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回汉学家的“郎中”——为洋教授顾彬号脉

管季超0712

当一回汉学家的“郎中”——为洋教授顾彬号脉

从维熙
来源：文学报


    ●比顾彬早生了几个世纪的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留下如是一段对中国小说的评估:“我们还生活在原始的年代，他们就有了小说艺术了呢！”难道到了顾彬先生的年代，就让我们折断中国小说的根脉，而让中国文学踏上西方打击乐的鼓点，走西方小说“蒙太奇”的路子，是不是有点太荒唐了吗？尽管，今天的世界已然是进入电子时代，但文学就像因人种肤色的异同那般，永远难以改变它的文化基因。

    ●二战之后，历届任职的总理，都必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陈谢纳粹大屠杀之罪，还有的总理在冤魂之前下跪，以为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正名。我想顾彬教授能不能也有一点点的自审意识，洗去云山雾罩、信口开河之习，做一个真正合格的汉学家呢？

    近一年多的时间，南北各地文化报刊，披露出多篇有关德国汉学家顾彬来华讲学的信息。其中，有将其言视为洋图腾的，也有视若“西洋镜”的；也有认为其言论虽太多离谱，但也不无小补之类的评说。我则想起了中国一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古训。之所以对顾彬先生下了如是的结论，绝非空穴来风，而有过硬的历史库存。

    23年之前的1987年，中国作家应德国民间人士赛德尔夫人之邀，由玛拉沁夫和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德国访问。作家中有高晓声、张承志、莫言、王安忆、张炜、叶文玲……可谓是中国文学“梦之队”的组合。在穿越德意志版图的行程中，有一个文化项目就是与顾彬任教的波恩大学汉语系参加波恩文学周，与汉语系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文学交流。归国后，笔者曾以《德意志思考》为题，在《花城》上刊发了访德文字纪实——其中一节，就是专门描述顾彬先生的。

    顾彬先生眉毛很浓，眼睛很亮，谈话中不失温文尔雅。因而初见时留给中国作家的印象，还很不错。何况他家中还有一位儒雅的中国妻子，山不亲水亲，水不亲人亲，何况顾彬先生在波恩大学是教汉学的呢！可是在波恩大学与汉学系学生的一场文学聚会，顾彬留给中国作家的形象，一下子从“天狼星”坠落为“扫帚星”了。之所以如此，实因此人温柔的仪态中，内藏着洋人的专横和霸气，视中国作家为浮萍草芥和手上玩偶。现在笔者将23年前(1987)波恩文学周上顾彬教授的情况，再现给中国读者，以供中国文化人品味；然后切入近一年来顾彬教授对于中国文学的信口开河，读者便可以看清其浊了。

    A

    文学周开幕之际正值德国的初夏。身为团长的玛拉沁夫，开幕之前就对顾彬提出:来的作家都是生活雕塑出来的作家，不是学院出身的作家，大家都不懂外语，会上评说中国作家作品时，希望配上中文翻译。应当说这是人人都懂的外交礼仪；就是出访的作家都懂外语，也不能不顾及国际礼仪，而失其文化交流之方圆。当时顾彬点头答应，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开会当天就发生了令中国作家十分尴尬的一幕:会议由顾彬亲自主持，首先由汉语系的学生朗读与会每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可笑的是他们只用中文报告了一下作品题目，然后就用德文朗读了，其他作家的作品究竟朗读了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学生朗读我作品的片断时，只说了中篇小说《方太阳》的名字。朗读用德文似乎还能理解，因为德国学生的汉语还没熟练到口语化的程度——问题出在朗读每个作家的作品之后。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知是教授还是研究生)，登台开始评说中国文学时，用外语评说却又不配翻译。作为主持会议的顾彬，忘了起码礼仪和承诺，让他们在讲坛喋喋不休地用洋文论道，下边坐着的中国作家，似乎成了聋子耳朵——虚摆设了。汉学周文学交流会的主题一下变了味道，好像我们中国作家一行，是顾彬教授的权威形象下的文学木偶。对不起，中国作家不那么低贱，我立刻向玛拉沁夫言明我的立场，说我想带着作家退场。玛表示支持我维护中国作家自尊的提议，我立刻带着几位小兄弟、小姐妹离位退场，只留下玛和代表团的翻译，坐在那儿支撑局面。

    当我们离开会场，奔往旅居德国黄凤祝博士为我们准备好的下榻旅馆的路上，作家们对顾彬傲慢的失礼行为，群情激奋:张承志首先质疑顾彬是不是合格的汉学家，他的论据是顾彬连起码的西方礼仪都不尊重，又何以声言通达汉学；汉学中礼、义、廉、耻，礼居其首，他连这个都不懂，凭什么还戴汉学家的高帽？高晓声、王安忆、莫言、张炜、叶文玲也都愤愤不平，他们在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话，由于年代久远我已无从回忆，但是到了晚餐时间、我们一行到了黄凤祝博士餐馆后，他的反应我却记忆犹新。他听说我们中途退会的缘由后，连连摇头说:“没配备翻译，这怎么可能呢？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作家，也不可能都精通外语呀，这不是国际笑谈吗？”

