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

管季超0712

周国平：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
魏建宽



《魔鬼词典》这样定义寓言：寓言如魔术师的袋子，它虽然很小，却装得下整个世界。如果按这个逻辑推理，周国平先生的《人生寓言》二十六则，也应该浓缩了他的主要思想。换言之，读懂了周先生的那些人生寓言，或许就能读懂周先生其人。

我和周先生曾有一段因缘，使我得以接近周先生，聆听他谈他的寓言创作。当时我正在江苏张家港市高级中学任教，此前我与周先生已有数次电话联系。2003年4月1日，我有幸请到了周先生给我的学生开讲座。当时，周先生是应上海大学与上海电视台的邀请自北京至上海做学术讲座与访谈的。周先生住上海尔谊宾馆1115号客房，3月30日周先生那些计划内的事都一一做完了，他给我发来一则手机短信，说4月1日能够接受我的邀请来张家港高级中学与我的学生见面。收到周先生的短信，我异常兴奋。4月1日，学校派专车让我去上海接周先生。自上海至张家港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车上周先生与我谈了不少话题，周先生自然也谈到了他的那组寓言——《人生寓言》。周先生说：“我很喜欢我的那组《人生寓言》，其中最欣赏的是《执迷者悟》。”他还说：“我真遗憾没有接着写下去，如果接着写下去，应该可以单独结成一个集子了。”

说到非哲学专业的读者可读哪些入门著作时，周先生推荐我读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哲学家的故事》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谈及读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方式时，周老师说一般有两种：一是用作家的其它作品来阐述作家的作品，二是读出自己的东西。他欣赏的是第二种，并希望我取第二种读法。
    周先生的《人生寓言》就是魔术师手中的那一个个小袋子，现在请随我来，并允许我兼用上面的两种阅读方式，看看周先生的那些袋子里装着些什么。



一、相信神圣



基里洛夫自杀

              ——《人生寓言》（其八）



基里洛夫自杀了。据说他在自杀前曾经宣布：“人为了活下去，不自杀，发明了一个上帝。可是我知道并没有上帝，也不可能有，现在我怎么还能活下去？”这么说，他是一个形而上的自杀者了。

然而，我不相信一种哲学认识能够摧毁一个人的求生本能。而只要求生本能犹存，在这世界还有所爱恋，一个人就不会单单因为一种哲学原因自杀。即使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已经破灭，他还会受求生本能的驱使，替自己建立起一些非终极的价值，并依靠它们生存下去。

那么，基里洛夫究竟为何自杀呢？我以法官的身份传讯了此案的唯一证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法官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证道，“我承认基里洛夫只是我的虚构。可是，难道您不认为，生命若没有永恒作担保，它本身是不值得坚持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自杀呢？”

“基里洛夫已经代我这样做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悲观哲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形而下的世界上活下去，是因为他们都物色替身演员代替他们在形而上的舞台上死了一回。



基里洛夫，是俄罗斯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中的一个人物形象。有评论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宽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对宗教、对人性的本质、对人世的苦难有深切体验与思考的作家，当时的俄罗斯又是一块以东正教为国教的土地。如果说康德与尼采从哲学家的角度，分别宣布了信仰者心中的“上帝难以证实”与“上帝死了”，那么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宣判了上帝的不存在，即宗教信仰的不可靠。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的是反证法，既然上帝能赐予善良的人以幸福，为什么尘世间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却又总是善良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假借基里洛夫之口说出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声。因此，周先生说基里洛夫是“一个形而上的自杀者”。

什么叫“形而上”，简而言之，它是相对于“形而下”而言的。“形而上”就是人的经验世界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东西，比如灵魂的有无，上帝的有无，而相反，太阳、月亮、勾股定理则是人们可以证实的。面对人世的苦难，人们为了活下去，便自己发明了一个上帝来拯救自己，超度自己。当基里洛夫痛苦地意识到上帝的不存在时，他便活不下去了，自杀了。

