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不同的诗意与想象

管季超0712

城市与乡村：不同的诗意与想象

付秀莹 李云雷
来源：《朔方》2010年第8期


    李云雷：2009年，你发表了不少小说，有的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比如《爱情到处流传》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并被收入了不同的年选本，被不少评论家视为2009年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但在2009年之前，你却很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你能否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你的生活与创作经历，这样或许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你的作品。
    付秀莹：说来话长。上学的时候，一直偏科得厉害。文科极好，理科则一塌糊涂。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多是一些青春伤痛的率性抒发。大学读的却是英语。毕业后做英语老师。多年以来，工作顺遂，生活安定，我几乎把当年关于文学模糊的旧梦，都渐渐遗忘了。直到有一天，我决定考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我跨专业，报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此时，我才知道，原来，多年以来，我一直被那个旧梦所困扰，不得安宁。2004年，来北京读研。那时候的理想是做学术研究。读书之余，也写一些流连光景的小散文。一个偶然的机会，央视请梁晓声先生写一个剧本，梁先生身体不好，想请我先写成小说，再改编。须在两个月内完成。从此，我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小说创作。这次头破血流的写作经历，让我对小说有了痛切的认识和发现。后来，研三的时候，我写完了另一个长篇。几经辗转，被删节成五万字的中篇，发表在《特区文学》2008年第2期。这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那一年，我开始写中短篇。虽不是废稿三千，也着实碰了不少壁。2009年，开始慢慢平顺了一些，发表了十几个短篇，有的被选载，有了相对多的读者。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李云雷：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你小说的题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乡村或童年生活的回忆，另一类是城市当下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你在面对不同题材时的态度颇为不同，写到乡村时，充满了感情、“乡愁”与理解，而写到城市时，则十分客观、冷静，有时也充满了反讽。这样两幅笔墨，或许与你对乡村、城市不同的生活体验相关，也与时间上有没有拉开距离相关。这也让我想到了沈从文作品的两面性，他写到湘西时，是一种诗意的赞美，而写到城市生活的作品如《八骏图》等，也是充满了讽刺，不知你有没有受到过沈从文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这种两面性，这是否是现代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经验？
    付秀莹：乡村，是我们故园，它本身有着自带的诗性。尤其是，当我们从故乡走出，渐行渐远的时候，经过时光的冲刷和沉淀，一些美好的东西越发醇厚，悠长。由于时空的睽隔，这种回望的姿势越发被赋予某种美感。远离故乡的我们，写作，就是还乡。我们总愿意一次次地还乡，去寻找某种精神的栖息地和灵魂的安妥之所。而城市，则常是现代文明的代名词，罪恶，堕落，丑恶等一系列现代疾病的符号。从乡村走来的我们，尽管身处其中，依然对城市怀有一种天然的拒斥和隔阂。精神上的认同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形成。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作家如何与城市相遇？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书写城市精神和城市经验？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能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农业”属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还只是一个雏形。因此，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启蒙和现代性赋予了作家新的视野，作为现代社会的审美对象，自“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学并不是以城市经验为主题的叙事，恰恰相反，最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资源与想象，却是乡村经验的书写。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表现的是对农业文明的失望与焦虑，而沈从文为代表的另一批人则是对乡村文化的诗意想象。这个开端无疑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迟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经验叙事才得以逐渐恢复，此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急速发展，城市现代经验和乡村传统经验之间的冲突日益显性。这就面临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城市经验和乡村经验是否存在比较上的优劣势和美学上的等级化？