    到了傍晚，玛拉沁夫和随团翻译回来了——想不到的是，顾彬也随他们一起走进了餐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历经这场中途退会风波之后，顾彬脸上毫无尴尬表情，依然是面带微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见他这副神态，我们也只好“太平无事”那般，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没有想到的是，平日沉默少语的高晓声，在吃饭时却向顾彬提出了问题:

    “你赞美诗人顾城很对，并没什么错误。可是你对中国势如井喷的中国当代文学，实在是知道的太少了……”

    顾彬打断他的话说:“说说你的道理？”

    “比如，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区别于过去的作品的最大特征，就在于追求严酷的生活真实。这一点你就没有看到。”高晓声用满口江苏话，“中国作家懂外语的不多，可是你赞美的顾城，他懂外语吗？”“这个问题……”我知道高晓声是在以纯真对“狂癫”，不可能有任何效果，便端起手中的酒杯说:“咱们喝酒。在餐桌上别谈文学了，黄先生的餐馆，菜做得还真有味道。”为了晚餐吃个痛快，杜绝再起波澜，我还特意举起酒杯，走到顾彬身旁说:“今天喝的是国酒茅台，不知教授能否喝出独特的香味来？看我干了它——”

    他的酒杯粘粘嘴唇便放下了。好在同行的作家们，都看出他的骄狂和偏执的习性，便不再理会他的存在。只是在晚餐结束他离开餐馆之后，对他的评说再起。记得，最为尖刻的是莫言，他说:“哎！德国知识阶层中，也不缺中国的‘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真是开了我这庄稼小子的眼界。”此话他虽然是低声宣泄，因此话颇具中国古典韵味，还是引起笑声一片。

    揣着一肚子愤慨回到住所，便拨通了张洁在维也纳的电话(她当时正出访奥地利，曾来电约我访德后顺访维也纳)，在电话中对张洁大发邪火。我说:

    “前几天游了德国的‘死鬼洞’，在波恩真的遇到了‘活鬼’！”

    张洁愕然地反问我:“什么死鬼活鬼的？”

    我说:“我还要留下来参加欧华学会一个会议，会后我去维也纳。到那儿再跟你说‘活鬼’的事吧！”

    张洁是个急性子，她说:“你现在就说。我在听着。”

    “不行，跨国电话费太贵……七月在维也纳见。”我挂上了电话。我想张洁的脸一定气白了。

    这就是我们参与顾彬主持的“中国文学周”会议之后的愤懑心绪。

    B

    上述文字，简摘于笔者当年发表于《花城》的《德意志思考》长文。不能略去的一笔是，在此文发表之后，顾彬教授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看到了，曾委托一个德文翻译家，转达他对此文的不满。大意是说我曲解了他在“汉学周”时的用意。当时，我确实进行了自审，但无论怎样自我搜身，也没找到中国作家的失礼之处。因而，当2008年顾彬来到中国之后，一些使中国文化人大跌眼镜之举和种种离谱的表演，就不难找到其依据了——那就是“洋和尚”念歪了中国的文学经，并非始自今天，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显现出端倪了。笔者书房里存留下有关顾彬的奇谈，不算刊物仅报纸就有七张之多:其中有《中华读书报》《文学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其中顾彬最为离谱的奇谈怪论，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包括国人仰目的孙犁大师在内)，但怪异的是也有一些浅薄的文化人为之叫好；二曰因为中国作家不懂外文，所以无法登上文学高峰，此论也受到一些崇洋媚外者的青睐。恕我直言，顾彬讲的屁话，都是当年歪论的翻版。