周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于是周先生虚拟了一个场景，将基里洛夫这一文学形象的创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加以“传讯”，借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口终于道出了这样一句话：“基里洛夫已经代我这样做了。”最后，周先生感慨地说：“原来，一切悲观哲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形而下的世界上活下去，是因为他们都物色替身演员代替他们在形而上的舞台上死了一回。”

西方世界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试图从宇宙中或宇宙背后给我们人类的特殊精神性存在寻找一个根据，为自己的灵魂生活寻找一个可靠的来源和归宿。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指出：“灵魂生活从困惑开始，经过认真的探索，最后要落脚在信仰上。”西方人相信上帝，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果。

现在象征终极价值的信仰物坍塌了，人还能活下去吗？周先生从虚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中作了肯定的回答。周先生认为：“只要人依然相信这个世界整体上具有一种神性的本质，虽然证明不了，这种不屈不挠的求证过程就贯穿并且促进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一定是有某种非物质的神圣来源的，它的价值是不可用物质来衡量的。”因此我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那支笔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行为，就是一个灵魂独行的过程。有这样一个自觉的追问、追寻的过程，也就足以体现人是一个有头脑有灵魂的精神性存在，这也正是人的尊严之所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正是他这个有头脑有灵魂的文学家追问生存意义的副产品。也正因为这样的一部部作品，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了人的尊严。而这份尊严又使得陀斯妥耶夫斯基赢得了作为人的高贵，也正因为如此，陀斯妥耶夫斯基才获得了生存下去的信念与勇气。

读懂了这则寓言，你就会读懂生活中的周国平先生。1990年周先生遭受丧女之痛，他的女儿妞妞因患视网膜母细胞瘤这一绝症，在这个世界上只生存了562天。周先生深情地写下了《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周先生说：“作为文本的《妞妞》从来就不属于我个人的。它真正讲述的不是一个小家庭的隐私，而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生存的普遍境遇指什么，即人人都可能会遭遇的境况，如意外的、不测的灾难，生命尊严遭遇死神挑战，医学上缺乏人文关怀。周先生称《妞妞》这本书是“摇篮旁兼墓旁的思考”，周先生说“我写下这一切，因为我必须卸下压在心头的太重的思念，继续生活下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基里洛夫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替身，周国平先生用纪实随笔《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获得了超脱。正因为如此，在《妞妞》的尾声中，周先生说：“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这就是人的尊严所在，这就是人的高贵所在，这就是人的神性所在，周先生以《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独自完成了那一段属于他的人生路途中的朝圣之旅。



二、每人驾着自己的方舟



诺亚的子孙

              ——《人生寓言》（其二十四）



上帝降下大洪水，毁灭了罪恶的人类。只有诺亚得到赦免，他驾着方舟，带着妻小，漂流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等待大洪水退落的那一天。

上帝许诺，陆地将重新露出海面。所以，诺亚的内心是充实的，他的漂流是有目的的。

可是，对于上帝反复无常的脾性，我实在太了解了。我不得不假定，上帝后来改变了心思，撒手不管，听凭洪水滔滔不再退落。诺亚继续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漂流，但他的漂流已经没有目的，他所期待的陆地已经永远沉落，他的内心唯有悲凉和绝望。

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诺亚的孙子们，每人依然驾着自己的方舟——自己的人生，在茫茫宇宙之海上漂流，徒劳地寻找着一小块可以停靠的陆地。



诺亚的悲剧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悲剧，诺亚的困境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遭遇的困境。洪水滔滔的人海中，终极性价值的信仰之柱已经坍塌，人人都成了茫茫宇宙之海的漂流者。没有所谓的唯一的方向，也没有人为我们指引那唯一的方向，怎么办？彼岸在哪里？谁也不能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掌稳那手中的舵，寻找着自己可以着陆的岸。