    李云雷：我们先来谈关于乡村的小说，你的《爱情到处流传》、《旧院》、《翠缺》、《九菊》、《大青媳妇》、《六月半》、《空闺》、《迟暮》、《跳跃的乡村》、《小米开花》等作品，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幅隽永优美的乡村生活画面。当前也有不少作家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但他们大多关注农村的现实问题——土地荒芜，劳力流失以及乡村选举、贫富分化等政治经济问题，而你切入的角度则是“回忆”，于是乡村在你的笔下便呈现为令人留恋的“逝去的好时光”，这除了与你较早离开乡村的个人体验相关，有没有美学或艺术风格上的思考或选择？或者说，你是否更认同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为代表的现代小说“抒情诗”传统？
    另一方面，如果与同你风格或选材相似的作家如鲍十、郭文斌、陈启文，以及刘庆邦、王祥夫的部分作品相比较，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似乎更关注女性的命运，注重女性的体验，像《翠缺》、《九菊》、《大青媳妇》对女性命运的描述，《六月半》对一个母亲复杂心理的刻画，《小米开花》对一个女孩想象怀孕时细腻心理的把握，都让人印象深刻。此外，与有的作家不同，你在描写乡村或童年时，似乎并不回避生活中的苦难，刻意营造优美的故事与画面，而将之纳入其中，在平静的叙述中予以包容，这反而更增加了小说的力量与沧桑感，我想这与你的审美态度密切相关，能否请你谈一谈？
    付秀莹：在我的关于乡村的小说中，有一些是以回忆的角度切入，有一些是采用童年视角，这样的叙事方式，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某种叙事策略，或者美学以及艺术风格上的考虑，而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生命经验促发我在写作时作出这样的选择。很小的时候我便离开乡村，乡村的一切，更多的是存在于记忆中的模糊而又真切的面影。我在乡村度过了完整的童年时代，我的童年记忆深深烙下了那个年代的乡村经验。在离开乡村多年之后，在喧嚣的城市，我依然会梦到那个童年时代的村庄，那一条街道，那些人，那些事。我常常被这些梦所困扰。这个时候，我的笔下呈现的，一定是那一段“逝去的好时光”。这样的写作，于我，是一种安慰。我发现自己沉迷于这种安慰。当然，这也同我个人的审美趣味有关。我喜欢旧的东西。相对于激烈动荡，我更偏爱宁静迂回。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现代小说“抒情诗”传统，我颇认同。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梦。我愿意看到小说生出梦想的翅膀，在艰辛的尘世中腾空而起，扶摇直上。
    作为女性作家，我对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创痛有着某种先天的敏感。女性的命运跌宕、心灵迁徙，她们在生存和精神等诸多方面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她们隐秘的疼痛和难言的迷惘，都令我有着切肤的痛惜和急欲抚慰的冲动。翠缺，小米，九菊，她们是我的姐妹。或者说，她们就是我。我愿意用我的笔，轻轻触摸她们，感受她们的体温、呼吸和心跳，为她们拭去腮边的泪水。我以为，这是一个女性作家的本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是乡土中国的精神胎记。在对乡村或者童年的书写中，我从来不回避同苦难直面相遇。然而，如何书写苦难，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叙事方式。由于个人的审美倾向，我更愿意看到苦难随着光阴的流淌，慢慢沉淀到乡村生活的底部，生成一种坚韧沉重的力量，乡村中的那些人和事，在这力量中慢慢磨砺，成长，发出锋芒或者光泽。

    李云雷：《爱情到处流传》是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我也读到或听到了不少评论家的看法，你读到的评论肯定会更多，你能否介绍一下创作这篇小说时的想法，以及不同评论家或读者的意见，我知道你的另一个身份是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对这些评论，不知你是否有什么看法，或者“反批评”？
    付秀莹：记得是一个周末，我坐在电脑前，忽然想写一个关于爱情的小说。这场爱情，她依然生长在芳村这片土地上。这应该是一场什么样的爱情呢？当我们成年以后，饱尝了世事的艰辛，精神的碾磨，情感的颠沛流离，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到故乡，我们的出发地，同时也是我们最终回归的地方，去找寻我们失落已久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会重新审视和打量我们的父辈，以及父辈之间的种种纠葛和挣扎。这种回望的姿态充满了想象和猜度，甚至是冲撞和冒犯，然而，正是在这种近乎犯忌的追忆性叙事中，一些事物的真相才逐渐得以呈现。当然，这只是我在事后对这次写作的理性归纳。在当时，我承认，我只是坐在电脑前，听凭所谓的灵感的安排，父亲，母亲，四婶子，这些人物在某一个瞬间蜂拥而至，他们来到我的笔下，自觉地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一切。而叙事者“我”，当年那个五岁的懵懂的孩子，在历经岁月的磨砺之后，同那些所有逝去的人和事，达成了一种最终的和解。