    笔者先从中国文学是垃圾说起。《羊城晚报》“花地论坛”于2008年11月8日和11月22日，分别两次发表了顾彬和叶开的对话实录；顾彬谈话首先就把莫言钉在了“十字架上”，说什么莫言是个十分落后的作家，说什么“现代性的小说家，已经不会再讲什么故事了”云云，殊不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的基因之一，就是小说中的故事性: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都是章回体的叙事样本；再把目光向远古钻探，从小说的诞生时起，故事就是人物孕生和人物成长的巢穴。比顾彬早生了几个世纪的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留下如是一段对中国小说的评估:“我们还生活在原始的年代，他们就有了小说艺术了呢！”难道到了顾彬先生的年代，就让我们折断中国小说的根脉，而让中国文学踏上西方打击乐的鼓点，走西方小说“蒙太奇”的路子，是不是有点太荒唐了吗？尽管，今天的世界已然是进入电子时代，但文学就像因人种肤色的异同那般，永远难以改变它的文化基因——说得更形象一点，就是中国文人的模样，就是将来也不可能变成顾彬先生的蓝眼球和大鼻子；因而莫言小说中不丢弃故事，与文学的守旧之说无法链接。顾彬先生所以如此评说莫言，从人性的角度去揣摸，让人怀疑是对莫言当年骂“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的一种泄愤；即使与历史旧账分离，单纯从文学的视野去评说，顾彬教授也游离了中国文学的根脉，而用西方的“洋葱头”当秤砣，来衡量他小说的体积了。难道不是吗？中国确实不乏文学垃圾，甚至不缺精神上的“木乃伊”，但不是以形式作为判断的惟一利器，而是以精神取向和人物的灵性，来衡量小说成败的。比如，莫言曾写出过动人的小说《红高粱》，曲折的故事与阳刚的人物一起升华，顾彬先生用文本形式为标准，显然是践踏了中国文学的传承，对一个汉学家来说，是大跌眼镜之举。让笔者感到更为可笑的是，顾彬先生将中国一代文学大师孙犁，也装进了垃圾筐内。《中华读书报》去年4月8日刊登文章，标题就标出“孙犁的作品是垃圾吗”的反问。据该文披露，顾彬在南京就文学语言问题，曾与几十位学者和作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对话”。顾彬的向中国文学投掷长矛的勇气，与当年在波恩汉学周上一样可嘉；但是太离谱的奇谈怪论，让读者看清了这位汉学家的五脏六腑。他说:“从德国看来，孙犁的作品是垃圾，没有人看，没有人重视。”“孙犁小说语言中那种水蒙蒙的东西，我觉得无论西方汉学家水平有多高，也是很难理解那种语言中的‘水气’的。”够了，这正是顾彬的汉学水平的自白。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从实体到空灵的升华，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给人以最高享受的，就是文字形成的至高无上的境界；孙犁语言的特色，就在于从实体到境界的空灵，顾彬先生不仅看不懂不说，还因此而贬低孙犁的作品为垃圾，真是分不清朱砂与黄土的文化色盲，这不是太丢分了吗？此事真的可以编进中国当代新版的《笑林广记》了。

    美丽的莱茵河是穿过波恩的。记得，那雾蒙蒙的水气，形成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自然与文学是连体婴儿，孙犁文字中正好蕴藏着这种气韵——无论是《荷花淀》，还是《风云初记》，虽然是书写金戈铁马的战争，但他文字织出的画面，永远那么飘逸平和，这只有高手才能造就出来的文字醇香，顾彬先生何以无知到幼儿园的水平，并固执地定性为垃圾，这只能用无知和狂妄来解读。至于说孙犁的作品，在德国读者很少，这种述说正好不打自招地为自己的西化的立场定位。笔者之所以这么说，只举一例就能让顾彬先生无以对答——曾写下名作《铁皮鼓》、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中国的读者也算不上多，但这并不影响作家和作品的崇高价值。因为在文化感悟上，东西方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手心手背翻个个儿，就看出顾彬教授看问题的南辕南辙，而无公允可言了。

    C

    在众多评说顾彬先生的文章中，我最欣赏的是评论界后起之秀李美皆的慧眼。她在去年4月4日的《羊城晚报》上撰文，文中用了如下的几个小标题:一、凭借“垃圾论”，德国汉学家顾彬吃遍中国；二、我一直怀疑西方作家和评论家是否能够真正读懂中国作品；三、顾彬在做严重的虚假广告。她在评说顾彬胡说八道之余，笔锋同时指向了一些文坛的媚骨，指出有少数作家，看不清他对中国文学的一知半解，跟着他的锣鼓点起舞。我想补充的是，中国文学不是不存在垃圾，但与顾彬指出的垃圾，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产品；我们切不可混淆视听，丢了中国文人应有的筋骨。

    也算是一种巧合吧，当年在德国波恩热情接待我们作家一行、并了解中国作家访德时风波事件的黄凤祝博士，去年正好也来到上海一所大学讲授西方文学。夏日的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去讲学。我说我就想讲讲顾彬先生的过去和现在，并对他不负责任的评说进行梳理。黄博士说很好，就这么定下来。遗憾的是，因为我去年秋冬外出太多，占去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成行，此文权且当作剖析顾彬先生的一纸讲稿吧！第二个巧合，是去年7月我在南戴河，碰到了《文学报》作家兼编辑的陆梅，她听了我的讲述，约我一定完成这篇“檄文”。笔者当时杜撰了一句反时尚的谚语，为顾彬号脉诊疾——这句谚语就是:多吃“洋葱头”可以营养健身，开阔自己的文学视野，但“洋葱头”永远也不能成为衡量中国文学轻重的秤砣。

    最后几句尾语笔者想说的是，我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崇敬者，不然的话，赞美其民族精神的《德意志思考》长文，何以会落墨问世？之所以崇敬，因为德意志不仅是个积极进取的民族，还是一个勇于正视自我阙失的民族。二战之后，历届任职的总理，都必到奥斯维辛基集中营去陈谢纳粹大屠杀之罪，还有的总理在冤魂之前下跪，以为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正名。我想顾彬教授能不能也有一点点的自审意识，洗去云山雾罩、信口开河之习，做一个真正合格的汉学家呢？

    2010年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