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不是“连蒙带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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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不是“连蒙带猜”
与段君谈艺术批评的方法论与学科建设
作者：吴味　　



　　在我写了《艺术批评更不是“情绪反应”——回答陈美信》一文，以批评陈美信的“感觉化批评”以后，不料我又看到段君写的一篇更为“感觉化”的批评文章——《酸腐的批评》【1】。当然像段君这类只图一时嘴巴痛快的“连蒙带猜”的“感觉化批评”，本身并不值得反驳。但段君的批评已牵涉到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和学科建设问题，所以有必要给与某些针对性的讨论。

　　一、艺术批评是科学研究
　　我在《艺术批评的规范——从王南溟与皮道坚、刘子建的水墨争论谈起》（简称《艺术批评的规范》）【2】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艺术批评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科学研究要重客观证据、重逻辑论证。在这方面，艺术界的文章和科学界的文章相差何止霄壤，这与艺术界缺乏科学方法论的训练有关。而逻辑论证是艺术批评学理产生的重要方法论”，看来，这段话对中国艺术批评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的许多批评家不是把艺术批评当作科学研究，而是当作“文学”创作，任凭感觉、想象、猜测。我们可以看看段君在《酸腐的批评》一文中是如何做“连蒙带猜批评”的。

　　段君说：“除了贾方舟和杨卫多年来不时独立策展，其他人都不在当代艺术的风口浪尖，尤其是王小箭当场坚决表示他决不策展，理由是他有自己的公司，他可以轻视、可以不向金钱屈服。王小箭的强硬姿态，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棉里裹针，话里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1、自己有了钱，不向金钱屈服，才可以做批评家；2、策展就是为了钱。王小箭不无嫉妒地说：听说冯博一一年办多少多少个展，全世界都是冯博一的展览。我们姑且把王小箭之流的批评家叫做‘酸腐批评家’，看到策展人操作展览，红透半边天，身边有一大群艺术家跟着转，成为在各类媒体上频频露面的公众人物，而自己又不肯身体力行，同时还想维持所谓批评的脸面和自尊，实在迂腐，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王小箭这些年来，有几篇带有批评性的文章出来”【3】；又说“可惜，在各种场合都听批评家说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批评家们也心知肚明，转而往回寻找另一种发言方式，即在比较专业、权威的媒体上撰文说话，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可王小箭酸不溜秋地在研讨会中多次重提他曾参加过《美术》杂志的工作，这种抛售老家当的做法，就酸腐可笑至极了，仿佛是在威胁艺术家，你不让我坐在体系中间，我就将你拿出美术史。所以当在场的杨卫说到‘其实很多艺术家对批评家还是很看中的，而且很期待的’，正襟危坐的批评家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4】，段君如此批评王小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因为段君的批评不要说“客观证据”，就是在“逻辑”上也讲不通。“王小箭的强硬姿态”难道就是段君所说的意思，难道就一定不是只针对自己的批评立场和策展的商业化问题而言？王小箭多次重提自己曾参加过《美术》杂志的工作，难道就一定是“酸不溜秋地”地“抛售老家当”？难道就是在“威胁”艺术家？难道就不能说是在批评艺术创作的功利化和强调媒体的学术性？或者强调批评家、媒体和艺术家之间的有效互动？就杨卫的那句“不明不白”的话（哪些艺术家“看中”？如何“看中”？“看中”哪些批评家？都不明白），“正襟危坐的批评家们”就应该感到羞愧？而且“东倒西歪”的批评家就不应该感到羞愧？段君的批评逻辑何在？像段君如此想象、猜测王小箭的动机和人品，王小箭完全可以说段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王小箭说那些话的动机和人品单凭那些话本身是很难说清楚的。我在《艺术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还写到：“针对文本自身而不是文本之外是现代学术批评的要义，即我们应该倡导：文本之外无批评。当文本本身明确牵涉到学术动机、人情世故、人事关系、人品道德等等非学术因素，艺术批评当然也可以针对这些非学术因素进行适当的论述（注意“适当”，我宁可提倡尽量避免非学术因素批评，因为它对于学术来说不会有太大价值……），但当文本本身没有明确关涉到这些非学术因素，那么针对那些非学术因素的艺术批评不仅是多此一举，而且还因为批评指向的本末倒置而降低以至完全丧失艺术批评的学术价值，甚至扰乱学术争鸣的风气”，所以，对王小箭那些话，完全没有必要扯到他的动机和人品，而应该讨论他的话牵涉到的策展和艺术创作的拜金主义问题（这些问题是明摆着的）。如果非要批评他的动机和人品不可，那就不能任凭想象、猜测。批评要拿证据说话，要讲“逻辑实证”，不能“连蒙带猜”。