对于这则寓言，我想援引周先生的另一段文字，来做这篇寓言的注释：



    关于信仰，我认为信仰不一定是相信某一种宗教，或者相信某一种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就急于要为中国人树立一个新的信仰，比如说前几年叫得很响的是新儒家，要把儒学恢复为中国人的信仰，我觉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完全是空想。本来儒家本身，我就说它缺少一种信仰的品格，因为它缺少形而上的关切，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伦理学说。就算它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经常被树为一种信仰，我觉得它对于现代人的问题也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在全社会人为地树立信仰，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最好的做法是鼓励每个人自己去寻求自己的信仰。那么什么样的算是有信仰的呢，我觉得只要你对人生的根本问题是认真的，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你不违背这个原则，我认为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不一定要信什么教。



周先生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是共产党员，意识形态上他也没有迷信哪一派。对于“新儒家”，他在很多场合进行了批评。近些年，季羡林等知识分子提出东方文明（当然包括儒家思想）是拯救当今世界的一剂良药。周先生认为儒家本身就缺乏一种形而上的关怀，既然如此，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就不具备供人信仰的资格。周先生说儒家基本上是一种“社会伦理学说”，指的就是儒家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注重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功能。事实也证明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很大程度上已被统治者利用为统治工具而使用。这个儒家学说孕育出的怪胎“封建专制制度”却成了最不尊重生命的价值的制度，对生命也是最没有同情态度的。

周先生对此也曾有深刻的剖析：



    首先儒家对于生命本能，对于利己是否定的，一直在批判利己，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西方哲学对于利己是肯定的，认为利己是生命本能，对于生命本能不能做道德判断，你不能说生命的本能是有罪的、是坏的、是恶的。但是，中国儒家否定利己，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利己看作是小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缺陷，对它进行道德审判，这就使儒家自己所说的“推己及人”没有了基础。你把生命本能、把人欲当作万恶之源灭掉了，整个社会的生命感觉都麻木了，同情心怎么可能发达呢？早期儒家里头，大约只有荀子在这方面比较正确，他认为在好利恶害这一点上，君子和小人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求利的原则不同，只有那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人是小人。可惜的是，荀子的这个思想在中国传统里不占主导地位，没有得到发扬。

    其次，儒家的“推己及人”是从自己身边推起，这也对，但是在推的时候太局限在宗法关系里了，结果，仁就蜕变成了孝，就是晚辈服从长辈，儿子服从老子。然后，又把这种父子关系推广到君臣关系，孝推广为忠，全国人民都是皇帝的儿子，臣必须服从君，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来，本来是提倡同情生命的儒家伦理，蜕变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个体生命没有丝毫价值，终于结出了极端蔑视生命的专制政治这个恶果。



而生命，在周先生看来，不但是珍贵的，而且还是神圣的。说生命珍贵是因为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说生命神圣是因为生命来源的神秘。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是人生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础。一个对生命都不敬畏的人他还会信仰什么呢？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推论儒家思想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那么我们该信仰什么呢？首先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信仰生命，一个尊重生命的人，周先生认为他肯定会是一个善良的人。周先生他十分敬佩获得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地利人史怀泽。史怀泽才华横溢，三十岁已经获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学位，同时还是音乐家，是巴赫研究专家。但三十岁以后，他却用了八年时间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为什么？他决定去非洲当一位医生，去传播善良与爱心。他去了加蓬，直至九十岁老死在那块土地上。史怀泽将善良当作了一份信仰，他通过行医既解除人们身体上的痛苦，又通过行医的人性化方式来增添人们精神上的信心，从而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史怀泽用自己的行动寻找到了一条通往圣地的路。

通往圣地的路，不止一条，周先生敬佩的人也不止史怀泽一人。为探求自然界的真理、捍卫真理（“太阳中心说”）而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布鲁诺是周先生所崇敬的人，为追求人生真理而被毒死的苏格拉底是周先生所崇敬的人。周先生将布鲁诺称为“为了一个宇宙真理而牺牲的科学家”，将苏格拉底称为“为了一个人生真理而牺牲的哲学家”。用周先生的话来说，他们一个侧重于头脑的认真，一个侧重于灵魂的认真。他们都是将自己所追求的真理当作信仰来捍卫的，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而我们中国呢？周先生说：“比较容易出的是那种为了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而牺牲的人。”

