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国：六十年难忘的读书记忆

管季超0712

记忆中国：六十年难忘的读书记忆    

    人生六十年，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小学语文课本。课本的第一课，就一句话：一个人有两只手，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从那以后，读书成为我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普遍贫穷，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读书就是一种奢侈。我的家乡北碚，号称重庆的文化重地，却只有一爿很小的书店。在“四川船王”卢作孚先生几十年苦心经营下，小城北碚建起了一座红楼图书馆和临街阅览室，让市民有了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去图书馆、阅览室的人也是寥寥，读书成为区分身份地位的一种标识。

　　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让我从小感到读书神圣。学校之外，我读书最多的时候就是跟着父亲生活之后。那时我不过10岁，父亲调往一所乡下的中学任教。父亲所在的教研室旁边就是学校图书室，每逢寒暑假，父亲为了安顿好我们几兄妹，从管理员手中要来钥匙，每天把我们关进去，任我们在书海里遨游。

　　我们先是沉迷于民间故事、寓言童话，后来，随着兴趣的变化，读书逐渐转向《三国演义》、《水浒传》、《家》、《春》、《秋》，再后来对苏联小说着迷。印象中，那时除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我竟没有读到过一本以图为主的娃娃书即“小人书”。直到后来反右斗争，父亲被清洗出教师队伍，我才失去阅读的优厚条件。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是赶上了一个难得的读书好时期。

　　反右斗争以后，苏联小说渐渐淡出。在我就读的中学，同学们热议的读书话题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民歌、民间文学也成了我和同学们的阅读偏爱。那时学校图书馆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图书，每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结伴去图书阅览室，翻阅报刊杂志，抄写民歌和新诗，崭新的《人民文学》和《萌芽》很快被我们翻旧。

　　考进中专，正是我身心成长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可面对的却是物质与精神营养的双重匮乏。在校一年，竟然没有看到一个同学捧读课外书。一年之后提前毕业去远离城市的煤矿，读书更成奢望。但即便在那样的条件下，我竟也能从同学手里悄悄借到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据说那是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而特意出版，只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因其来路神秘，借阅的要求也颇为苛刻：一天之内必须归还。为了一天之内读完，我竟然在一天劳作之后熬通宵。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饥渴已久的我饥不择食。一个月的收入仅有18元，我也每月抽出几元钱买书。好在那时的书便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发行的鲁迅全集单行本，两年之内我全部买齐。读鲁迅成了我当时业余生活的主题，余下的时间就是从报纸上摘抄诗歌，我手头至今保存着当年抄写的两本诗集。

　　文革开始了，所有可读的书突然消失。新华书店只有4种书卖：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党史资料和政治类活页文选；鲁迅著作、《雷锋日记》等革命读物；具有革命性的技术专著。每天上班无事可做，我就去每周开放三天的企业图书馆借马列著作。几年下来，竟做了一大堆笔记，为以后做管理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四人帮”倒台后，情形渐渐好起来。卡夫卡的《变形记》、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那时走进我视线的。

　　文化禁锢的解除，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柏杨先生那本论“酱缸文化”的书在内地出版时，矿上一位小青年从重庆带回这本薄薄的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让人至今难忘。打那之后，中国的图书出版一天比一天开放，从80年代的武侠、言情小说，到风靡90年代的科幻、侦探小说，再到21世纪的卡通漫画和网络文学；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书慢慢被引进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著作也进入国门。文学类更不必说，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唯美主义等书籍大量翻译引进。在我所在的重庆能源集团下属煤矿的书店里、图书馆中，可读、能读、好读的书越来越多。

　　今天的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繁荣发展，图书的品种门类丰富多样，各种观点、思想在图书的海洋中交流、交融，任君采撷。在线阅读、网上购书也成为读书人亲近、品味图书的新方式、新途径。60年沧桑巨变，不变的是读书人那份对书的渴求和追寻。（李北陵）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