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坤锦 大学通识教育：心灵的攀登

管季超0712

黄坤锦 大学通识教育：心灵的攀登


日期：2009-10-19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黄坤锦教授在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上的演讲

    近年来，大学通识教育在祖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受到高度的重视，相关领域的探索及举措层出不穷、方兴未艾，显示出我们对当今高等教育侧重专门教育、忽略基本素养和广博视野的弊端开始进行深刻反思的趋向。而在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拥有悠久的历史，历经演进和改革，已对世界各国大学及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颇值我们借鉴。今天，我将试图对通识教育的演进、理论派别、重要案例等进行历史溯源和学理分析，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示。

　　“通识教育”溯源

　　历史上一开始就有“通识教育”这个名词吗？不是。早年，人类常常把教育分成Vocational Education（职业教育）和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两类。早期的大学教育更是特别重视、强调博雅教育，忽略、不重视职业教育。因为大家都认为，职业教育比如农作物栽培、技艺教育等在中小学阶段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大学就不一样了。什么是“大学”？中国人讲“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就是一种要研究治国平天下、涵养心性的教育。西方一开始的大学，注重的也是Liberal Education。以前西方人所讲的“Seven Arts（七艺）”包括文法、逻辑、修辞、算术、音乐、几何、天文。这“七艺”中就没有一门是为职业而设的，不是让你毕业以后就可以依靠这些科目来谋生的，而是要培养心性。比如，逻辑上清晰、明白，与人沟通时能把心中的理念讲得清楚，然后内心与天地合而为一。所以，当时所读的“天文”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使用望远镜来研究的天文学，而是探讨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学生们之所以都要学音乐，则是因为当时的教育家们认为，音乐能够帮助人保持内心的中正与和平。当时的大学生都要学习“七艺”。换句话说，“七艺”是那时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核心课程。在中国，与西方的大学相对的学校尽管不叫“大学”，而叫太学、国子监，但太学所教的科目四书五经，其实也和“七艺”一样，没有一门科目是职业性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都是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

　　孔子所教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文学、政事，这些科目中就没有一门是技术性的、应用性的。据《论语》上记载，因为孔子所讲的科目都属于“博雅教育”，学生樊迟就不太高兴。在一次上课的时候，樊迟听老师天天在讲“诗、书、礼、乐、射、御”这些东西，就问老师怎样才能学会种田、当农夫。孔子不太高兴地说，“吾不如老农”，如果你要当农夫的话，你去向农夫学好了。樊迟还不死心，又想学作物栽培。于是，孔子又生气了。他说道，“吾不如老圃”，如果你想学作物栽培，去向种菜的人学习就可以了。后来，等樊迟出去了以后，孔子如此说道，“小人哉，樊须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樊须这种人啊，心志何其小啊。我想，在此处，孔子绝不是对“怎样耕种、栽培”之类的知识有偏见，而是作为一位问道之人的他，非常看重与“职业教育”相对的“博雅教育”。

　　通识教育之“自由”

　　从词源上看，博雅教育还有另一层深意。在“Liberal Education”这个语组中，liberal是一个形容词，其相对应的名词是liberty（自由）。因此，为什么叫做Liberal Education？那是因为，世俗生活中，我们总是被肉体、食物、衣服等物质所捆绑，天气冷了非得多穿衣服不可，肚子饿了非吃东西不可，因而是不自由的。那么，什么东西是自由的？能够超脱于物质之上、脱离肉体的才是自由的，这样的教育就叫做Liberal Education。所以也有人将该语汇翻译成“自由的教育”。也就是说，如果说职业教育能提供我们满足物质生活所需的谋生之技，那么大学教育之目的则应当是超脱于这种物质生活之上，通过一种文雅的教育、自由的教育，帮助学生们作为一个人，去追求一种精神的层次、心灵的境界。

　　这样的教育，后来在西方经由大学逐渐地演进。而且，在实际教学中，所谓“自由的教育”，不仅强调老师有“教的自由”，让大学教师可以自由地授课、探讨学术，不要受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干涉，可以自由地开创知识、创新文化；还强调学生可以有“学的自由”，除了完成必修部分，还可以有选修的自由。在美国很多古老的大学，尤其从哈佛大学开始，艾略特（Eliot）校长让学生可以自由地选课，以提升美国人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他的主张，选修课不但是可以选修的科目，而且可以自由任选。比如，某一所大学要求完成128个学分才能毕业。那么，艾略特认为，学生到这所大学来只要能把128个学分修完就可以了，至于要修什么课悉听尊便。

　　然而，“自由任选”在实施了一段时间以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病，那就是，大家都喜欢选轻松的、简单的、容易过关的、好混的科目。这多少就会影响一张大学文凭的含金量。后来，办学者慢慢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就开始设置通识教育系列课程中的“共同科目”部分。也就是说，不是全部都可自由选修，还是有一些是必修的，只是百分比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学校可能是30%选修、70%必修，有的也可能是70%选修、30%必修，各校不一，从而确保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长。综上所述的“Liberal Education”后来就逐步演进为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Education）、通识课程（Curriculum）、通识科目（Subject）、通识教学（Instruction）、通识评量（Evaluation）则构成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整个逻辑序列。