   《爱情到处流传》发表以后，听到或者读到很多的意见。其中，大多是肯定。当然也有批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每一种解读，都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但我还是想说一说自己对这篇小说的一些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中的爱情，具有多义性。父亲和母亲之间，父亲和四婶子之间，芳村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爱情像庄稼，在芳村的土地上生生不息。无论在哪一种境遇之下，爱情，总是美好的。在这里，我不想给这个字眼附带上任何道德的枷锁或者冠冕。在这场爱情中，所有的人，父亲，母亲，四婶子，“我”，都有隐秘的伤痛。无一幸免。他们在岁月的流逝中，在生活的重围中，饱受这伤痛的侵袭，而无能为力。生命的悲剧感由此而生。或许这也是人类精神的某种困局。
    李云雷：《旧院》是一部让我感到惊喜的作品，它通过对“姥姥”及其六个女儿不同命运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美好、亲密及其内在复杂关系，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盛世”及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看到了旧时风物、风俗在时代变迁中如何逐渐远去，小说中隐藏着深沉的眷恋与刻骨铭心的情感，也充满着苍凉忧伤的感喟，读后令人黯然神伤。在当前的小说中，似乎还很少读到如此动人的作品。这篇作品让我想到《红楼梦》与《呼兰河传》，但又更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切身经验相关。当然我并不是简单地以经典作品“表扬”你，毕竟谁也担不起与《红楼梦》相提并论的重负，但是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你写作的潜能、才华以及用心之处，我希望你能创作出更多这样的作品，或许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或一些相关的想法？
    付秀莹：坦率地说，《旧院》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篇作品。它完成于《爱情到处流传》之前。如果说，《旧院》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爱情》，则是这棵树上的一个枝桠。这不单是中篇和短篇的容量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两篇小说，它们有着相通的根系，扎根在相同的土壤，流淌着相同的汁液。在我的故乡，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院子，我们称之为“旧院”，那是姥姥家的祖屋。在这座旧院里，姥姥，姥爷，六个女儿，他们都是民间的小人物，他们卑微，平凡，有着人性的种种弱点，然而，也淳朴，也良善。在漫长的光阴中，他们也有着隐秘的喜悦和微茫的希望，有不为人知的疼痛和挣扎。很小的时候，我只能做一个茫然的旁观者，懵懂地看着旧院的人出出进进，旧院的那棵枣树花落花开。或许由于天生的敏感，我对这些繁华逝去的生命悲凉，有着与我的年龄极不相称的伤怀和感慨。我过早地懂得，美好事物的短暂，逝水流年的无情，聚散无常，世事难料。我一面在漫长的光阴中慢慢长大，一面眼睁睁看着一些东西被时光带走。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作为一个写作者，重新回到那所旧院，我一直试图把那逝去的一切写下来，然而，在滔滔的光阴和浩大无边的生活面前，我忽然发现我的无力。我为此焦灼，不安。直到有一天，我写下了开头的一句话，我的一颗心立刻宁静下来，这一回，我真的回到了旧院。
    这篇小说约三万字，我几乎是一口气写下来。在这次写作中，我感受到一种流淌的快意，这种快意来自叙事的无拘。穿越千山万水，重重光阴，我再一次回到旧院，与那些亲人们相遇，我听到那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沉沦的叹息，在时代的风潮中，一些东西轰然倒塌，呼号，挣扎，辗转，迁徙。烟云过眼，繁华不再。所有的人，都是最终的失败者。盛衰，荣枯，穷达，爱恨，悲欢，所有这一切，不说也罢。
    对《旧院》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这其中有我。
    李云雷：你的一些乡村题材的作品，如《空闺》、《六月半》、《迟暮》、《跳跃的乡村》也涉及到当下农村的现实问题，但却不从正面入手，而多是从某个人物的心理及其变化切入，展现现实问题在人物内心引起的波澜，这既避免了“问题小说”的简单化，也使人物更加丰富、复杂，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请问你如何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者你怎样以独特的方式将现实转化为“艺术”？
    付秀莹：事实上，这也是文学如何切入现实的问题。一直以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正是因为它自身的某些特质，比如，柔软，湿润，迷离，诗性，蓬松，丰沛，等等。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切入现实的某个细部，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写作时，我不想离现实过于迫近，我担心自己的文字失去应有的弹性，丰富的意蕴空间会因此而悄悄闭合。相较于正面交锋，我更愿意迂回曲折。我试图通过人心的波澜看到广阔的社会背景，通过人心的摇曳看到涨落的时代风潮。这是我的某种写作理想。既为理想，通常也可以视为标高。虽难以到达，也或可算作一种提示，或者动力。