　　针对“2006•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前言中的某些话——“由于市场力量的过于强大，在当代艺术领域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使得艺术家往往脱离学术主体的评判，而依赖于市场的包装营销，由此也造成了当代艺术价值评判的模糊和当代艺术市场的无序；正是基于这些原因，策划‘2006•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其宗旨是希望发挥批评家对当代艺术独到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并对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最具价值的作品做出学术认定，从而沟通创作、评判、欣赏与收藏各方，为收藏家提供有价值的收藏线索，从而树立批评在当代艺术市场中的威信，以学术引领市场，建构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5】，段君居然批评说：“当年无比前卫、唯恐天下不乱的批评家们，在这个时候已经为市场和秩序所招安，开始喜欢有序的、规范化的体制了。批评家们一厢情愿所构想的‘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无非就是想让批评体面地进入这一体系当中，以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6】。段君的想象、猜测之功真令人叹为观止。当年的批评家真的“唯恐天下（市场）不乱”？说艺术市场“无序”就是“为市场和秩序所招安，开始喜欢有序的、规范化的体制（按文意应该指‘市场体制’）了”？再说“喜欢有序的、规范化的市场体制”有什么不好？批评家们一厢情愿地构想“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就是想让批评体面地进入这一体系当中，以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难道就一定不是出于艺术良知和理想主义？

　　再看段君批评我：“批评的个人性也是批评独立的关键。近两年浮出水面的所谓批评家吴味，则东施效颦，跟在王南溟后面，极力模仿他的语气和文风，表面上立场鲜明、仗义执言，实际上不过是王南溟的翻版，毫无独立性可言，彻底丧失了批评的主体性。这是吴味的悲哀，也是王南溟的悲哀，更是批评的悲哀，恰好也说明了当前的批评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没落境地”【7】，段君批评我的艺术批评是“王南溟的翻版”，所以“毫无独立性可言，彻底丧失了批评的主体性”，我不知道段君是如何得出如此结论的。依上段话，段君的“逻辑论证”就是：吴味的批评“极力模仿他（王南溟）的语气和文风”，所以吴味的艺术批评是“王南溟的翻版”。但这样的“逻辑论证”就是连艺术批评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基本内涵都没有搞清楚。因为只要批评论证出了艺术的真理，即使完全使用毫无个性的书面语言，艺术批评也同样有“独立性”和“主体性”，自然科学论文甚至许多哲学著作在语言方式上都没有个性，但不能说作者没有“独立性”和“主体性”。
再说，我极力模仿王南溟的语气和文风了吗？事实上，批评家之间的语气和文风很难说绝对的相同和不同，就我个人对自己和王南溟的批评语气和文风的认识，我以为我和王南溟的语气和文风还是有较大差别的。我的批评主要使用书面语，不太善于、也不太喜欢口语写作（这显然与我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有关），而王南溟的口语化写作明显（当然也不是像某些小说那种程度的口语化）；我的批评兼有讽刺话语，但是很少（后期更少）王南溟那种尖刻的讽刺话语（这种尖刻的讽刺话语竟成了王南溟批评风格的一部分）；我和王南溟的批评文风虽都犀利、严谨，但我的批评更重细节的详尽分析（把话尽量说尽，以免误解，这是自然科学论文的写法，这同样与我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有关），以致于有时显得罗唆、刻板、不含蓄，而王南溟的批评有时思维的跳跃性比较大，虽显得简练、生动，但由于逻辑缺乏细节连接，所以阅读有时需要较好的知识背景和艺术悟性（王南溟的《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8】一书的许多内容就是如此，以致于许多艺术家都看不懂）。艺术家金锋的一段话很能说明我的语气和文风（由此可看出我与王南溟的差别），他说：“吴味就我在博客上的一篇短文，写了《可能性在艺术之外——‘批评性艺术’讨论》的辩驳性文章，我比较艰难地读完了。吴味文字为了表达上的严密性与专业性，最后总是把话都以长句的形式出现，有时还嫌不够，在长句后面还要加上一个长刮号。这几年，我算是比较多地阅读过吴味文章的艺术家。吴味文字的特点是，吃准要害，当仁不让，不讲面子，穷追猛打。作为批评家的立场来说，我是一直喜欢吴味这样的批评态度的。在吴味批驳我的文字中，依然保持着他严谨的、苛刻的、条分缕析的批评家形象。我短小的文字差不多被他驳得一字不漏”【9】。这样说来，段君对我的所谓“极力模仿他（王南溟）的语气和文风”的批评实际上是没有针对具体文本做深入理性分析的感觉化的“连蒙带猜批评”。当然，以“逻辑实证”为主的“直来直去”的批评，要说语气和文风完全不同也是不可能的，段君难道不觉得自己的那种“连蒙带猜批评”的语气和文风与同样喜欢“连蒙带猜”的陈美信等人的批评很有点相像么？其实，作为“科学研究”的艺术批评，重要的已经不是批评的话语方式，而是批评的真理性。批评的力量从根本意义上说不是批评话语的力量，而是批评思想的力量，而批评思想的力量就是批评话语言说出的真理的力量。不过我仍然要感谢段君的批评，因为不管怎么说，它对我还是一种有益的鞭策。

