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

管季超0712

陈平原：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大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潮州农村里的“孩子王”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上山下乡像一个神话。陈平原有一次跟学生说起这段经历，学生们都觉得很好玩：到乡下住一段时间，挺舒服的，而且不用读书。1969年的秋冬之际，陈平原到了潮州老家，这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别人是下乡，陈平原则是回乡。

　　跟别的同龄人不同，我的周围都是我的父老乡亲。不管我的父亲在外面如何受批斗，乡亲们对于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还是比较客气。

　　我记得最深的就是第一天出工，我们带着锄头，挑着肥料，到离住处三四公里外的田里去，中间还要翻过一个山岭。我刚下乡的时候才15岁，队长为了照顾我，跟我说：“你只管给人家扛锄头好了。”我扛着两把锄头，走了三公里，累得就不行了。一年后，乡亲们安排我去教小学。当时的我，特别像阿城笔下的孩子王。那一年，我才16岁，带着一帮孩子。

　　我需要耐心地告诉那些孩子，在上课的40分钟内，不能随地小便，不要去厕所。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有时候正在上课，突然就有孩子举起手来：“老师，我要尿尿”，“老师，我尿裤子啦”。不过这段经历也让我得意：我这一辈子从小学一直教到博士班。

　　我曾经跟好多人说过一件事情，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说我上大学之前没有看到过火车。当时我们村子里有个女孩子到广州当保姆，两年后回到家里，我们都觉得很时髦。我当时就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北京能有人让我去当保姆，那样的话就可以出来见见世面。当时想走出山沟沟的愿望就是这么强烈。

　　到了我考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个志愿是华南师院，第三个志愿是肇庆师专。最小最小的学校我都去，只要能考上我就要出来。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特别理解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三姐妹》中描写的故事，故事里外省知识青年想逃脱自己的环境到新的地方去的那种心情，跟当时的我是那么的贴近。在那种环境里，日常生活虽然困难，更难忍受的是那种不知道路在何方的苦闷。

　　在中山大学留下“痛苦”

　　陈平原走进中山大学的1978年，正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子们接受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思想，什么都是新鲜的。但是陈平原关于中山大学的回忆，除了时代的印记，还有“拘谨”，陈平原说，那是他“不可爱的那一面”。

　　我是中山大学77级的学生，好不容易有了读书的机会，大家都在拼命地读书。《安娜·卡列尼娜》刚刚重印的时候，我们清早起来坐车到城里排队去买，因为之前这些书都是不能卖的。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并不好，但是我们正好处在一个时代转变的关卡上。1979年，我们自己在学校创办《红豆》杂志，我记得一本是三毛五，很多人买，但是总是赔钱。《红豆》办了六期之后，全国的大学生杂志联合在一起办了《这一代》，但是因故只出了一期。

　　说到我的大学，前两年和后两年是不一样的。我刚进大学的时候，班里一下子就分成两种人：大城市来的同学，农村和小城镇来的同学。至少在我看来，这种分野是自然的：和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我们之前的生活环境、知道的东西、经济能力都不一样。小地方来的同学，有一种自卑感。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跟我们说：以他的经验，大学一二年级都是大城市来的学生读书好，但是到了三四年级都是农村的学生读书好。一个原因就是农村的学生在有一点自卑后会拼命读书。回想起来，我大学一二年级的表现比较拘谨，放不开。

　　到了三四年级，我才可以比较挥洒自如地面对自己的课程、校园、成绩以及同学。由于有了这样一段“磨难”或者说心路历程，所以到了北大之后就没有把北大看得多么神圣。在北大博士毕业没有多久，一位女作家受命写关于我的文章，写完之后给我夫人晓红看，晓红看完之后，说把这一段圈掉，因为不可能。晓红圈掉的那一段写的是我初到北大有一种特别茫然的情绪，徘徊在未名湖边。那位女作家为了描写我的成长历程运用了文学笔法，但是她不知道，这样的经历，我刚好在中大经历过了。所以说，我真正“痛苦”或者说真正“不可爱”的那一面，已经留在中大校园了。

　　成了北大最早培养的文学博士

　　关于教育，潘光旦先生曾有“从游”妙论，意思是说老师教学生，原本不用教条，不用照本宣科，应如海里的大鱼领着小鱼游泳。听陈平原讲述跟着王瑶读博士的故事，你的脑子里大概也会出现大海、大鱼、小鱼……

