的力量，更不愿意去自觉地养成这一人生必不可少的品质罢了。 在选择中学会选择 下午，到新泽西的摩尔商业区里呆了整整半天。为的是买东西，更是为了体验一下美国人的购物环境和购物方式。 　　在美国，摩尔商业区也是近几年才形成的一种购物场所。其实，就是一个集中的商业区，各大零售企业纷纷前来设立商场。于是，摩尔商业区越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在摩尔商业区购物，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们有了多样的选择空间。 　　商家提供的多样选择固然能尊重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但多样性也让人眼花缭乱，难免影响购物的效率。对我们初来摩尔商业区购物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好长时间，我们竟没有任何收获。 　　为什么一些当地人能够在商场里匆匆地走过，对那些漂亮的门市熟视无睹？原来，他们已经有了选择的经验，在选择中学会了选择。而我们初次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不要说选哪一个品牌，在繁华热闹的摩尔商业区里，就是选择进哪一家商场都颇费斟酌。 　　其实，在校园里也是一样，对课程的选择，同样需要我们及早地给学生一些体验。过去那种小学、中学一味必修，而把选择能力的培养全部寄希望于大学的做法，不仅给学生带来能力上的缺失，而且，养成不良的单调的思维方式也是贻害无穷的。 　　在学校里，许多人把学生一开始对课程很有些幼稚的选择，视为学生不会选择的证据，当成拒绝学生继续选择的理由，无视选择是在选择中学习的道理，于是，校园里的“大锅”只能一直热炒着一人一份的“萝卜”、“白菜”。其实这就和孩子学走路一样，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初学走路不跌跟头，但如果我们因此就断定孩子没有走路的能力，永远也不敢放手让他独自学习走路，那么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只会爬行。 　　同样，在中国的家庭里，家长代替孩子们做了许多选择。由于家长们担心孩子不会选择，于是，尽可能不让孩子面对这些让他们“为难”的机会。结果，当孩子们有一天终于不得不直面社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选择就不像是机会，而更像是陷阱了。因为，面对着机会，他们并没有做好选择的准备，表现出更多的是困惑和不知所措。 　　其实，选择常常是和责任连在一起的，当孩子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他才会全力以赴，他才能披荆斩棘。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选择中规划人生。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不会选择，或者没有正确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人生。任何一个人，他随时都会站在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可是，我们的孩子却常常因为没有别人的指引而四顾茫然，不知该如何迈步。 想一想我们的教育，想一想我们的学校吧，孩子们能够自己选择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少？课程无须选择，爱好无须选择，甚至课外活动要干什么都有了统一的要求。我们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他们必须通过选择方能找到通往未来的道路，可是，自始至终，我们的教育却并没有给他们这样一些历练的机会。 　　校园里的人们，还是放开一些吧。因为，选择是在选择的过程中学会的。 9.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二等秘书方先生在美国考驾驶执照的经历，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方先生告诉我，在美国考驾照，80分就可以合格，所以，当你在计算机上完成了80分的时候，计算机即自动关闭，其他的题目无需再答了，即使你渴望考个满分都没有机会。 　　原来，美国人不想让大家活得太累，不会把考驾照的人们分成三六九等。 　　在学校里，美国人也从来不评“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其实，他们的班级里根本没有学生干部。班里所有的班务分给所有的学生，而且定期轮换。在美国中小学的教室里，我们经常会发现墙上挂着班务分工表：作业分发——比尔；图书管理员——约翰；教学助理——汤姆；供应经理——亚历山大；邮递员——以马内利…… 有多少位同学，就有多少件事情、多少份责任。 　　在美国的课堂里，许多时候是以小组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的。可是，小组里却没有固定的组长，召集人也是定期轮换的。而且，小组中的每位成员，全有自己的头衔，什么记录员、提问者、资料管理员等等，即使是这些一般性的头衔，也是分阶段戴在不同人的头上。总之，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平等，给他们同样的机会，不仅使他们能够在形式上平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些形式，锻造他们骨子里的平等意识，为美利坚的共和与民主奠定永固的基石。 　　我想起了自己10年前在一所初中担任助理班主任时遇到的一件事：一位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担任班长的孩子，在初二的一次民主选举中落选后，竟找不到了自我，以至于很长时间内在班级里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用老师和家长的话说就是，他从来不会当群众，他只能做班干部，而且必须当班长。是什么让我们培养了这样一些不会当群众的孩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上流社会”生活，习惯于“管理”别人，一旦处于被别人管理的处境，便手足无措起来。 　　想一想，这实在太可怕了！可是，生活中，我们还在强化着这些已经给我们带来不良后果的东西。媒体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在一些学校里，竟然依据学生学费的高低把校服分成两种不同的颜色，义务教育阶段的实验班则完全是重点班的代名词，就连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关注度，也让学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地位的不同。在一次学生座谈会上，有位学生竟不经意地自称为“平民学生”，叫我们在座的老师们既尴尬又心酸。