　　所以，今天的艺术批评需要采取的是一种重证据、重逻辑的“逻辑实证”方法论，而不是那种重感觉、重想象猜测的“连蒙带猜”方法论；此外，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每一次艺术批评都需要明白具体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角度）和研究结果，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这样的艺术批评方法论的要求，没有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训练，则是不可想象的。

　　二、艺术批评的学科建设
　　段君对我的批评实际上还来源于一种学术研究的错误认识，以为谁运用了某人的艺术理论观点（或引用了某人的原话），呈现出明确的某种理论的倾向，那么他的批评就是某人的翻版。所以中国艺术批评要么与谁都不搭界，批评成了“空穴来风”；或者包罗众多观点，批评成立“大杂烩”；或者文学化叙事，批评成了“瞎抒情”；或者无中生有，批评成了“乱栽赃”（段君的这篇批评就是如此）；或者故弄玄虚，批评成立“玄学”……这些批评的方法论在根本上不是理性分析的“逻辑实证”，而是“感觉”、“想象”的“连蒙带猜”；以致于批评实际上毫无学术性可言。

　　事实上，一种新的艺术批评理论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学科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事，它需要许多批评家不断运用这种理论的“原理”（请注意“原理”这个词）去解决艺术的实际问题，在运用中去不断检验和完善这种理论的各个方面，学科的建设才得以可能（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更是这样），而学派就是在学科的建构中逐渐形成的。同时，在学科建构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对这种局限性的超越，就可能诞生一种新的理论。所以，显然，无论是学科的建构和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某种理论的广泛、深入应用。

　　确实，我是从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理论切入当代艺术批评的（当然这种切入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刻地契合了我的知识背景、艺术观念和人生理想），这种切入首先是一种应用科学研究，它实际上是运用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理论的某些原理来检验某些艺术现象，从而发现某些艺术问题，并在应用中为批评性艺术及其理论辩护,也表达我对当代艺术的立场和主张。只要这种批评发现了某些艺术的“真理”，它不仅具有“独立性”和“主体性”，而且也是一种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互动的需要；其次，对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理论的应用（应用科学研究）过程中，必然会拓展出批评性艺术理论的各种可能性，这正是批评性艺术理论学科建构的需要。事实上王南溟对批评性艺术理论的建构，更多的是在原理（包括艺术史逻辑）、意义的论述上，在具体的作品批评中主要侧重于法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尤其是法学角度），而我在有限的当代艺术批评中，对批评性艺术的特定艺术观念产生的具体机制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重点在艺术语境、社会语境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观念生成的具体逻辑过程和环节【10】（王南溟在这方面很少论述）；对批评性艺术的方法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重点在当代艺术创作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提出了当代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即要像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做当代艺术（王南溟提出了当代艺术方法论是艺术能指对社会语境中的问题的“聚焦”，但却没有论述“如何”聚焦），这其实是用社会科学重新定义艺术，以致于在我的认识中，当代艺术已经不是艺术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就是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特定艺术观念（像科学发现和发明一样）【11】；对批评性艺术的本体性质也做了较多的探讨，重点在批评性艺术的艺术能指性质及其与其它艺术方式的关系等【12】。在具体的作品批评中更强调了批评性艺术的广阔空间，即批评性艺术不仅可以针对法学和文化学问题，还可以针对哲学、心理学（包括潜意识）、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经济学、科学问题等一切与人的进一步解放有关的问题【13】。这样的一些探索至少补充、完善乃至拓展了批评性艺术理论（当然是否有意义，还需要当代艺术实践的检验）。我的批评怎么会是王南溟的“翻版”？即使在针对相同的艺术问题的批评中，我的批评同样注意了与王南溟在侧重点上的不同，如同样针对艺术家金锋的作品《秦桧夫妇站像》【14】的评论，我的文章《我们需要怎样的当代艺术？——从金锋的“秦桧夫妇站像”谈起》【15】和王南溟的文章《金锋不能撤走秦桧夫妇站像》【16】，在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角度）和研究结果方面就很有不同；而我批评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作品【17】的文章《无意义的“经典”——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18】和《后殖民东方学的新进展——再谈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及其它》【19】，与王南溟批评谷文达的文章《中国符号的劳动竞赛:徐冰与谷文达》【20】，在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角度）和研究结果方面同样有很大不同（段君可以比较地看一看）。尽管都在批评性艺术理论的框架内，但这种有许多不同方面的研究，不正有利于批评性艺术理论的学科构建吗？

