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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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刘新成

    日常生活史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于德国和意大利。在意大利，日常生活史被称为“微观史学”。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关注，而且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进入社会视野。在西欧，无论是文物展览还是成人教育；无论是地方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大众传媒，都常常包含日常生活史内容，以致有人把日常生活史的出现称为史学发展的“标识性”事件。自90年代迄本世纪初，关于日常生活史理论的论文不断结集出版。德国和意大利发行了日常生活史专业刊物。美国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设专章对“日常生活史学”予以评介。

　　日常生活史在西欧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西欧发达国家，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人们对现代化能否带来“永恒福祉”越来越感到怀疑。面对工业化社会将人们自由选择生活时空的权利碾得粉碎、日益强化的社会理性严重抑制生活多样性的局面，人们突然发现，自古以来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思考。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质疑现代化的“绝对合理性”的同时，还试图以丰富多彩的大众日常生活解构现代化的“铁律”，用日常生活的多元发展走向来说明，西方的现代化虽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似乎代表着某种发展规律，但至少在生活方式层面具有偶然性和选择性。他们希望在历史中发现“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从而重新建立起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日常生活史学的出现还与当代西方学术发展趋势有关。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开始关注日常生活，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等人都曾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过理性观照或价值评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赋予日常琐事以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福柯虽然否认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但是他在对精神病、诊所和监狱演变的历史进行研究后却得出结论：全部现代史以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规训”为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尤其深入，勒菲弗尔和赫勒都出版了以“日常生活”为题的专著，法兰克福学派则把日常生活视为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

　　文化人类学对日常生活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在相对封闭的人群中，衣食住行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而成为习惯，又随着空间扩展和时间延续变为风俗，而风俗的人格化即为社会；所谓文化传统不过是社会的符号表征，它一旦形成即会反过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学几乎全盘承袭了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理路，只是用“回顾”代替了“平视”，将研究对象从人类学的“初民”换成了历史上的“古人”。像文化人类学赋予研究者相当广阔的解释空间一样，日常生活史学也鼓励史学家放弃“让史料说话”的客观主义治史传统，大胆地进行历史“重构”。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日常生活史是西方现代史学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产物。首先是对历史结构主义的批判。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倾向是“社会科学化”，即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热衷于统计数字，绘制图表，勾勒发展曲线，构筑宏观框架，创制社会发展模型。按照“社会科学历史观”，历史研究应该具有长时段、大跨度的宏观视野，着眼于“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力图从总体上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日常生活史学者对这种“宏观”史学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史学“科学化”的最大弊端是“见物不见人”，而抽掉了“人”这个内核，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日常生活史学者指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客观存在的“结构”固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人们的行为，但是个人毕竟保有“自由空间”和“选择余地”，“制度”所留下的这些“缝隙”是藉以说明某些行为差异和社会矛盾的关键。他们认为，在现实的生活中，个人与“结构”、“制度”之类“庞然大物”相距甚远，而家庭成员、邻里乡亲、甚至谈话伙伴却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日常生活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们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外在世界的。日常生活史学者认为，空谈“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日常生活史学者批评“宏观史学”，但并不否认后者的存在价值，也不想取而代之，而是将自己的研究作为后者的补充。

　　日常生活史学的出现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端不仅销蚀了人们的理想和信念，也凸显了理论的贫弱。在这种形势下，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新理想主义等思潮渐渐兴起，历史学则出现虚无主义倾向，其功能被认为只限于文本解读，而不是探明史实。日常生活史学者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生活琐事都富于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说明其意义，尽管这种说明未必能够转化为对未来的预见，但毕竟可以形成某种“解释的框架”，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最终深化人们对过去、也包括对未来的理解。日常生活史学所追求的是找到一种既承认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又能建构和解释人类过去的历史学。所以，日常生活史学是经验主义的学问，是唯物主义的学问，这一点可以用日常生活史研究者多半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来解释。

　　经过30多年的学术实践，目前日常生活史已经形成若干研究特色，主要包括：

　　研究对象微观化。日常生活史学家追求生动立体地再现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并探究其发生和变化机制，结果必然导致研究对象“微观化”，村落、街区乃至个人常常被视为最合适的研究对象。但是，日常生活史学者特别指出，研究对象的微观并不意味着结论意义的“微小”，以小见大是日常生活史学的真正主旨。

　　“目光向下”。日常生活史倡导“让史学向历来被忽视的人群敞开大门”、“在小人物群体中探寻历史动因”。日常生活史研究者关注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对二战中德国下层工人、外籍雇工、犹太人、同性恋者以及吉普赛人的研究、对欧洲近代早期惨遭迫害的“女巫”的研究，不仅在史学界，而且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和强烈反响。

　　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以至于对其关注范围只能“软界定”为“日常行为”，包括工作行为和非工作行为两大类。按照这种界定，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与劳动、生与死、爱与憎、焦虑与憧憬、灾变与节庆，都属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而日常行为所牵涉的所有制关系、财产继承、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组织、城市制度、工人运动、法律争讼等等，也可以作为背景进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

　　重建全面史。20世纪中叶以来，“全面史”一直是西方社会史学者追求的目标，所谓“全面”是指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但事实上，许多标榜“全面”的史著或是将上述四个因素列为互不相干的四条平行线，或是仅在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建立联系，而将文化孤悬在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未能准确把握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相互连接的“接点”。而日常生活史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象是日常行为，而日常行为既有“给定性”又有“创造性”，前者属于内在的文化范畴，后者则体现于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说明两者的关系，就等于在文化模式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之间建立起联系。正因为此，日常生活史学者建构的社会模型比社会史学者所建的更加均衡、更加丰满，许多社会史结构无法说明的现象，在日常生活史结构中得到了差强人意的解释。

　　“他者”立场。日常生活史学家认为，所谓“让史料本身说话”的科学主义历史观是既不正确也不可能的；史料本身并没有意义，日常生活史的史料因其凌乱细碎而尤其如此；因此必须经过人的思考，赋予史料以意义，所以“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时，他们对一般史学家自鸣得意的“客观分析”也嗤之以鼻，认为这种“客观”其实是居高临下的俯瞰，“分析”愈深入，与历史真实相去愈远。同时，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日常生活史学家不赞成对历史上的生活方式妄加评判或滥施同情，而是主张以“他者”立场，亦即站在历史当事人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会”。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理解，理解了古人也就理解了自己。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