　　此外，包括校园景观、师生关系、行政运作都是承载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是整个通识教育中的重要环节。因为，如果说，正式课堂上的授课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言教”，新生训练、社团活动、学生宿舍等就是“身教”，作为潜在课程的校园景观、学校建筑、教务后勤服务等就是“境教”。尤其是后两者，虽然没有固定的授课时间、教学地点，但是只要进到学校里面，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所以，通识教育绝对不是只要有一个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或者说一个教务处主任就能够做得了的，它需要全校一起来努力。

　　“专门教育”的局限

　　这些年，内地也开始注重通识教育领域的探索。我想，这跟大家对当前国内高等教育侧重专门教育、忽略基本素养和广博视野的弊端的深刻认识与反省密切相关。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即便是在现代通识教育的溯源地美国，其高等教育在形成今天的格局之前，也曾走过一条注重“实用主义”的专业教育之路。

　　众所周知，在大学的发展史上，欧洲早年古典意义上的大学只有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后来，美国人因为要开发西部，需要养牛、养马，种小麦、种玉米，就认识到畜牧农耕同样很重要，大学为什么不可以设农学院呢？大学不能只读音乐、艺术、哲学等文雅高尚的学科而已，美国人开发中西部需要耕田。于是，不仅农学院成立起来，还有工学院。因为美国平原面积很大，耕田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农耕是一小丘的土地，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玉米地，用马去拉还不够，必须是用机器耕作、收割，所以建立工学院很重要。再后来，由于农耕实现了规模化，大量吃不完的粮食除了放进谷仓，还得卖出去，大量的小麦、玉米要运到美国的东岸、运到纽约去做贸易，因此就要建立商学院。

　　当时，来自“旧大陆”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对于美国这些由新式的大学设立的、所谓“必要的、有意义的、职业性的”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是瞧不起的、嗤之以鼻的。在他们眼里，美国的大学里的农学院意味着马粪味，工学院是机油味，商学院是铜臭味，这些东西怎么可以在大学的学术殿堂里呢？但是美国是一个注重实用主义的民族，有需要的东西就值得探讨，值得探讨的就可以在大学研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大学里面，在原有的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之外，纷纷设立了工学院、农学院、商学院。可以说，当时几乎什么学院都可以设立。不仅学院设立起来，而且每一个学院里面还有很多系，比如工学院里面有机械系、化工系等各式各类的科系。

　　美国大学有了很多学院和科系以后，自然好处是很多，但是任何东西都是物极必反。每一个科系都只读自己的东西，机械系专门只读机械，法律系只读法律，商学院只读商业，就是所谓Special Education（专门教育）。这种各个系所自己开设的科目属于各自的专门教育。就像现在的我们，和那时的美国是很相似的，都很重视自己科系的专门教育，很专精、很深入。但是如此“专”、“精”，就好比开车走隧道，拼命开、发奋地开，却只能看到远远的隧道前面那一点点光，看不到隧道外面还有蓝天、白云如此的广阔，虫鸣鸟叫的悦耳。只在隧道里面听见机器隆隆的单调声音。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是很“专业”，但是失去了开阔。有鉴于此，就要实施通识教育。专门必须要辅以通识教育，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Professional Education（专业教育）。

　　通识教育如何体现

　　那么，“通识教育”具体如何实现？以土木系来讲，在土木系里所开授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力学等，都属于专门教育的范畴，但这是不够的。一个读土木建筑的人，还必须在通识教育中选读美学，让人住的房子不但要坚固还要美；修读伦理学，绝不做偷工减料、不顾使用者性命之事；修读生态学———现在不少城市里新盖了很多大房子、新式小区，小区里面的房子很坚固也很美，却把周边原来的水路、鱼虾要过的河川全部给破坏了，把大环境的生态破坏了。

　　以法律系为例，法律系的民法、刑法、海商法等只是专门教育，法律系的同学还一定要读伦理学，知道读法律的用意是什么，懂得如何守法、护法、正法；也只有读科学发展史、现代科技、心理学等类似通识科目，才能在当前这个高度智慧而又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代社会立足，才能在办案、问案时，抓住问题的真正要害之所在。

　　再以文学院为例。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曾听到过“文学院不需要学通识”的话。后来我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里面，文学院大部分都是女生。文学院的很多女生就曾经跟我说，教授，您所讲的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对工学院的学生是很有必要的，您说法律系的人要读点伦理学也可以理解，但我们文学院读《诗经》、《红楼梦》、莎士比亚，读了这些我们已经很有气质啦，不需要再进行通识教育。各位想想，这种看法对不对？错！大错特错。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无论是中文系或外文系，读的都是语言学、音韵学、文学理论等，而所有这些也只是关于文学的“专门教育”。如果想成为一个大文豪、大诗人，或者在文学领域有所作为，还需对文学以外的人类世界有更广博的涉猎。