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上初中都快两年了，还从未被老师在课堂上主动提问过。 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不能让孩子用等级观念审视社会，我们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0.人生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到曼哈顿的一位朋友家做客，刚好他那上初中的女儿安娜在家。 　　我与安娜聊起了她未来的选择，她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她希望将来学医，而且希望学儿科。 　　初中生就把自己的未来想得这么清楚！我有点惊异。 　　其实，打开我在康狄尼格州一所小学搞的调查问卷，同样让人吃惊。五年级的学生，他们对未来的选择已经非常清晰。我记得一位小学生在回答职业选择的时候说，他大学毕业后，首先到日本开发游戏，然后从事机器人技术，因为他不仅喜欢这项工作，而且认为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另一位小学生则希望上麻省理工学院学工程学。那自信而执著的眼神，分明是向你传递着他们令人羡慕的理想。 　　在国内，因为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地向孩子们了解他们的未来选择，可是，每每面对的总是令人失望的眼神。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我们的学生不仅对自己的未来十分茫然，即使对眼前的自己到底有什么特长，也浑然不知。每年一度高考志愿填报，许多高三学生的一句“随便”，更是难为了家长和老师，因为自己将来要干什么，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们竟不知道！ 　　其实，这怨不得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了解社会、选择理想的机会。尽管我们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批得体无完肤，可奇怪的是，嘴上的批判换来的却是“心向往之”，我们并没有真正领悟个中的危害，并没有从心底里拒绝和排斥。想一想，一个不了解社会、不了解职业的人怎么可能判断并选择职业？ 　　在美国，人们普遍重视孩子们对社会的了解。对每个学生的义工要求是很严格的。曾经认识一位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陈博瑞小姐，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哈佛读完硕士，又到北京外交学院教过一年国际关系。陈小姐告诉我，她从12岁就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到今年32岁了，长长短短已经换了近50份工作。第一次是到她邻居家，一个韩国餐馆的老板家去做家教，当时她12岁，去教老板家一个10岁、一个8岁的两个孩子学英语，每小时可以获得两美元；18岁时她在众议院谋得了一份议员秘书的工作，这对她非常重要，因为她从中学到了好多在校园里学不到的东西。她告诉我们，在美国，必须不断地选择，不断地学习，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审视自我，为自己不断定位的过程。 　　在牛顿北高中，有一间特别的职业生涯中心，外厅里是几排书架，放满了各个大学基本情况的介绍，也有一部分是关于职业介绍的。与外厅相连的则是几个小房间，这是职业咨询师们专门用来与学生谈话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刚好一位学生正在与咨询师探讨如何在暑期找一份临时工作。旁边的另一间咨询室里，一位女孩子正在为高三选什么样的大学预备课程与咨询师交流，因为，课程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她大学选报专业的基础，也是未来职业的选择。 沃特福德高中在学校的责任声明中指出：“沃特福德中学作为学生、家长、教师和社区的伙伴，其责任就是保证所有学生获得成为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显然是沃特福德高中的培养目标。这样的培养目标，在学校领导介绍学校时又进一步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学校一直致力于全国性的高中标准与个人发展关系的恰当处理。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学生，教育的责任是引导学生往大看、往上看、往前看，学校应该为每个孩子做好整体安排，让学生走上社会时感到：我已经准备好了。在 整个高中阶段，学校应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学会自主做出职业和人生选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学习并学会自主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是“成为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这一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 　　沃特福德高中指导办公室是负责职业规划和就学指导的常设机构。这一工作的领导、组织与协调，由学校主管、主管助理、人事和特服主任等3人负责；还有指导主任和教师5人，秘书1人。指导人员有非常明确的指导责任：实施本校的发展指导计划，“通过专业开发和与同样致力于这个计划的同事合作，指导办公室在沃特福德高中实施这个计划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这个计划。”指导目标具体表述如下： 　　目标一：学生将达到与年龄和能力相适应的智力发展，包括审美情感、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求知欲。 　　目标二：学生将形成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尊敬。 　　目标三：学生将进入发展非教条的道德和伦理价值的过程。 　　目标四：学生将学会有效地与别人交往。 　　目标五：学生将通过激励、坚韧和对成就的自豪，形成积极的自我印象和对人格魅力的感觉。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美国人就开始让自己的孩子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获得各种人生体验，在丰富的体验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喜欢的职业方向，明确自己的未来人生。