    李云雷：在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中，你的小说似乎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对都市复杂情感关系的捕捉与描述，比如《当你孤单时》、《百叶窗》、《世事》、《传奇》、《花好月圆》、《现实与虚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些作品致力于表现都市中人与人情感的微妙之处；另一类作品如《出走》、《火车开往C城》、《你认识何卿卿吗》，则对都市中人物内心的空虚、无聊、迷惘感有着细致的把握，第三类作品如《琴瑟》、《秘密》，则对城市中的小人物有着深切的同情。由此可见，你对城市的观察与理解有着不同的面向与丰富性，但与关于乡村的小说相比较，关于城市的小说似乎更加躁动不安，更加焦灼，几乎不像是同一个人写的，你能否谈谈你对城市及这部分小说的理解？
    付秀莹：作为从乡村走出的写作者，我虽然在很小的时候已经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但我必须承认，我同我所从自以及最终必将回归的故乡之间，在我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生成了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结。在书写乡村的时候，我的笔触总是情不自禁地变得柔软湿润，那些乡村的物事，那些人，那些古老的民俗，它们汹涌而来，带给我某种温柔迷人的眩晕。这个时候，我的写作是一种肆意的流淌。我迷恋这种流淌。常常身陷其中，不愿自拔。然而，对于城市，我却一直有着某种莫名的陌生感。这同世俗意义上的客观因素无关。这种陌生，关乎精神。在北京这座城市，我有稳定的工作，有户口，有城市要求具有的基本要素，按说，我应该心安。然而，我却无法做到。即使居住在市中心，走在长安街上，看着周围浩浩的人群车流，我也总会感到茫然。
    我试图书写城市，写城市中人与人、人与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写城市巨大的挤压下，人的心灵褶皱和精神伤痛。对于城市而言，我是外来者。我承认，在书写城市的时候，我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冷静地打量。我试图逐渐走入城市曲折蜿蜒暧昧难名的精神地形图，去勘探和发现一些存在的真相或者秘密。相较于我的乡村叙事，这些现代城市经验的书写充满了惊惧、躁动、焦灼以及人生的荒芜感。很多人惊诧地表示，这两部分小说截然的美学向度仿佛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我也曾为之困惑，然而，我还是愿意在书写乡村的同时，书写当下我生活其中的城市。毕竟，这是与我耳鬓厮磨的生活。当然，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某种特质，注定了城市经验叙事最终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丑陋”的美学陷阱。这也是当代中国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李云雷：不少人在谈到你的作品时，常会用到“古典美”或“古典性”等词语，但这或许只能概括你关于乡村的小说，在你关于城市的小说，尤其是我们上述前两类小说中，却充满了“现代性”，你能否谈谈关于“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看法？
    付秀莹：确实如你所说，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具有某种古典性的质素，应该是指其中的乡村叙事。最近两年，发表的小说也多是这一类小说。关于古典性的描述，我以为，或许是由于我的乡村叙事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笔调，或者叫做风格。相对于热烈动荡，我更偏爱含蓄宁静。典雅蕴藉，意在言外，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我一直虽神往而无以达至的美学境界。我羡慕那些能够在小说中展开跌宕开阖的故事情节的作家，而我更愿意捕捉和描摹人物内心汹涌的风暴和起伏的潮汐，我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倾听他们在这风暴和潮汐中发出的叹息和呼喊。当然，关于古典性的描述，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许是来自乡村本身所具有美学特质。由于约定俗成的接受心理和审美习惯，乡村经验同古典美感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古老的默契，轻易无法改变。而城市经验的美学属性，似乎尚需要长久的积累才能够得以确定。我的城市经验叙事着力于表达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心灵困境，显示了现代性的某种质地。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性？有一次同朋友聊天，谈及我的某篇小说，他认为，这个充满现代性的短篇才是真正的小说，或者说，这篇小说真正触摸到了小说的内核。后来我由此回顾自己的乡村叙事，在这些具有某种古典性的乡村经验中，其所表达的精神意蕴，宽阔复杂，暧昧难名，你能说它们不具有某种现代性吗？因此，我想，古典性与现代性，它们似乎从来就不能截然分开。更多的时候，它们悖论式地存在于同一个文本叙事之中。它们互为表里，此起彼伏，然而，潜伏在幽暗处的一方总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给我们以惊喜。   
201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