　　其实，王南溟所倡导的批评性艺术理论也不是空穴来风，他那种否定主义的思想方法（方法论）也不是他的“独创”，它实际上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否定的辩证法”（甚至整个现代哲学都采用的是否定主义方法论）。所以，在理论体系上，批评性艺术理论应该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只不过王南溟在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批判中，解决了法兰克福学派面对后现代主义艺术文化问题的现代性困境，使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有了新的出路——即在具体问题语境中独立批判。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理论的真正确立，也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整个新潮美术时期和上世纪90年代王南溟所做的批评工作几乎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具体艺术问题上的应用，没有这样的应用，王南溟不可能找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局限及其解决的办法。但我们不能说王南溟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应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翻版”，毫无“独立性”和“主体性”，因为毕竟艺术批评更在于应用最新的理论成果研究艺术现象，以发现和清理艺术存在的问题，毕竟批评家不是理论家（当然，现在的王南溟已经有了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

　　我们的艺术批评为什么很难走向专业化和学科化，以致于根本谈不上学术（更不用说“流派”），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批评家在根本上无视对某个理论在“一元”意义上的深入应用，和在应用中对这种理论的补充、完善、拓展和超越（对局限性的超越就可能诞生新的理论），个个自以为是“全新独创”或者“融会百家，自成一体”，而实际上都是一些“空穴来风批评”、“大杂烩批评”、“瞎抒情批评”、“乱栽赃批评”、“玄学批评”等。我们之所以说这些批评毫无学术性可言，就在于我们看不到这些批评的理论脉络和对艺术的价值判断的理论倾向，即它们自身由于缺乏理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而无法成为独立的“一元”。今天中国艺术批评界盛行的就是这些批评，奇怪的是人们不以为“病”，反以为这就是批评的“独立性”、“主体性”、“多元性”和“学术性”。中国艺术批评还有什么希望？中国艺术批评理论的学科建设还有什么希望？

　　注释
　　【1】、【3】、【4】、【5】、【6】、【7】段君《酸腐的批评》，《美术观察》2007年第5期，《美术同盟网》2007年5月29日“特别搞搞震”栏。
　　【2】吴味《艺术批评的规范——从王南溟与皮道坚、刘子建的水墨争论谈起》，《美术同盟网》2005年12月“评论”栏。
　　【8】王南溟的《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
　　【9】金锋《对吴味就我文字所写的文章的回答》，《新浪blog》——“金锋blog”2007年“我的所有文章”栏目。
　　【10】、【11】、【12】、【13】吴味《可能性在艺术之外——“批评性艺术”讨论》（《东方视觉网》2006年“评论”栏目。），《社会学——当代艺术的方法论》（《东方视觉网》2006年“名堂－吴味”栏），《莫让鬼迷心窍——与金锋谈艺术与批评》（《美术同盟网》2007年3月“特别搞搞震”栏）等文章。
　　【14】金锋《跪了492年，秦桧怎么站起来了？》，《美术同盟网》2005年“特别搞搞震”栏。
　　【15】吴味《我们需要怎样的当代艺术？——从金锋的“秦桧夫妇站像”谈起》，《美术同盟网》2005年“评论”栏。
　　【16】王南溟《金锋不能撤走秦桧夫妇站像》，《美术同盟网》2005年“特别搞搞震”栏。
　　【17】“文化翻译——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1993－2004）展”，《美术同盟网》2005年展览栏，《世纪在线艺术网》2005年特别推荐栏。
　　【18】吴味《无意义的“经典”——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美术同盟网》2005年“评论”栏。　
　　【19】吴味《后殖民东方学的新进展——再谈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及其它》，《美术观察》2006年第5期“热点述评”栏目（发表时被编辑改为《更为隐蔽的后殖民东方学——再谈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及其它》）。
　　【20】王南溟《中国符号的劳动竞赛：徐冰与谷文达》，《大艺术》2003年第2辑。


2007年6月上旬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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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更不是“耍无赖”：评段君的《惹不起的批评》
作者：吴味　