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既是自己喜欢的课程，也是为自己的职业做准备的内容，更是在为自己一生的幸福做准备。想想我们的教育，每一个学段的学习只是进入下一个学段的敲门砖，结果只会让我们的孩子急功近利。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告诫我们，一个社会，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他喜欢的事情时，社会才能和谐，“教育应该帮助你了解你真正爱做的事是什么，然后在你的一生中，你会努力去做你认为值得又富有意义的事。否则你的人生可能会过得很悲惨！你不知道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你的心陷入一种例行公事，其中只有无聊、衰败及死亡。” 最后，这位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生导师还没忘记叮嘱人们：“当你年轻时，找到你真正‘爱’做的事是很重要的，这是创造新社会的唯一途径。”

管季超0712

聆听，思索，感动。猛然发现，一直以为自己为农村教育做了能做的一切，然而，短短两天的交流，让我猛然明白，也许城乡差别是我们很难迈过去的坎，虽不能改变差别，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以人育人，我们笃定而虔诚。 买张站票去参加校长论坛 　　■江苏省铜山县张集中心小学校长 曹玉辉 　　2008年6月11日，注定要成为我生命中一抹难忘的记忆。 　　“……这次全国中小学校长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由中国教育报《现代校长》周刊主办，邀请您参加！”放下中国教育报编辑打来的电话，我调整急促的呼吸，短暂的兴奋和惊喜过后，便是彷徨和忧虑：“偏僻的乡村”与“首都北京”，“普通的一线校长”与“全国中小学高层论坛”，如此“贫富悬殊”，让我的脑海中重复着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去还是不去？但转念一想，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智慧大餐，我还有什么理由选择犹豫？打点行囊，赶快上路吧！ 　　主意一定，焦急的期待变成了热切的渴望。我立即拨通了市里一个朋友的电话，请他帮忙买张去北京的车票，越早越好。结果，朋友马上回了消息：“最早的一班车是晚上六点，但已经没有座位了，站票可不可以？” 　　晚上六点的车票，明早八点半的开幕式，我快速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于是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舒坦多了，连忙说道：“可以，可以！只要今天能坐上火车，有没有座无所谓的。” 　　检票之后，我才感觉到站票的尴尬，我在长长的站台前奔跑着，敞开的每节车厢门口都堵满了人，门口的乘务员一个劲地挥手指向前方：“下一节，下一节……”，等跑到最后一节时，望着堵满了人的车门，我突然悲哀地想到：“列车之大，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已没有退路的我只好提着包硬是从人堆里挤了上去。由于我的加入，一瞬间，原本超负荷的车厢立刻又拥挤起来，有的人不住地大叫：“站不稳了，站不稳了！”更可悲的是，我的一个不算太大的旅行包被我悬在头顶，怎么也放不下来了。于是，一步一声“对不起”，终于在一路不耐烦的白眼中，我站稳了脚跟，也给包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腾出手来擦擦满头的大汗，望着窗外蒙眬的暮色，我不由得松了口气：“还好，终于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我在车厢的正中站着，虽然没有扶手，但不用担心倾斜的危险，因为前后左右林立的人群给了我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慢慢地，车厢里呵欠声四起，我也浑身疲惫，幻想着能坐在地上或是蹲一会该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啊。于是，我试着蹲下，蹲下，再蹲下。终于，奇迹出现了，我竟然可以坐下了，虽然我知道那充其量只能叫做蜷缩，但毕竟可以让我那麻木的关节得到暂时的缓解。于是自我安慰：卧铺要比硬座贵100元，虽然站了一夜，但毕竟还可以减少开支。 　　真的感谢这片属于我的方寸之地，竟然让我把疲惫都扔给了梦乡。待我醒来时，黎明与北京一同来到。出了北京站，来不及找个宾馆休息片刻，也顾不上打理一下狼狈的外表，急匆匆地赶往会场。几经周折，终于到了会场，一张张陌生却又热情的面孔、一句句亲切而又暖心的话语，让我在刹那间就把忐忑和不安驱赶得烟消云散。同时，也让我这个初次来到“大观园”的小学校长摆脱了刘姥姥般的尴尬和自卑。 　　中国教育报总编辑刘仁镜先生的开篇词拉开了这次校长论坛的序幕！他从不同的侧面和多维的角度诠释了这次论坛的主题——“中国校长：现实发展中的价值抉择与行动策略”。他的发言激起了大家的激情。接下来，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心声。 　　孙云晓，最初知道他的名字，还是上世纪90年代读了他写的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当时，就感觉到他那独特的职业敏感和对教育的洞察力。在论坛交流中，才知道孙老师其实是一口深挖不竭的井。“错误的教育是童年的恐慌之源”，在交流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正是制造童年恐慌的宣言。他的言辞之激烈，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内心的担忧和焦虑。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玉琨一再指出：“学校应当是最美的世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善的场所。”陈玉琨教授内心散发出来的执著和激情，让我深切地感到：教育，真的是一项值得付出整个生命的事业！ 　　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心都沉浸在别样兴奋的世界里。感谢中国教育报《现代校长》周刊给我们搭建这样一个让我们互相交流、相互启发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些博学睿智的大家，让我从心底敬仰。 　　王贤明，这位来自宁波鄞州高级中学的校长，竟把学校图书馆的门和墙都打掉了。当有人质问时，他这样振振有词：“我觉得中学当中的图书馆不是用来藏书的，而是用来读书的，我想把自己的学生变成大师，图书馆就是他们铸魂的地方。我们的图书馆，学生24小时都可以进去，没有监控。我不怕图书被偷，而是怕学生连偷书的兴趣都没有。其实，当我们把学生当君子的时候，他们就是君子；当把学生当小偷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小偷。