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位序与国民品格的高度

管季超0712

教育的位序与国民品格的高度

刘铁芳



10月初，清华附小窦桂梅老师一行去乌克兰参加苏霍姆林斯基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回来跟我谈及此事，其中三件事情听来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情是纪念大会上宣读的总统尤先科的贺信，贺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大意是象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教育家，本身就是乌克兰国家的象征，所以要感谢那些伟大的教育家们，他们的国家正因为他们而得以让世界知名。总统的话语把教育家们抬到了非常高的高度。

第二件事情是乌克兰整体还是比较贫穷，不像我们到处有高速公路，车子所到之处，有一种荒凉感。但乌克兰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生命状态非常好。他们走起路来挺胸抬头，给人一种气宇轩昂的气度，而非萎靡不振。另外，只要有两个人，他们就会自动地排队。乌克兰人的身上体现出一种难得的贵族气质，这里的贵族主要是指精神贵族。

第三件事情是走进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这所原来的乡村学校里，有两个重要的场所，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馆。走进图书室中，看到是一排排罗列整齐的俄语作品，包括有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列夫等人的著作。正是这些杰出的母语作家的作品给了最边缘的乡村的孩子一种真实的精神之友，让他们在人生的初始就站在个体精神发展的很高的地平线之上。

这三件事的内在联系在哪里呢？学校教育是我们作为中心的事物，如果说教育的中心是育人，而人之为人的核心，就在于精神的发展。个体精神发展不是在真空之中，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乃是个体精神发展的根本性依托。教育的灵魂无疑就是怎样引领个体精神的发展，而引领个体精神的发展最重要的方式无疑就是把本民族最杰出的作家，或者说最杰出的母语作品作为每一个人精神发展的基本资源，从而让个体发展建立在本民族最杰出的心灵之上。文学作品无疑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文学教育的意义一是提高个人对母语的亲近，改善个体的日常话语空间与话语的品质；二是文学通过极大的扩大人的想象力，从而扩大人的精神世界，为人的发展开辟可能性；三是文学可以陶冶人的情感，培养人的理想气质，激励或者激荡人的灵魂，从而培养人的一种超越世俗的气质来抗衡于个体精神生活的世俗化与粗鄙化。这就是文学教育的责任。

无疑，在苏霍姆林斯基创办的帕夫雷什中学，整齐摆放的俄语名著，让人们看到的正是一个民族国民人格的精神起点。这其中当然有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的杰出功劳。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改善教育的核心条件，也就是构成教育的实质性要件，而不仅仅是形式化的条件？或者说，怎样提高学校教育的精神起点？显然，构成教育核心要件的，正是那些滋润人心的杰出的母语作品。乌克兰人之所以在日常中间表现出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显然不仅仅得益于他们的传统，而同样得益于他们年少时期所受到的宝贵的文学教育。而教育之所以能够建立在一种较高的起点之上，这正是得益于杰出的教育家们把教育建立在内在条件的充分改善的基础上。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家们何以产生，或者说教育家何以可能成为教育家？很显然，教育家的生长得益于这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得益于这个社会能给予教育家成为教育家的充分条件，让他们能够在个人教育实践之中充分体现教育的内在要求。一个社会如果更重视的是政治家、革命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政治化的社会，而政治化的社会无疑是求近效的，更多的是看到当下的利益。而当一个社会以教育家、文学家为社会的焦点时，或者说杰出的教育家、文学家被抬到足够高的地位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文化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所注重的是社会的文化品格，这个社会所重视的不仅仅是一时的利益，而是一个民族长远的利益。教育家和文学家在乌克兰被抬到非常高的高度，这自然就成了其国民素质的重要基础。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随着政治家、革命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淡去，我们正在走出一种泛政治化的社会。但很遗憾的是，取而代之者并不是文化型的社会，而是财富名人与娱乐明星的二分天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利益至上与泛娱乐化的社会，弥漫着功利主义与感性审美主义气质的大众文化成了社会文化的主流，这对于学校教育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而恰恰我们当下的教育和教育家们又是以一种极度功利的形式为社会所期待，这使得我们的教育和教育家们不足以支撑起一片高而远的精神空间，加之应试教育压力与挤压，我们杰出的汉语作家以及作品在我们教育中的位置也早已边缘化。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个体精神发展起点，并没有立于汉民族杰出的文化心灵之上，而更多地是与流俗接轨。

缺少了对抗潮流的能力与气质，教育的平庸化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国民人格的整体平庸化，而国民人格的平庸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教育的平庸化。长此以往，从俗如流，上个世纪之初，从梁启超到鲁迅的立人梦想难道不会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