　　【作者按】
　　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对付无赖我毫无办法，“打”，怕打脏了我的手；“骂”，怕骂脏了我的口；“说”，不起作用，因为无赖原本不怕“说”。在艺术批评中，对付“无赖批评”我同样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无赖批评”“胆子大、浑不吝”、“随心所欲”、“胡搅蛮缠”、“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乃至“血口喷人”（参见正文“注释—18”），像我这种努力想做“规范批评”的人，还能有什么绝招？所以，面对段君在《惹不起的批评》一文中对我的“无赖批评”，我确实穷于对付。他可以“耍无赖”，我却不愿、也不能如此。但又不能不管，因为对于“无赖批评”，沉默就是间接怂恿、鼓励。没办法，我只能以我一贯推崇的艺术批评的“规范”，用“逻辑实证”的“笨办法”，批驳段君对我的“无赖批评”。我想在今天这个“文化流氓”猖獗的时代，这对于净化艺术批评的生态还是有好处的。同时希望段君从此能够回到艺术批评的规范，不要再搞“连蒙带猜批评”，更不要再搞“无赖批评”了。毕竟艺术批评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哪能靠“连蒙带猜”和“耍无赖”呢？！

　　
2007年6月29日于深圳


　　我写《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与段君谈艺术批评的方法论与学科建设》【1】（以下简称《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一文，本意不仅仅是为了批评段君，而且主要是借段君的《酸腐的批评》【2】这一“连蒙带猜批评”文本个案，来谈当代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和学科建设，这从我的文章题目和内容很容易看出。不料段君不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地写了批评我的文章《惹不起的批评》【3】，以至将他的“连蒙带猜批评”发展成“无赖批评”。以下我详细分析段君的批评是如何“耍无赖”的。

　　1、段君在《酸腐的批评》一文中可以“连蒙带猜”地批评许多人（包括我），我用“逻辑实证”的方法具体详细地反驳他的“连蒙带猜批评”，段君却说【4】：“对于他用来报复我的《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一文，我认为他是出于‘私怨泄愤’的目的而写的，所以我并不打算长篇累牍地浪费时间精力来驳斥他，而是简要直接地揭穿他的险恶用心”；“我估计我的批评让他‘怒从心头起’，大动干戈写了七千多字的文章来对付我。我比较反感的是，他假‘批评的方法论和学科建设’之名，行报复之实。先冠冕堂皇地进行大段方法论陈述，铺垫好之后，终于开始对我批评他的地方展开报复”；“自我感觉良好，又容不得别人批评，谁惹上他，他就跳起来将对手置于死地”……段君凭什么说我的批评是“怒从心头起”、“报复”、“私怨泄愤”、“险恶用心”、“容不得别人批评”、“将对手置于死地”？证据何在？是不是我只能以“沉默”或“夸赞段君英明”来“配合”段君的“连蒙带猜批评”，才能让段君“心满意足”？才不是段君所指责的那些呢？再说段君指责我的那些非学术因素和批评的学术价值又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在《艺术批评的规范——从王南溟与皮道坚、刘子建的水墨争论谈起》【5】一文中说：“这种在文本之外无限联想的非学术因素批评的‘文革’遗风对学术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文化和学术理性的国度，对学术动机、人品、道德等非学术因素的批评（指责）是最容易置人于死地的（这在‘文革’是有深重教训的）。事实上，学术动机、人品、道德等非学术因素与学术自身的价值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段君完全以毫无根据的“道德栽赃”来应对我的严肃批评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2、我用大量的证据和篇幅批驳段君认为我的批评是王南溟“翻版”的“连蒙带猜”，并由此论述“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和学科建设”，段君却说【6】：“他写文章的‘翻版’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他身边没有人告诉他，或者有人告诉他，他从来听不进去”。段君凭什么说“众所周知”？难道段君做过“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明明只有段君一个人在公开说吗？再说，“众所周知”的就肯定是真理吗？文革中“众所周知”的谬误（诬陷、栽赃等等）难道还少吗？段君想以一句“连蒙带猜”的“众所周知”来应对我以“逻辑实证”的方式批驳他对我的“连蒙带猜批评”，这种回避学理论证以图混淆视听的做派，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3、段君说【7】：“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其实专谈‘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方法论’，那时以为方法论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最重要的缺陷，看到吴味之流的相关文章后，我逐渐觉得批评内部的第一任务，不是方法论建设，而是首先建立自我批评的意识。很多艺术家之所以一提到‘批评家’就嗤之以鼻，正是因为批评家在人格方面的缺陷，其中就包括盲目自大……吴味就是一例，自我感觉良好，又容不得别人批评，谁惹上他，他就跳起来将对手置于死地。大家可以看他在《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一文中，如何吹嘘自己，简直成了‘大批评家’。他说自己的文章如何犀利、严谨、重细节分析，甚至拿金锋‘称赞’他的话来自我表扬一番……批评家吹捧艺术家的现象已经泛滥成灾，而批评家吹捧自己的做法则实属少见，令人作呕。而且他在讨论方法论时，因出于对自己的吹捧目的，所以并不严肃，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值得我与他就方法论展开进一步争论。更让人可笑的是，他在该文中两次强调、卖弄他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以为他从前学的是自然科学，所以他写的文章自然就严谨，有学术性”。