我们相信信任可以教育人。”信任真的能创造奇迹，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学生有偷书的行为。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李希贵从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走上了校长的岗位，再从校长岗位到了潍坊市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之后他又来到了北京十一学校做校长。这位目光深邃而又脚踏实地的开拓者，一到十一学校，他就制订了《学校行动纲要》，把“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让十一学校成为一所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作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李希贵的带领下，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职员工就学校发展的机制、战略、评价、决策和动力问题制订了具体的行动策略。于是，改善学校的组织结构、“名家大师”进校园活动、月度人物评选等，都成了为实现学校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 　　论坛休息期间，遇到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老师，一听说我是村小来的，特地和我交流，她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是个适合干大事业的地方，一定要抓住时机，办好教育。”之后，她主动给我签名留念。或许是谷老师对我的偏爱引来了其他一些与会校长的“妒嫉”，他们纷纷围拢了过来，要求合影、签名，而谷建芬老师却以种种理由婉谢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谷老师还特意来到我跟前，与我话别。 　　聆听，思索，感动。猛然发现，一直以为自己为农村教育做了能做的一切，然而，短短两天的交流，让我猛然明白：路，永远在前方，而前方的路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去走：也许城乡差别是我们很难迈过去的坎，虽不能改变差别，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也许物质资源的匮乏依然使我们窘迫，但我们可以丰富精神；不能给孩子现代化的设施，但我们可以给孩子最欢乐的童年，把孩子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给他一片天地，让他做最好的自己；虽不能给教师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但我们可以给教师志存高远的追求。以人育人，我们笃定而虔诚。 　　这次北京之行，注定会成为我一生的财富。回想起与会专家和校长们和善的面孔、智慧的答辩，我突然间明白：真正的圣贤不会端起架子、板着面孔说话，他们会把活泼的人生经验和教育真谛，带着微笑传递出去。我猛然发现，他们就是一座高等学府！在这座学府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浮士德精神的内涵：“勇于实践，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全国中小学校长高层论坛”虽然落下了帷幕，但足以让我终生难忘。真感谢论坛给我带来的智慧的点拨和引领，纵然办学的过程依然坎坷，但我已记住了这么一句话：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中国教育报》2008年8月5日第8版

管季超0712

李希贵，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理事。著有《教育艺术随想录》、《每位孩子都能成功》等专著。
  各位校长，能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我感觉非常高兴和不安。高兴因为我原来做了17年校长，今天给我交流的机会。不安是我离开了几年教育系统，却来谈新课程背景下的教育教程改革。
第一，归还学生思维
让课堂成为学生演练思维体操的舞台。我们过去往往在研究到底给学生多少时间，我觉得80年代中后期，到底把我们45分钟的课堂，留给学生多长时间，后来随着我们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仅仅归还时间是不够的。对归还学生主体地位来说，核心的问题，是把学生思维的过程，归还给学生。这是我们教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一个生物老师为我讲，过去他讲鱼鳍的作用，讲起来非常简单，学生记起来非常快，用不了几分钟时间，学生就背过了，记住了。可是这位老师发现，要用到这些知识，要考试的时候，学生常常把不同鱼鳍的作用用错了，这是因为老师硬塞给了学生知识。后来他用了实践化教学，把鱼放在鱼缸里。将鱼的不同鱼鳍的作用，表现在鱼缸里。学生以后在复习的时候，不用再刻意的去复习，在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场面的支持。去年我去听小学一年级，新课改后的语文课，老师用的小池塘这篇课文（小池塘课文原文第一段）。老师朗诵完毕，就用投影机向学生展示了图片。老师问学生，学生回答小池塘，芦苇，象睫毛。答案是象虫子。老师又让朗诵第二段（朗诵第二段，略）。朗诵完毕后，老师向学生展示了两幅画面，一幅是太阳，白云倒影池塘的情形，另一幅，月牙、星星倒影在池塘里的情景。老师做了提示，学生答出了老师希望的答案。这次课做的非常好。评课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老感觉这堂课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不是只让学生来认证课文，在这次评课会上，我对这些老师讲了，我听过的另一堂语文课，有一位老师，他给初中学生上一堂难忘的泼水节。由于条件的原因，这个农村学生没有录像机，老师带了录像带，没有办法反映。当这位老师讲到周总理出现的情景，全场欢迎的场面时，老师提出这个场面真是美极了，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老师带了录像带。你们是否想看。同学们提出想看。老师说，这盘录像带只能闭上眼睛用心看。同学们闭上眼睛，老师激情的表述了美妙的情境。每一个学生的大脑在思想，在构件，象出现了一幅幅美妙的画卷一样，每位学生在脑海里构造的画面也是不同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在思考，在构建，而这个思维的过程，恰恰是我们语文课所强调的。恰恰是我们想着力培养的学生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渠道。