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之三：重要讲话

管季超0712

中国话语之三：重要讲话
文/子虚

2007-08-18

   




      人活着，只要不是哑巴，总是要讲话的。据我观察，每一个人都觉着自己很重要，于是，每一个人都觉着自己所发表的讲话，均属于重要讲话。我儿子刚学会说话的时候，有一个重要习惯，那就是，他说话的时候，绝对不允许你不注意聆听。如果你真的在走神，他会伸出小手，使劲儿扳过你的头，让你的视线对着他，这才开说。如果你执意不买他的帐，他会不高兴。甚至，会用嚎啕大哭来表示严正抗议。
      我当然懂得，咿呀学语的傻儿子的讲话，对我而言，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居委会主任的唠叨。很简单，居委会主任，几乎可以被任何人取代，甚至，没有都行。但是，儿子确属无法取代之物，尤其在目前的基本国策之下，我等只能有一个儿子。尽管，狐朋狗友们――比如一干棋友――隆重莅临的时候，总是一再地淡忘了儿子的存在，但我还是非常明白，如果你现在不理他，那就别指望他将来理你。这些，与所谓孝顺无关。有关的，是一种交流的习惯，以及，由此而来的亲近感。
      这样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妻子和妈妈历来都比我要清晰。说她们清晰，我看，倒不是脑子，更多的，乃出于本能。我敢说，迄止目前，我还是我家“最有学问”的主儿，起码，逻辑基本清晰。静心想来，逻辑还是靠不住的。儿子渐渐长大，和我之间的交流渐渐多了起来，简直有些其乐融融的氛围。但我知道，儿子最初的交流能力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这个做爹的赋予的，更多的功劳，在于妻子和妈妈。孩子说出来的一些个最稀松平常的话，都值得她们奔走相告，记忆久远。不容易啊！

      扯了半天，只是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觉着自己重要，都觉着自己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讲话。弗洛伊德琢磨人，为什么选择从童年着手呢？我想，大致是因为，童年是一个人的“本我”保持得最充分的时期，当然，也是一个人逐渐接受压抑逐渐“社会化”的起点。只有在童年时期，我们才得以持有对社会的足够的“陌生感”与“不适感”，童年的这些感受，构成一个人成年后得以保持“社会批判能力”的最原始的精神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得不，再次，对中国学校大喊小叫的“培养适应21世纪激烈竞争时代的合格人才”之类口号，表示最郑重的鄙夷。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讲，大都是“后天”自修的功劳。
      “先天”又如何呢？说起来，运气还算不赖，命里摊上了一个聪明而慈爱的外祖母。她的聪明，主要表现在那些讲也讲不完的“古经”里。陇东乡下，没有民间文学这个概念，一切流传于村妇野老口中的故事，都被称做“古经”。那些故事，真实的不多，虚拟的大把。在我外祖母口中，猴子是有心思的，会说话的。连石头，都可以“成精”的。存在恐惧，但，更多的是趣味。托“古经”的福，我有了一张“脱离现实”的飞毡，经常坐在上面，睨视一地鸡毛，拥有别样的世界。另外一个好处，应该就是轻易地找到了“后古经时代”的精神接续物――小说。直到后来，我喜欢的当代作家中，王小波之外的第一人，就数讲述高密东北乡诡异故事的莫言。这中间，都是有渊源的。
      喜欢王小波，应该属于理性的选择。而喜欢莫言，大多属于感觉与惯性吧。回到外祖母，说说她聪明之外的慈爱。就我而言，她的慈爱，主要表现在，能够经常地很自然地复述我在童蒙岁月里发表过的一些“重要讲话”。比如，夏天，露水充沛的清晨，打湿裤脚摘金针的时候，她跟旁边的乡人说什么，大声嚷嚷道，“我孙子说了，这金针太粗啦，只有给妖怪缝衣服去。还有，连穿线的针鼻都没长上……”这样的时候，我不会说话，但感觉很是受用。成年以后，才知道，学术上，这叫“引用”，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证明你的学问做得越好。微观政治层面，也有这么一说，一些会来事的群众，无师自通，发表一番见解后，总忘不了后缀一句，“正如X处长所言”云云。