　　段君批评我“自大”、“自我吹捧”、“卖弄”等，那我们先分析一下我是否如此。

　　我说【8】：“我的批评主要使用书面语，不太善于、也不太喜欢口语写作（这显然与我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有关），而王南溟的口语化写作明显（当然也不是像某些小说那种程度的口语化）；我的批评兼有讽刺话语，但是很少（后期更少）王南溟那种尖刻的讽刺话语（这种尖刻的讽刺话语竟成了王南溟批评风格的一部分）；我和王南溟的批评文风虽都犀利、严谨，但我的批评更重细节的详尽分析（把话尽量说尽，以免误解，这是自然科学论文的写法，这同样与我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有关），以致于有时显得罗唆、刻板、不含蓄”。

　　我说“我的批评主要使用书面语，不太善于、也不太喜欢口语写作”这是“自我吹捧”吗？这甚至是有点自我批评（因为用书面语很难写出特色、个性）。“犀利”就是“尖锐”，就是“直截了当”地批评问题，它的反义词是“温和”、“含蓄”等；“严谨”就是指文章能够“自圆其说”，没有“逻辑错误”，它也是写文章的最基本要求；“重细节的详尽分析”是指文章分析问题的方式，“犀利”、“重细节的详尽分析”都是指文章的风格（写作的方式方法及其特点），而风格本来无所谓“好”与“坏”，你不能说“犀利”、“尖锐”就绝对好，“温和”、“含蓄”就绝对不好，关键要看文章的具体情况。而“严谨”是对批评的最起码要求（严谨的不同方式也可以成为一种风格追求）。那么，我说我的文章“犀利”、“严谨”、“重细节分析”怎么会是“自我吹捧”呢？而且，我明明说由于“重细节的详尽分析，以致于有时显得罗唆、刻板、不含蓄”，“罗唆”、“刻板”怎么是“自我吹捧”？再者，我有两处说“与我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有关”，只是为了方便别人分析我的文风的来源，怎么就是“卖弄”？按段君的逻辑，那段君说“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其实专谈‘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方法论’”的，这不就是段君在说自己的研究背景吗？段君岂不是也在“自我卖弄”、“自我吹捧”吗？一个批评工作者为了说明问题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文章写作的方式方法、风格特点和研究背景，都要被指责为“自我吹捧”、“卖弄”，这是什么逻辑？当然，象段君那样“随心所欲”、“逻辑混乱”、“胡言乱语”的批评，哪还有“底气”说自己的文章“犀利”、“严谨”？

　　再一句一句分析我引用的金锋评我文章的一段话【9】，金锋说：“吴味就我在博客上的一篇短文，写了《可能性在艺术之外——‘批评性艺术’讨论》的辩驳性文章，我比较艰难地读完了”是“吹捧”我吗？那不明明是在批评我的文章的“可读性”差吗？不然怎么叫阅读“比较艰难”？金锋说：“吴味文字为了表达上的严密性与专业性，最后总是把话都以长句的形式出现，有时还嫌不够，在长句后面还要加上一个长刮号”是在“吹捧”我吗？那不是几乎在直接地批评我的文章“罗唆”吗？金锋说：“吴味文字的特点是，吃准要害，当仁不让，不讲面子，穷追猛打”是在“吹捧”我吗？这不明明在说我的“文风”（特点）吗？而“文风”本没有“好”与“坏”之分（见前述）。金锋说：“作为批评家的立场来说，我是一直喜欢吴味这样的批评态度的”是“吹捧”我吗？“喜欢”怎么就是“吹捧”？金锋说：“在吴味批驳我的文字中，依然保持着他严谨的、苛刻的、条分缕析的批评家形象。我短小的文字差不多被他驳得一字不漏”是在“吹捧”我吗？这不明明是在说我的文章的具体写法吗？再说“严谨”是基本的要求，“苛刻”与“条分缕析”未必就是很好的写法，恐怕有些人还不屑一顾呢。