学生最后构建出来，老师又让学生描绘，他看到的幻同的画面，既发挥了学生思维能力，同时又培养了学生语言表达的能力。我们感觉直观手段只是在促进思维积极化的一定阶段上才是需要的。这是智育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今年上一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到我们一个初中学校去听了一个班级的6节课，从第一节到下午第二节，我的想法是了解一天学生活动的量。但是这六节课，听完后，我们又搞了一个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项目，看学生喜欢哪一堂课，哪一教学方法。在我们收回的73份问卷中，有43名学生喜欢历史课，老师把男女学生分成两个团队，分组计分的办法。老师规定，男女学生各一团队，回答一个问题不论对错，均得一分。看哪一团队能够得胜，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所以学生最喜欢历史课，在听课的第三天，我们对其中4堂课进行了测试，我们发现语文测试的结果是平均78.6分。几何平均分81.75分，英语平均71.42分，而学生最喜欢的历史课平均分是56.3分。是否我们在命题上有问题，是否我们把历史课，课时的题目命的太难了。我们看一下测试的题目。北伐战争主要对象，北伐战争中天津的部队是哪部队，提出“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人”的口号是谁。讲的是北伐战争你应该知道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而且是概括列举，是主要原因。当然不是我们的题目太难，而是非常简单。而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学生最喜欢的课成为我们成绩最差的一门课。我们对六节课的课堂进行了分析。课堂教学时间的安排情况，我们发现这6节课有89个问题环节。每一个教学环节平均时间是112秒，教师讲课时间，占了45分钟，学生自主活动的时间只有30分钟。
这样一个各种教学形式占等时间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与教学改革重复的积累，和我们新课程改革理念的影响，打破了过去那种满堂贯的，老师独白讲授的状态。学生自主的活动时间，现在比例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些课堂上，假问题充斥了课堂。我曾经看到王丽在一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个小学老师给学生讲刘胡兰，他问了问题。他提出，同学们，大家知道吗？刘胡兰的故乡在何处。有的学生答在革命根据地，陕北，延安。老师提出，不管在何处，是何处根据地。后来老师提出，知道当时对狗腿子提出的，只要提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就给100元钱，知道是什么钱吗？同学们做了各式各样的回答，老师最后提出，不管是什么钱，反正比现在的钱更值钱。历史课上教师提问的部分内容根本不是课堂上应该讨论的问题。这些事实上是口头测验，是打发课堂时间。苏格拉底曾经提出：优秀教学的本质在于那些组织得恰当的问题。由于假问题占去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占据了真正的问题时间。历史课问了17个问题，提问了23个学生，但是其中的教学重点如“北伐战争的过程”，老师也试图提出了，但却都没有解决好。第一个问题，教师让学生结合课文用自己的话讲述，结果由于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不充分，都低头不语，教师只好降低要求，变成了“有感情地读一下课文也可以”。第二个问题，学生已经进入状态，而且很有见解，但教师却不想展开，草草收场。在时间安排上，第一个问题，表面上看是用去4分钟，但去掉僵持的时间，学生读书只用了2分钟，第二个问题，学生也不过用了3分半钟时间，还包括了教师的点拨。在一所国际学校里，老师给各国学生出了一道题：“有谁思考过世界上其它国家粮食紧缺的问题吗？”学生都说“不知道”。非洲学生不知道什么是粮食，欧洲学生不知道什么是紧缺，美国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其他国家，中国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思考。这是一个笑话，说明我们的课堂，我们到底归还给学生思维的时间是多少，我们在背课的时候，是否研究过，哪一个过程应该放给学生去思考。这是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研究的。
有些人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好的，大学教育赶不上美国。但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扎实的。我认为这应该看我们对基础如何认识，如果只将基础定位在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上，这是不够的。基本的思维的能力是我们智力的核心，我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忽略了。英国的伦敦金融城小学四年级数学课，上的是10以内的乘法，我们4年级学分数、小数，可是他们还在学10以内的乘法。我们能说他们基本能力训练差吗？他们国家3—9倍的学生做什么题目。请列举出4件你无法对其进行拍摄的事物。请列举出一棵树和一辆轿车的四个相同之处。假设你看到一个男人在公园里看报纸，他把报纸拿倒了，请列举出三种可能的原因。而我们却是在用难度为代价，而牺牲我们思维能力的培养。我把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的孩子的一个星期家庭作业归拢一下，这其中大部分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作业。初二学生一个星期的课程表，在5×6＝30课中，表演艺术一节，工艺设计一节，戏剧或者舞蹈一节，音乐1节，艺术课占了1/5。我到洛杉矶，遇到了他们一节戏剧课，老师让学生自己创造一个情节，在全班表演，我们去听课时，一个女学生自己创造了一个情节。她向全班推销咖啡杯。她提出茶杯质量非常好，划纹非常精美。她发现同学们没有反映。她又转移话题，不幸的是这个杯子是我的小猫喝水的杯子，小猫不久前死掉了，我希望同学们马上把它买过去，使我以后不至于看到后再伤心。这样杯子就卖出了。
二、把认知过程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感悟
过去我们喜欢把结果告诉学生，现在新课标，是把探索的过程，全部的经历留给学生。