　　美国大诗人Robert Frost有一首诗叫做《夜晚观星》，描写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在庭院看星星。诗的最后一句话是“I catch the tail of the great bear（我抓到了大熊的尾巴）”。试想，如果大家不知道，大熊星的最后一颗星就是北极星，而北极星在天文学中代表的又是寻找方向的标志，就几乎不可能体会到作者是在怎样一种心境下写下如此诗句，更不大可能体悟出这句话背后的人生意味。如果你真以为作者是抓住了一只大熊的尾巴，那么，读不读这首诗，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又如，胡适有一首诗《兰花草》，已经成为校园民歌了，相信在座很多同学会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我从山中来”的“山”是指什么？1919年，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所以“山”是指美国。“带着兰花草”，胡适真是从美国带了把兰花回来？显然不是。“兰花草”是比喻美国的民主和科学，即带回了后来为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朵西洋兰。“种在小园中”，是指种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一日望三回”是指胡适通过进行学术演讲、办报等方式，辛辛苦苦地浇灌，辛勤地呵护照顾“兰花草”。“希望花开早”，则是希望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早日长出民主之花、结出科学之果。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使这首诗由平面的转为立体的，有历史与意义的烘托。可见，如果一个学文学的同学不读天文、生物、历史、社会等通识科目，那么所写的诗不是容易流于鸳鸯蝴蝶派，就是无病呻吟。

　　讲这么多的意思，是想提醒在座的各位，无论你来自怎样的专业背景，通识教育与各位都有关系。通识教育在当前，尤其是在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涵义下，首先在形式范围方面，包括人文、社会、自然三大部分。这也就意味着，人文学院的学生还要学习社会、自然；读社会科学的，还要学习人文、自然；读自然科学的，要把人文、社会都补充起来。其次，更重要的是，根据通识教育的本质内涵，通识教育的科目、教学一定要能够探讨到人类精神的自由、心灵的满足、生命的尊重、生活的价值、资源的善用、宇宙的和谐等。只有能够探讨到这些本质内涵的学科及课程设计，才能称得上“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三种理论

　　关于通识教育的理论，在美国大学有三大派，我综合地简要说明一下。

　　第一，“理想常经主义”，提倡学生分类必修人文、社会、自然。以芝加哥大学、圣约翰大学为典型。直到现在，圣约翰大学一直坚持规定所有的大一学生都读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如伊利亚德、奥德赛等；所有大二的学生都读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如薄伽丘、但丁等；所有大三的学生都读十七、十八世纪的作品，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大四的学生都读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如弗罗伊德的《梦的解析》等。他们坚持的理念是：学生应尽心去读、背诵、记忆的教学科目都应该是经典，所选择的作品必须能够经得起时代的冲刷、岁月的洗礼，就如同中国人所讲的“历万古而长新”。

　　第二，“实用进步主义”，他们的想法正好和“理想常经主义”相反。认为世间的东西是变幻无常，没有固定，没有永恒，没有绝对。所以，对于学生的学科，大学不要硬性地要求，应该让学生随便自由地任选。美国西岸的加州大学佰克利分校和东岸的布朗大学都是美国著名的大学，需要160个学分才能毕业。但是都做出如下规定：只要读够160学分即可毕业。至于修读什么科目学生可自选。

　　第三，“精粹本质主义”，强调核心课程，会要求什么是最精要而必修的，但是其他科目依然还可以任选。

　　以吃饭来比喻，“理想常经主义”是由厨师和营养师完全配好的套餐。什么菜要先吃，什么菜要后吃，都给你规定好。“实用进步主义”是自助餐。崇尚“实用进步主义”的校园就像是自助餐厅一样，只要准备好足够多样的菜，学生爱吃什么就自己去选。至于“精粹本质主义”，虽然也是自助餐，但是是有规则的自助餐。就好比自助餐会分为蔬菜、肉食、海鲜、甜点、饮料等几个大区，“精粹本质主义”会规定你每一个区一定要点一种或几种。也就是说，对课程领域有规定，但具体课程里面的科目可任选。以上这三种风格的课程框架在美国大学都有，也各都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值得我们中国的大学进行参考和实践。

　　根据我多年来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观察，美国人今天对通识教育的重视，不仅是因为大学本身要做，而且是一种关系到国家未来能否继续强大的自觉思考，一种具有美国人自我意识的心灵攀登。美国今天有远见的通识教育学者，一般都认为，通识教育不仅是在学术上去教大学生，还应作为国事来探讨。美国人这样努力，我们中国在一旁也不能不努力。更何况，这值得我们努力。

　　如果我们不重视通识教育，而一如既往地重科技、轻人文，重现实、轻历史，重活动、轻思考，如此教育下的后果我们在不远的未来就能看到。而如果我们在通识教育方面不作积极努力，只知道专门教育，我们就只会培养出一个个“科技的动物”、“经济的动物”。如此一来，我们的国家如何尽快成为一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的泱泱大国呢？美国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尝试，实在值得我们探讨并努力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实践。

　　（本报有删节）
   
思想者小传

    黄坤锦 1946年5月生，台湾桃园县人。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美国奥瑞冈大学教育博士。曾担任台湾交通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校师资培育机构评鉴委员、美国傅尔布莱特2003年-2004年度资深学者、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等职。现任台湾中原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兼人文与教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