　　一个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对金锋和我的几百字的文句的理解和判断都“狗屁不通”，还要胡乱指责别人的学术人格，原因恐怕只有两种：要么段君的专业素养（包括基本语文素养）低劣，以至“无知妄说”；要么段君的人品低劣，以至“别有用心”。而我宁可相信是前一种原因。但无论何种原因我都要为清华大学感到悲哀！我更为段君的导师岛子先生感到悲哀！而这种“无知妄说”或“别有用心”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4、事实上，对于学术批评来说，真正的“吹捧”是指“不切实际”地说某人的批评在学术和写法上有多大的成就（学术与写法上的创造）及其影响，“吹捧”的前提是“不切实际”。如果对某人的评价实事求是，那这种评价就不能说是“吹捧”。段君也可看看金锋和我自己针对我的文章的评论是否符合我的文章实际情况，甚至也可检验一下我批评段君的两篇文章的文风是否符合金锋和我自己的评论。何况，金锋和我对我的文章的评论只是涉及了我的文风，根本未涉及我的文章在学术和写法上有什么创造，更没有谈我的批评有什么影响，怎么能说是“吹捧”？另外，我实事求是地陈述了我在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理论”应用过程中所做的具体工作，这些工作主要针对【10】“批评性艺术的特定艺术观念产生的具体机制”（重点在艺术语境、社会语境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观念生成的具体逻辑过程和环节）、批评性艺术的方法论（重点在当代艺术创作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提出了当代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即要像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做当代艺术）、“批评性艺术的本体性质”（重点在批评性艺术的艺术能指性质及其与其它艺术方式的关系）、“具体作品的批评”（更强调批评性艺术的广阔空间，做了许多个案分析）。所有的陈述都全部做了参考文献的标注，且未涉及这些工作的意义，并说：“是否有意义，还需要当代艺术实践的检验”。艺术批评的世界广阔无边，而我只是实事求是陈述了我所做的这么一点工作（段君可以检验我的陈述是否“实事求是”），这怎么会是“吹嘘自己”、“简直成了‘大批评家’”了呢？段君如此信口开河，凭空诬人清白，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5、段君谈到“自我批评的意识”，我可以举例说明我是怎样做“自我批评”的。我早期对张强的《张强踪迹学报告》行为艺术就有过错误认识，如在2002年9月香港艺术公社举办的“行为与书写——吴味/张强艺术展”（简称“行为与书写”）研讨会上，我当时从男女双方共同作用产生“踪迹”的角度认为，由于《张强踪迹学报告》中男性与女性是互为主体互为客体的，所以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男性是“主体”和“书写者”、女性是“客体”和“被书写者”的男女关系；并认为男女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一种“互乱”，表征的是几千年男女关系的某种“真实”。对这样的“错误认识”，我在《男权主义的“迷魂阵”——〈张强踪迹学报告〉与女性主义》【11】一文进行了具体分析的“自我批评”（文章分析文字很长，无法全部引用），我说：“现在看来，当时的评论只看到了作品中男女关系的表面现象……而所谓‘男女互乱’表征说，同样是未看到几千年男女关系中，女性从被迫到心甘情愿与男性‘和谐’的文化真实，根本不存在什么‘互乱’（指没有普遍性）……！因此，我当时对《张强踪迹学报告》的评论实际上是由于没有对作品的具体语境进行严谨的‘科学’分析的结果（背后可能还有男权主义文化惯性的潜在影响）”，并在“作者按”中说【12】：“在科学研究上，研究人员以新的更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对以前的研究结果的错误予以否定是极其正常和经常的事，也是学术规范的起码要求”。这样的“自我批评”就不是说套话。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张强的作品的错误认识并非只有我一人（也包括段君的导师岛子先生），但却只有我一人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纠正”和“自我批评”。现在段君认为我的批评有问题，却又不做详细的具体科学分析让人信服，就指责别人缺乏“自我批评”的学术人格，这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6、段君说【13】：“此外要说的是，吴味经过多次与别人的争吵，已经积累起争辩的相当技巧，其中最绝的一招，就是将对手的观点极端化。在复述和辩驳我文中句子的意思时，他几次在我的表述中加入‘一定’，将我的观点绝对化，以便显得他的观点更有弹性，更接近‘真理’。同时他在该文中，显然是想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所以才极力向我在《酸腐的批评》中所批评过的批评家谄媚，以拉拢多数，对我进行打击。”