原来我在四中，有一年扩大招生，高一的两个班没有语文老师，没办法，就让这两个班的学生自学。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非常担心。可是卷子批出来的结果，让语文老师非常尴尬。这两个班的成绩，不仅基础知识不比平行班，而且阅读知识和作文比平行班还稍微好一点。因为这两个班的学习压力大一些。
后来我到了一中，有的同学毕业后给校友介绍学习方法，提出了语文老师在课堂训练的题，高考的时候没有用。语文老师就将这个消息讲给了全站的19位老师听。老师们听后，都没有吭声，大家确实被这封信刺中了。大家都承认这个同学讲的有道理。就在这一年寒假，期末考试，我就让我的儿子和侄女，参加了高三的语文考试。卷子就混在高三的卷子里阅读。我的侄女考了85分，儿子考了82分，他们的分数都远远高于平均分。显然体验是很重要的，老师做的习题并没有起到大的作用。我的两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读了一些名著。所以他们有较好的语文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年龄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应该读不同的书，如果错过了，就不能找回应有的读书效果。举个例子：我们通过长时间的思维训练，形成了严密的推理习惯。我们用这种习惯去看卡通片是不行的，我们对于卡通片的接触能力与孩子的接触能力是不同的，所以看了一段卡通片，我们的理解能力就不如孩子。我们在认知的年龄应该在不同的年龄段提供给学生不同的认知过程。我们当时把6节语文课拿出4节给学生，到语文自修室根据老师制定的计划读书，2节课学完教材。后来我们搞了自修楼，甚至外语课也有了学生的自修室。我们学校的语文成绩，从这些学生开始在全市、省遥遥领先。我到美国一个小学去听课，我发现学生教室也办了一而墙报，每个学生贴了自己的作品，用的稿纸是统一印制的。在这份稿纸的上方，有三行英文。他告诫学生重要的是阅读理解，而不是拼写和标点。所以这个过程归还给学生非常重要。
我们的新教材，在这方面做了奴隶。比如《历史》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在过去老师将结果告诉给学生，现在却让学生思考。提供给了学生日本的平面图，又提供给了长安城当时的平面图。让学生是思考。后又提供了几张图盘，向学生讲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供奉在日本的鉴真像。大雁塔是保存佛经，佛经是哪里来的。还有发觉与唐代长安城底下的阿拉伯的人影和黑人陶俑。再比如《历史》西汉与西域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图表，没有告诉学生答案。从输出和输入两个角度列了图表。学生在看图表的过程中，就思考，输出和输入都是什么。通过比较，他发现输入的都是农产品，而我们当时输出的都是一些技术，或者说在较高的生产力的水平下作出的产品，甚至在当时是一些高新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向过程要方法，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6、7的时候，学6，老师交给你一个方法，狗尾巴。不管你是见过狗的，还是没有见过狗的，一律用狗尾巴记忆6。学7都是小镰刀，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让学生这样记忆。这是不尊重学生的生活经验，不尊重学生的思维方式。我在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把6、7让学生自己去总结记忆方法。有的学生用符号，用小梯子和房子，有的设计出了蝴蝶结和电视机，到学习7的时候，他们巧妙添加，有的汉字增加了笔划，蝴蝶结编成了风车等等。每个学生学习6、7的方法，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都是学生自己在思维水平上的学习方法。
三、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
我们常常看到军营里，我们的战士在训练，天天喊“一、二、一，可是有哪个部队拉到战场上的时候，是喊着这个口号上阵的呢。但是如果我们的战士依然在操场上喊着一二一，指战员告诉我们，一二一的号子，战场上不需要，但是通过这种训练，训练出来的这种作风却是战场上必不可少的。
98年，我到南师附中，有个老师告诉我，他教化学，平均分93分。送走这些学生，他到日本留学，他回来后，全班有43名学生来看老师。老师心生一计，让这些学生重新做当年高考卷子。但是这些学生平均分是16分。证明知识并不代表素质，知识并不代表能力。

我记起了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叫素质，当我们把学校里的全部知识都全部忘了以后，所剩下的才是素质。美国国际教育中心主任提出，我们应该让7年级以上的学生，每一天都来问他的老师，今天你教给我们的这些，我们到什么时候才有用。作为我们的老师在背课的时候，我们教的是教材，但是我们要让学生得到的是什么呢！一年我到初中学校，学校刚考完试，校园里，教室里到底是撕毁的教材，特别是历史和政治，我满以为历史和政治课是学生喜欢的课，老师和校长告诉我，学生太厌倦这些课。学生考完试后，把书都撕毁了。他们考的题目，比如初一政治课，什么叫品质，友情的特点是什么。历史课要求辨别康熙和乾隆在位的不同时间。我们在教学中确实教了这样一些知识，但是我们最终要求学生留在脑海里的不是这些东西。什么叫品质，我们长时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品质，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提出品质的定义来。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要我们全班学生提出，什么叫嘴唇，我们提出暴露在牙齿的外面能够活动的两片红肉。可是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拿出来，有什么必要，我们为何让学生提出友情的三个特点。这个年龄段是形成学生判别、区分能力的对比关键时期，对于一个初一的学生来说，面对全班学生迟到了，老师批评了，在他看到是了不起的错误。但是在路上要了比他小的学生2元钱，在他看来是小事一桩，他认为他爸爸一次给他200元，就2元钱有何了不起。所以我们就把政治课改成了优秀学生标准的制定，用2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标准。让学生在讨论、制定的过程中明白为何迟到一次扣一分，而拦路要弱小学生的钱财是不能原谅的。我们从教材变成用教材教，最终给学生提供什么，这是我们老师在背课的时候，特别应该关注的。有位数学老师告诉我，数学中，用了很大的力气和时间，交给学生函数，事实上有很多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用不到函数的基本知识。但是我们最终让学生收获的并不一定是让他们知道函数的知识，我们要让学生得到变量的思想。有些人没有学过函数，经过生活的挫折，最终学到了变量的思想，但是这种变量，是不完整的。