　　我进入北大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我硕士毕业之后申请到社科院工作。有一次我到北大看黄子平，我把刚写的一个文章给黄子平看。黄子平看完之后给了钱理群，老钱一看当天就跟黄子平说：“不要让他去社科院，劝他来北大。”然后钱理群出面找到王瑶先生，拿我的文章给王瑶先生看，老钱说：“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让他来北大工作。”

　　王瑶先生看完文章后找到北大中文系，中文系也同意了，报到北大校方。但是校方说：“我们从来不从其他大学要这种毕业生，你要觉得他好让他来考博士。”在此之前，北大有很多老先生在第一批博士点设立的时候可以带博士，但是他们都没带，说“不知道怎么带博士，找不到合适的”。刚好我要进北大，王瑶先生就说：“那好，你就来考我的博士吧。”当时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的还有在北大做教师的温儒敏。就这样，我成了北大最早培养出来的文学博士。

　　读博士的时候，我过得很愉快。我每周到王瑶先生家里去一两次，跟王先生聊天。王先生每天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十一点之后才会起床，所以我每次都是下午去，听王先生侃大山。王先生是喝茶的，抽烟的。所以王先生总是说自己经过几十年“水深火热”（指抽烟喝茶）的煎熬，“颠倒黑白”（指牙齿变黑，头发变白），终于成了这样一个学者。我就这样在王先生烟雾缭绕的“熏陶”下度过了三年。那时候没有博士课程，带博士的就王先生一个，两个学生，但是老温本来就是老师，要教课，真正的学生就我一个。

　　王瑶先生经常会让我去找其他的老师，跟他们去聊天，比如说吴组缃、林庚、季震淮。但是也没有课程，只是私下聊天。对于我来说，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无论是在硕士阶段还是博士阶段，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好处则是任由我自由阅读、思考和选择。

　　北大“穷”，博士论文“缩水”

　　陈平原在北大读博士的几年，正是中国建立博士制度的时候，他亲身经历了这个尝试性的过程。我在博士阶段的工作就是和老钱与黄子平提出了“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写书和写了一些自己的文章和博士论文。写完博士论文准备答辩的时候，教育部跟北大说：在进行博士答辩之前必须有一个博士资格考试。而北大之前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又补了博士资格考试。当时的博士制度就是那样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快毕业了。

　　答辩时还有一个笑话：我读博士的时候，北大还比较穷。博士生的论文一个人就要二十多万字，北大相关的负责人一想，这打印要花多少钱啊。所以要求我们只选其中的一部分打印。学校的说法是如果你能在这样短的篇幅内达到博士水平，那可以毕业了。所以我选了论文下半部。到了答辩的时候，答辩委员樊骏老师问我问题的时候，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他再问问题的时候，我又说：“这个问题我也已经解决了，只不过没有打印出来。”

　　樊骏老师后来说：“你们北大以后最好不要这样，应该把论文全部印出来。”所以到了第二年，学校规定博士生的论文都要全部打印。我1987年夏天博士毕业，第二年我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但是这个出版的博士论文跟我们学校图书馆中记录在案的博士论文不同，不是我修改了，而是后者当时没有印全。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记者手记

　　在我的眼里，陈平原是个开风气的人。专业上，陈平原研究的是文学史，在学界，他最被认可的身份大概是小说史家。但是陈平原偏偏不肯做循规蹈矩的小说史家。从文学史做到学术史，从学术史做到教育史，再从教育史到文化史，他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到了一个程度又戛然而止。这些领域其中虽有勾连，但是在一个专业化、学科分割得比较严格的年代，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对此，陈平原说：可能是研究的兴趣和习惯不太一样，在某个领域或者方向，我知道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开始的是开风气立凡例，之后的是平面展开，不断积累。而社会上比较承认的是后者。不评判两者的优劣，但就选择来说，选择前者需要勇气，也需要有足够的灵气。

　　就像陈平原书中经常写到的一个词儿：好玩儿。陈平原也是个好玩儿的人。他把学问也当做“玩儿”，陈平原说：我希望学问应该做得有趣，学问也是人生，我希望能把学问和人生结合起来。在北大，像我这样的人大概不多，不是说我的学问做得有多好，而是说我做得愉快。这种愉快的前提就是不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而是注重自己与学问的契合。在这种对于学问的体认当中，我找到了陈平原之所以开风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