　　先看我用“一定”一词是不是将段君的观点“绝对化”。我说【14】：“段君如此批评王小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因为段君的批评不要说‘客观证据’，就是在‘逻辑’上也讲不通。‘王小箭的强硬姿态’难道就是段君所说的意思，难道就一定不是只针对自己的批评立场和策展的商业化问题而言？王小箭多次重提自己曾参加过《美术》杂志的工作，难道就一定是‘酸不溜秋地’地‘抛售老家当’？”；“批评家们一厢情愿地构想‘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就是想让批评体面地进入这一体系当中，以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难道就一定不是出于艺术良知和理想主义？”。如果不是脑子有问题，恐怕一个普通初中生也能够理解我用的三个“一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段君，听好了，我就不厌其烦的给你解释一下：三个“一定”是反问你，如果王小箭的话可能还有其它的意思，而并非“一定”只是你所说的“意思”，你凭什么不考虑其它的意思，而只考虑你认为的意思，这样你的批评在学术公正意义上不就有问题了吗？这怎么是将你的观点“绝对化”？其次，我分析段君对于其他批评家的错误观点，怎么是想“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极力向段君所批评过的批评家“谄媚”，拉拢多数，对段君“进行打击”？按段君的逻辑，段君说【15】：“当在场的杨卫说到‘其实很多艺术家对批评家还是很看中的，而且很期待的’，正襟危坐的批评家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是不是就是向杨卫“谄媚”，拉拢多数，对王小箭等人“进行打击”呢？段君的说法哪还有学术正义可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段君如此“胡搅蛮缠”，藐视学术正义，这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7、我在《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一文中说【16】：“段君对我的批评实际上还来源于一种学术研究的错误认识，以为谁运用了某人的艺术理论观点（或引用了某人的原话），呈现出明确的某种理论的倾向，那么他的批评就是某人的翻版……事实上，一种新的艺术批评理论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学科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事，它需要许多批评家不断运用这种理论的‘原理’（请注意‘原理’这个词）去解决艺术的实际问题，在运用中去不断检验和完善这种理论的各个方面，学科的建设才得以可能（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更是这样）……同时，在学科建构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对这种局限性的超越，就可能诞生一种新的理论。所以，显然，无论是学科的建构和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某种理论的广泛、深入的应用”。

　　今天我还要公开地说，我的批评就是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理论的应用（这种应用就是应用科学研究），并在应用中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乃至“拓展”了批评性艺术理论，我的“当代艺术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观点就是批评性艺术理论在应用中的“拓展”（我在多篇文章中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论述），虽然它是否有意义还继续需要当代艺术实践的检验。对批评性艺术理论的“补充”、“完善”乃至“拓展”也是批评性艺术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段君说【17】：“这不是他自己在一个小范围内强行区分差别，就可以同王南溟拉开距离的”，我要告诉段君的是，我的批评本来就是在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理论”的“小范围”内，我和王南溟的“距离”就在于：王南溟原创了“批评性艺术理论”，而我只是做了“批评性艺术理论”的与王南溟自己有许多不同的“应用”工作，并在“应用”中“补充”、“完善”乃至“拓展”了批评性艺术理论（如果“当代艺术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观点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肯定是对批评性艺术理论的拓展）。如此而已。如果段君无论如何就是要像“无赖”一样认死了我的批评是王南溟的“翻版”的话，那我现在要声明的是：我宁可一辈子要这样的所谓没有“独立性”、“主体性”的“翻版”的批评，也决不要段君那种所谓有“独立性”、“主体性”的“连蒙带猜批评”乃至“无赖批评”。

　　以上我用大量的证据“逻辑实证”了段君《惹不起的批评》一文的“无赖批评”性质，这种“无赖批评”的目的不是“问题探讨”而是“人身攻击”；它的内容从不涉及学术命题，而只针对人品道德；它的方法论就是在“连蒙带猜”而不是在“逻辑实证”的基础上“随心所欲”、“胡搅蛮缠”、“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乃至“血口喷人”【18】。它在文革时简直是“家常便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文革过去30多年的今天，文革文化的“无赖”习气在某些人身上不仅半点未除，而且还发扬光大（从中国网络文化中可以看出这些人还大量存在）。这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注释
　　【1】、【8】、【10】、【14】、【16】吴味《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与段君谈艺术批评的方法论与学科建设》，《美术同盟网》2007年6月12日“特别搞搞震”栏。
　　【2】、【15】段君《酸腐的批评》，《美术同盟网》2007年5月29日“特别搞搞震”栏。
　　【3】、【4】、【6】、【7】、【13】、【17】段君《惹不起的批评》，《美术同盟网》2007年6月20日“特别搞搞震”栏。
　　【5】吴味《艺术批评的规范——从王南溟与皮道坚、刘子建的水墨争论谈起》，《美术同盟网》2005年12月“评论”栏。
　　【9】金锋《对吴味就我文字所写的文章的回答》，《新浪blog》——“金锋blog”2007年“我的所有文章”栏目。
　　【11】、【12】张强《男权主义的“迷魂阵”——《张强踪迹学报告》与女性主义》，《今日美术》2006年第1期。《世纪在线艺术网》2006年“特别推荐”栏目（发表时加了“作者按”）。
　　【18】孙振华《赖汉批评》，《雅昌艺术网》2007年“博客——孙振华”栏目。

　　
2007年6月下旬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