一次我去听初一的一堂数学课，初一下学期就学一元一次方程，老师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根本不用方程，用算术就可以解决的。象这样的一些题目，是不需要用方程的方法来解决的，小学四、五年级就可以解决的。老师一看太简单，就补充了方程的概念，方程的检验，补充了这些内容。看起来课堂充实了，但是没有达到课程目标，所规定的那一层面。为何从一元一次方程过渡到今天这个题目，在评课的时候，我们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去的教材是一元一次方程，而现在是从课程到方程。经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重要的是道理。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把生活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转化为方程的问题来解决。这是这决课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让你把这两个题目解出来就可以了。事实上编教材的老师是以降低这个题目的难度为前提，给学生大量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道理的问题。即建模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的问题。教的是教材，但是我们打造的目标，应该是我们课程应该打造的目标。我们应该是寻求主要的数学关系，而不是解决方程的结果。
四、让知识既是目的，更应该成为获取新知识的工具。
经验告诉我们，儿童在学生中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知识往往变成了不能移动的重物，知识被积累起来，似乎是为了储备，它们不能进入周转，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运用，而首先是不能用来去获取新的知识。在学校工作，大家清楚，常常有两位老师，一位老师特别兢兢业业，对学生特别认真，特别负责任，常常上课提前，下课拖堂，成绩也不错。但是学生越学越累，越学负担越重。但是常常发现另一类老师，他们与学生关系特别好，看起来不是特别卖力气，评劳动模范常常没有他们的份。但是遇到大的考试的时候，这些老师常常报冷门，常常有出乎我们意料的知识。能不能把旧的知识作为获取新知识的工具，这是一种技巧。一次我去听一堂课，《春天》，课前老师让学生描述自己眼里的春天，一个小女孩说出了一大串，我感觉非常吃惊。下课，我找到这个小女孩，提出她如何谈的这样好。她翻出了作文选，对我讲，都在这上面，老师给他们划出来了，有描写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我在想，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教育我们的学生，学生接触的事物越多，学生的压力越大，他就不能够更好学习。重要的是教给学生描绘的方法，描绘春天，秋天，是因形状、色彩、声音、味道来描绘的。你感到了什么，就把他真实的写出来，这就是春天。而不是背诵一些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句子。我们能否把这些知识、方法成为学生获取新知识的工具，这是衡量我们老师教学方法的一重要根据。
五、课程目标，从平面到立体。
过去毫无疑问，我们教学大纲规定了，我们教给学生知识，80年代又提出培养学生能力。现在提出，除了这个，我们该有非常重要的，把学生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知识的方法，教给学生。我们最终要陶冶学生的情感，态度，形成学生良好的价值观，从一维目标到立体三维目标。
去年我去广州听了一堂美术课，过去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会画画，逼真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美术课，不同了。一年级的小学生画了海底世界，我问他，他提出，中间是大象鱼，有一天大象鱼在街上碰到了狮子鱼。狮子鱼对大象鱼说，你要生孩子了。大象鱼提出，你要生孩子，你看我都生了。狮子鱼不相信。大象鱼就指了后面的小象鱼给狮子鱼看。后面的小丑鱼眼睛向上翻，美人鱼看到后说，不要乱翻眼睛，我在盯着你呢。我都生孩子了。大家看了美人鱼，她的怀里抱着孩子。这其中事实上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问题。
有一天我到一所小学听数学课，老师讲的是20以内的加法，讲了一个画面，在公园里卖气球，15个气球卖了9个，还有多少个气球。过去我们在教材中给学生标了一种方法，9＋（）＝15，15－（）＝9。但新教材没有这样做。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这个问题后，他就给学生时间，让学生考虑用什么方法来解释个问题。5分钟的时间，同学们用自己的不同方式到黑板上表述自己的思维成果。我发现学生想出了，十几种接近20种方法，来解决15－9这个退位减法问题。到此时，通常情况下，老师与学生分析怎样做才好。但是老师却继续让学生起来说，你喜欢哪种方法，为什么，学生们纷纷站起来，提出自己喜欢哪种方法，为什么他喜欢这种方法。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学生原来在黑板上写了一种方法，后来他又慢慢的喜欢上了其他的方法。讨论后，老师没有表态，他让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完成后面的练习。评课的时候，有些老师提出，课上到这个程度，有好多方法都摆在同学面前，你为何不向学生表明哪种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哪种方法是最科学、最简便的方法。这就牵扯到，我们把哪一种教学方式用在第一的问题。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高，用不了多长时间，学生完全可以明白哪一种方法最好。甚至有些学生在说出哪一种方法最好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别的同学的方法。如果各种方法摆在黑板上，老师只是肯定一种方法，而否定其他方法。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我们的老师一次次浇灭这种学生的数学学习情感，这样的情况给学生独立思维水平的提高是大大不利的。我们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这应该是我们课程改革第一位的目标。