      人类社会存在着层次繁复的权力构成。其中，最直观最惯常的表现形式，乃在于话语权。卡西尔将人诠释为一种“符号动物”，照我的理解，所谓“符号”，首先表现为“话语”。孔子周游列国，即便“惶惶如丧家之犬”，但还是完成了“传播话语”的使命。可以说，周游的过程，就是设立了一个“流动杏坛”，有如今日的“同一首歌”。不断宣讲，加之行为艺术，自然影响日增。可以想象，如果他老人家只囿于曲阜一隅，即使一天24小时喊破嗓子，也断不会产生如此这般的巨大影响力。就单个人比较，孔子对中国的影响，应该超过任何一位“大帝”。一生中，不断地发表着一场又一场的“讲话”。后来，又有幸被“大帝”及其喽们断章取义，把他们喜欢的部分抽取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于是，这些个讲话便升格，成了“圣人之言”，堪称“重要讲话”。
      其实，中国古代，最喜欢发表“重要讲话”的，应该还不是孔子。是谁呢？是那些自号“奉天承运”的家伙，那些皇帝老儿小儿们。为了彰显他们讲话的无比重要，他们动用了很多很多伎俩。比如，“龟腚”一种颜色为“御用色”，然后，哪怕谁家小儿触动“禁脔”都得治罪――除非皇帝准允，谁也不许穿戴黄色。黄色被“神圣化”之后，皇帝便把自个儿的重要讲话写在上面。好玩的是，却喜欢通过太监那副不男不女的畸形的嗓子给念出来，不外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下面便是几句或长或短的假话废话狠话。内容和仪式的隆重，与太监嗓子，不伦不类的搭配，简直呀，味道好极了！
      眼下的中国媒体，提及“重要讲话”的几率已经比过去小多了。起码，比起曾经天天温习“最高指示”连夜宣传“最新指示”的日子，正常多了。一些人讲话是讲话，一些人讲话是“指示”――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好！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是有一些人抱着极权时代和威权时代的话语方式不放，将“最高指示”降了一格，搞出来一个什么“重要讲话”。地球人都知道，国人所言之“重要讲话”，绝大部分情形下，与“话”本身的内容和质量，关系并不大，“重要”的，是说话的人。哪些人呢？各级“领导”，也就是说，级别相对高一些的公务员。县里召开什么什么会议了，县委书记说了几句话，在这个县的媒体上发布，肯定得冠之以“重要讲话”字样。依此类推，如此而已。

      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营生。做事的时候，一般，都是需要说话的，除非，你正好和邱少云先生一样，埋伏在敌阵前沿，不能说话。像我们当教师的，更是特殊，整个以说话为业。假设一所学校有100个班级，那便意味着，每一节课，会有100位教师同时在讲话。你能说，教研组长“讲话”的重要度一定就超过普通教师？有人会说，管理者不同。其实，也没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做着另一份工而已。这点上，我特别欣赏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的竞选口号――“我会做好这份工”。这句话，好就好在，曾先生把自己的位置摆得特别正，在他心目中，他所做的，并不是什么“官”，只是，打了一份工而已。这就对了。
      爱因斯坦讲过许多话，或许，质能公式可以算作他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我不研究物理学，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当是下面一段文字。他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非人为国家而存在。”爱因斯坦并非我的上司，我认同他的讲话，出于一个世界公民的自由选择。问题是，我们一些人所言的“重要讲话“，往往在于，说话人把握着超乎常人的公共资源，其他人不可怠慢，不可等闲视之。用一句流行语来诠释，即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你占据的位子重要了，那么，你的讲话，自然就重要了，是谓“重要讲话”。问题是，一些公务员还真以为自己的“话”重要，重要到，比民生疾苦民众呼声还要重要。这些人，或许，从来就没明白过，自己屁股下的位子，其实也就一个普通的“工作岗位”；自己手中的权力，其实本属民众的“自愿让度”。
      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有着他人无法代表的自身利益，所谓“天赋人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利益主体，一些利益相类相关者，自然构成利益联盟。所以，照我理解，所谓“多元社会”，实质上，就是“利益多元”这个概念。每一个人出于自身利益发言，无可厚非。听取别人的话，也得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观照，由此，一些讲话，自然成了“重要讲话”。由是，连“重要讲话”都被多元化了。顺推，多元化势必对此前意义上的“重要讲话”起到彻底的消解作用，直到后者被彻底解构。当然，即使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比较重要的讲话还是存在的――管你爱听不爱听。比如，恐怖大亨拉登的每一次讲话，对美国人来讲，都是重要的，性命攸关的那种重要。这属废话，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