不能为纯粹的真理而牺牲，正是中国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周先生说这也正是中国难以诞生大思想家与大科学家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如果你问周先生，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啊？周先生可能会送给你这几句话：“至少你应该具备起码的人文精神，一个是有人的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一个是灵魂的认真，就是要有自己的灵魂追求。”

能做到这三点的人，用周先生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心地善良、心智丰富、灵魂高贵的人。

周先生就是这样做了，他不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方式与管理体制，对学界的腐败也深恶痛绝。尽管周国平先生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尼采研究）很大，但他连博士生导师的资格都没有被“赐予”，这真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剧。对此，周先生说：“我的感觉是，当今学术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其中的关键一点是，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

只可惜，周先生身处的不是古希腊黄金时期，中国的大多数哲学家（准确地说是哲学从业者）也不是尼采所称的“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周先生曾借尼采之口这样说：哲学所探究的是生命意义、存在、精神生活问题，世界和人生的最高真理，政治处理的是党派、阶级、民族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面，因此绝不能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哲学问题。

生于这样一个国家出钱养一批学院哲学家的时代，必然会导致哲学变质，周先生不愿被这个体制扼杀而死，他进行了突围。他写下了许多哲理散文，而且写得他的读者群越来越大，写得一些“学院派哲学从业者”心怀嫉恨。这是不幸，同时也是大幸运。不幸的是中国的大思想家永远难以诞生，幸运的是周国平先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因为这恰好说明我们的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重视灵魂生活。

周先生用自己手中的那支笔，表露了自己的善良，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超越了庸常的生活，他驾着自己的命运方舟，找到了一条通往圣地的路。

三、一个热爱生命的迷者



执迷者悟

              ——《人生寓言》（其二十二）



佛招弟子，应试者有三人，一个太监，一个嫖客，一个疯子。

佛首先考问太监：“诸色皆空，你知道吗？”

太监跪答：“知道，学生从不近女色。”

佛一摆手：“不近女色，怎知色空？”
佛又考问嫖客：“悟者不迷，你知道吗？”

嫖客嬉皮笑脸答：“知道，学生享尽天下女色，可对哪个婊子都不迷恋。”

佛一皱眉：“没有迷恋，哪来觉悟？”

后轮到疯子了。佛微睁慧眼，并不发问，只是慈祥地看着他。

疯子捶胸顿足，凄声哭喊：“我爱！我爱！”

佛双手合十：“善哉，善哉。”

佛收留疯子做弟子，开启他的佛性，终于使他成了正果。



就《执迷者悟》的寓意问题，我曾特地发电子信件请教了周先生，以下是周先生的答复：

我对《执迷者悟》一文的理解：

觉悟的前提是热爱生命，以认真的态度对待生命。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感受到生命中的快乐的同时深刻体验到生命中的痛苦，从而寻求觉悟。在文中，太监的“不近女色”代表不热爱生命，嫖客的“享尽天下女色”但“都不迷恋”代表对待生命的不认真的态度，所以他们都不可能觉悟。疯子的“我爱！我爱!”则代表对生命既热爱又认真的态度，具备觉悟的前提，所以佛收留他做弟子并使他达于觉悟的境界。



周先生在散文集《迷者的悟》的序言中也这样说：“我之所以如此喜欢思考和讨论人生问题，并非因为我明白，相反是因为我执迷。由执迷而生出许多迷惑，实在是欲罢不能。所以，如果说我对人生有所悟，也只是一个迷者的悟。”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对生命既热爱又认真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多次表白同样对生命既热爱又认真的北大同学郭世英是此生对他影响重大的第一人。