在另一堂课上，这位老师安排了两个提问。一个提问，他问学生，面对着摄影机，你们大家紧张吗？同学们纷纷提出不紧张。老师看旁边有一女孩没有吭声，问她你紧张吗？小女孩提出我还真有点紧张。老师表扬了这个女孩，理由是女孩说了真话。其他同学发现老师并不是以是否紧张来评价他们，这时，就冒出了大批的紧张分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老师一一肯定了所有的学生。理由是说真话。老师问第二个问题，同学们，摄影机摄出的像做什么。全班同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各不相同。老师肯定了所有的回答，理由是心里是如何想的，就怎么说。课前两个问题占据了5分多钟。有些老师对此提出了严重的置疑，认为没有必要占5分半钟的时间，来挑起课堂气氛。
下面看一下老师教学中的教学环节，我们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一题目让学生读图，编图。按照传统的教材编法，两个答案。山上有7个学生，山下有4个学生，7＋4＝11，翻过来，4＋7也是11。可是在这样一堂数学课上，有老师课前两问的情感支持。学生编出了近20个答案。同学们不仅关注问题，而且还关注男学生，女学生，背书包的及不背书包的学生。编出了20个情况。非常遗憾的是，我把读图编图，在很多场合，上我们的老师、校长编，其中有两次在国家级的小学数学老师的读图班上，非常遗憾，这些场合编的综合，也没有我们这些学生这堂课上编的一半多。原因是我们的学生有一个情感的支持。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没有负担。所以情感、态度，这样一个课程目标的实现，就有可能来扶助我们为实现我们知识和能力这一目标提供贡献。在新的目标下，我们考虑补课与补预习的区别。现在补预习除了补知识外，还有一个情感和态度的问题。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在小学做校长，他发现有学生听课不认真，学习不用功，他把这样的学生定期安置在其他的班级里做访问学者。而这些学生到其他班里学生态度非常认真，原因是他是代表自己的班级体到了另外一环境。在这样一种课程目标下，我们想到了教育管理。我感觉我们有了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目标，我们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只有靠我们的老师去影响。老师的情感、态度，老师在校园里的幸福感，对实现我们新的课程目标就显得至关重要。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顾客第二》。美国一旅游公司，老总豪尔，他发现公司把所有的关注都放在了顾客身上。公司的管理把全部的热诚都倾注到顾客的身上，而忘记了实现顾客第一，实现顾客至上这个宗旨的是靠员工，他们忽略了员工的情感、发展。所以总是实现不了自己的宗旨。所以豪尔到公司后，调整战略，尽管宗旨是顾客第一，但是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员工放在第一。所以提出了顾客第二的概念，从此改善了员工的生存状态，员工的工作热情。使这个公司在几年的时间，从一个小小的旅行社，成为全国第三位大的旅游公司。我们想到了对老师的管理，学生是主体，是中心，但是我们靠什么来实现这一点，还是靠老师。所以我们必须把老师放在校长关注的第一位。应当说在西方国家，我感觉他们将学校作为家的加快塑造出来。洛杉矶一个初中，图书馆的墙上贴了大量的学生照片，我问他。他提出，图书馆是学生最喜欢的地方，学生来到图书馆，常常带来他们自己喜欢的照片。老师把照片挂在墙上，一年又一年，放在墙上，积聚起来，成为这个学校的一种文化。我大英国的国际工学，这所学校在英国43位首相中，培养了17位。他的目标就是培养领袖级人物。这个学校有一个大房子的管理模式，大房子里住着50名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年级，让我们惊讶的是在房子里住着老师，老师的全家就住在大房子里，家庭与学生朝夕相处。在大房子里，还有学生活动的场所，每位学生有自己的房子。正是这样一种家一样的管理办法，使里的学生特别有凝聚力、亲和力。老师每星期得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到老师家去共同吃饭、聊天。这对学生形成一种亲和力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目前，我们的目标变了，但是各项管理制度还没有改变。我们的课程改革，改到深处是制度。制度的变化是我们改革健康发展的保障。
六、解决问题与创设问题情境。
过去，我们在课堂上常常给学生提出问题，在课堂上与同学一起分析、解决问题。当我们解决了全部问题，我们就说这是一堂优质课。可是现在，当我们的学生走出课堂、学校，每一个人都没有问题了，我们的民族如何创新。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在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同时，创设新的问题行径。
有一位老师曾经提出如何将三角形的计算方法转换成问题行径。我们的学生在球体上划三角形，学生们真的发现，三角形的内角和不一定真的是180度，而且随着三角形的变化，三角形的内角和真的有变化规律。重要的是我们的老师能否将这些问题行径解决好。提出问题：如果将长方形在周长一定的情况下，他的长和宽越接近，面积就越大。你将来是否有兴趣去探索他？
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没有抽象的学生。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和生活经验出发。大家都知道，一位名人给教授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不妨打个比喻：让所有刚刚入学的7岁的儿童都完成同一种体力劳动，例如去提水，一个孩子提了5桶水就精疲力竭了，而另一个孩子却能提来20桶，那么这就会损害他的力气，我们应该如何考虑在不损害力气的情况下，让孩子力所能及呢。我们应该尊重学生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的基础。事实上在国外，还是非常重视这一点，比如在英国的一所学校里，针对好动的学生，搞了一个学习角，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态度。我们有些学校往往不允许把学生放在一边，我们以为是轻视学生。我认为这主要是老师对在一边的学生是什么态度。再一个尊重学生年龄的特点。比如三岁儿子眼中的父亲，提出爸爸好伟大，什么都知道。认识1、2，连4都会写。但是三、四十岁的其他提出，爸爸太迂腐了。六十岁的孩子提出，我爸爸太了不起了。但是我们的教材并没有用到这些，比如小学教材第21课教材，《小八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我们让他理解什么是小八路，孩子也许会问是否有小六、七路。他还会问，打仗好玩吗。再比如《王二小》，一个6、7岁的孩子，什么是扫荡，谁是敌人，我们太功利了。6、7岁的孩子，我们想把他培养成抗日的英雄，如何可能。我比较喜欢比较贴近孩子的，比如台湾的教材第一课，《天亮了》。第二课《上课了》。大家一起读书，一起写字。象这些贴近学生，有些词语不断重现，对我们的学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