20世纪60年代的北大乃至全国，思想定于一尊，人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也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1962年“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郭世英就能这样向同学敞开心声表达自己的不解与困惑：“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郭世英就是在这样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人生、思考社会，可在思考就成了原罪的时代，郭世英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革爆发后，他仍然对当时的文革进行独立思考。周先生在他的《岁月与性情》中回忆说：“在一次讨论时，他（郭世英）忽然显得心不在焉，眯眼望着窗外某处，沉默半晌，迸出一句话‘郭沫若迟早也完蛋！’”文革让人泯灭了人性，变得疯狂了，郭世英诸如此类的惊世骇俗的对文革评论的话语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8年4月22日，二十六岁的郭世英被关押、被虐待。他从一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窗口跳下，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

郭世英是一个生命的“迷者”，但他不愿仅仅做一个迷者，他想做一个清醒的人，有头脑的人，有灵魂的人，可是他死了！这一个事件给周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几十年过去了，周先生仍深情地回忆：“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郭世英。”

郭世英对周先生的影响，还在于他的真诚。他是真诚地思考，真诚地表白，不是哗众取宠，不是特立独行，是一个生命有了困惑后的真情表白与愤怒抗争。

说到真诚，周先生也经常于他的文章中提及尼采，周先生为尼采的最后疯狂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五岁丧父的尼采，童年就显得敏感而忧郁，因而他后来的哲学实际上是对悲观的反抗和治疗。尼采二十四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但他却不满足于过安稳的教授生活，从心底里厌恶学院生活。尼采认为，古典语言学只是工具，终生埋首语言学，只不过是“世上多了一个教书的而已”！因此他想借助哲学去把握人生的最高真理，探求生命的本质，给生命的存在意义以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尼采真诚无悔地执著追求，但他却陷入了异常孤独的境地。

周先生为我们深情地描述了尼采发疯的场面——“1889年1月3日，他正寓居都灵，走到街上，看见一个马车夫在鞭打牲口，就哭喊着扑上去，抱住马脖子，从此疯了。病历记载：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

尼采对生活太认真了，而且是一种头脑与灵魂的认真。周先生在《疯癫的不同价值——尼采论疯癫》一文中这样说：“生活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非凡之人所面临的危险一般是孤独，他们被深深地逼入自我之中，其中有的人就这样被逼疯了。”周先生的分析真是精辟啊！在一个平庸的世界，头脑认真尤其是灵魂认真的人都是那些庸人所无法理解的，尼采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他最心爱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竟然是自费出版的，而且还卖不出去。

与尼采对比，周先生算是幸运了。周先生的书只要一出，都能成为畅销书，他的心声能得到读者的强烈共鸣，这是幸运。周先生虽然退休，但他认为对于一个出自内心的需求而思考的人来说，是没有退休与不退休之分的，这是幸运。周先生如今拥有一个安静温馨的家庭，那是周先生的“要塞”，那里有他的责任、牵挂和爱，这是幸运。

周先生特别欣赏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他欣赏圣埃克苏佩里的《要塞》，也欣赏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他在评述《要塞》时，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生活像汪洋大海里的一只船，人是船上的居民，把船当成了自己的家。”这个譬喻的含义其实与周先生的寓言《诺亚方舟的子孙》的立意是一致的。

周先生也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庸常的尘世，但他以头脑的认真、以灵魂的认真去执著地追寻着自己与人类的生存意义，这就是他的不俗之处。

今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拨通了周先生家的电话，接听电话的是周先生的夫人郭老师。周老师去出席一个晚会了，电话中郭老师告诉我，现在医学院或医院邀请周老师去讲演，他一般都会接受，这说明有更多的人在认同周先生的观点。近些日子，我读完了周先生的《人文讲演录》，我知道周先生对医疗界缺乏最起码的人文关怀的现象极为痛心，所以他乐于去“布道”，去“启蒙”。

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相信每个人的前方都会有一座圣殿，但每个人都必须独自去朝圣。

认识并受教于周先生数年，无以答谢先生，谨以此文向中学生朋友介绍周先生，使得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位热爱生命思考生命的作家，同时我也将它作为一份作业献给周国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