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位院士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倡议书”质疑／刘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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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位院士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倡议书”质疑／刘铁芳




　　刚刚读到沸沸扬扬的“69位院士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倡议书”，仔细推敲，发现其中可谓漏洞多多。

　　我们先看倡议书的前面：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中华民族在饱受了100多年世界列强的侵略凌辱后，终于在21世纪获得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时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牺牲了数以千万计的海内外同胞，这才换来了今天的复兴机遇。我们要珍视这个机遇，决不能再失去这个机遇！……15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目标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终于来到了！……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的“纽带”性质和作用，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更加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可以确信，伟大的中华文化全面振兴之日，也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之时。”

　　这里的每一句都可谓一言九鼎，句句有泰山压顶之势，这是为下文做铺垫。然后，马上就提出了“在儒家文化发源地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问题。显然，倡议书的用意一目了然，那就是，以前面的无比正确而崇高的立意来充当中华文化城出场的衬托，俨然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而“15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目标”好象就是为了能建设这么一个浩大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正如鲁迅所说的，“拉虎皮,做大旗”，倡议书一下就把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抬到中华文化的繁荣的高度，再抬到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的高度。

　　一个标志城真的就有那么大的作用么？显然，文化发展的真正标志只能是文化本身，而不是所谓文化的标志。标志城再好，并不妨碍现实中的鲜活的文化本身的落后。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璀璨夺目的文化标志，从阿房宫，到万里长城，到颐和园，他们当时当地的存在本身，到底是不是中华文化辉煌的标志呢？或者说，他们是否带来了中华文化的繁荣？恐怕结论远不是那么简单。可见，文化发展真正的中心应该是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实际的文化的繁荣，而不是所谓文化标志城的繁荣。否则，朝鲜就可以以平壤的繁华而取代全国的繁华了。纵观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文化标志，也不是人为修建的专门标志城，而是修建出来后自然地成为文化的标志。不去更多地关心人们的文化实践本身，关心当代中国人的鲜活的文化活动，而专注于所谓文化标志城，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舍本而求其末？

　　倡议书前面一截可谓立意高远，但一到关键问题就明显气势下滑。先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志遭到破坏、民族凝聚力减弱”，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在于，疗治“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志遭到破坏、民族凝聚力减弱”的最好的方式乃是把遭到破坏的原生地的民族文化标志很好地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而不是专门到山东济宁专门修建一个标志城。个中原由，一是修建了这个标志城，到底多少中华儿女能从中获得文化的陶冶而增进民族文化的认同呢？二是在原来的文化标志遭遇破坏的背景下，难道新修一个就不会遭遇破坏么？要保护文化标志，哪里都可以；同样，要破坏文化标志，中华文化标志城一样也可以。

　　再到后面，“在儒家文化发源地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为什么中华文化标志城就一定只能是建在儒家文化发源地？为什么不是儒家以前的更深远的文化的源流之地？我们不是炎黄子孙么，为什么不可以修建在炎黄文明之发祥地？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难道就是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化的复兴？这显然就弱化了倡议书前面的宏大主题。

　　接下来问题就更多了：“形成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并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所广泛认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心展示基地和文化标志性城市”，这里表面上说到了“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所广泛认同”，但究其实质而言，因为海内中华儿女不仅仅是认同的问题，我们天天生活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之中，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地活出中华文化的味道来。真正需要认同的是海外中华儿女，因为他们生长在异域文化的背景之中，所以他们需要从中华大地寻找中华文化标志，来增强文化认同。显然，这里的“认同”说白了，就是为了海外中华儿女的认同。如果是为了海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大可不必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因为完全可以让他们在中华大地上广漠的人文资源中获得认同。如果中华大地，已有的如此繁多的文化标志地，都不能让他们获得精神认同，花上300亿修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就可以获得认同了么？文化认同的问题难道就是标志城有无的问题？

　　下面的一段进一步下滑：

　　“我们深深地感到，具有五千年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应该拥有极富中华民族特色、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标志城；海内外华人，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应有一个共同向往的文化精神家园。炎黄子孙可以生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可以拥有不同的国籍，但不能割断自己的血缘纽带和历史的渊源。”

　　 “我们深深的感到”，这显然不应该是院士的话语，不能因为你个人“感到”，就非得如此，必须要讲道理，而不是讲“感到”。可能是生性愚驽的缘故，作为中国人的我就怎么也没“感到”这一点。“海内外华人，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应有一个共同向往的文化精神家园”，原来修建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为了那些漂泊异乡的华人有一个精神的家园。这里的问题就来了，难道精神家园就一定要用一个如此浩大的工程来体现吗？难道没有这个家园，华人就没有精神家园吗？这到底是经过了多少华人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呢？其二，难道修建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就是为了给漂泊的华人寻找精神家园，那么，那些一辈子也不可能到海外漂泊的华人，他们的精神家园不重要么，确切地说，是他们的生命家园不更重要么？其三，前面说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事关民族复兴、文化复兴，难道民族复兴、文化复兴，归结起来就是为了漂泊的华人有这么一个可以共同向往的精神家园，而不是民族与文化复兴本身的价值么？

　　倡议书接着说：

　　“炎黄子孙可以生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可以拥有不同的国籍，但不能割断自己的血缘纽带和历史的渊源。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对人类文明有新的更大的贡献，就应该一刻不停地丰富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突出自己的民族文化标志，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旗帜。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集中建设一个‘文化标志城’，应是最紧迫、最切实的举措。”

　　这里就相去更远，难道不修这个标志城，炎黄子孙就割断了自己的血缘纽带不成？“不停地丰富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突出自己的民族文化标志，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旗帜”，到底是在哪里来丰富和弘杨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难道修建好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民族文化标志城里面不停地丰富和弘杨民族文化个性了么？就好比我们要让老虎发展起来，我们就在笼子里养几只老虎，这就能算不断繁荣老虎事业了么？或者把古老的东巴文化、神奇的藏族文化、以及无数绚丽的少数民族文化等等，都搬进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些文化样式就可以在这里发扬光大、永放光芒了，就好比我们眼下几乎每个发达城市都可见的民俗文化村，真的就成了民俗文化繁荣的标志，还是仅仅作为娱乐的摆设，就好象摆在笼子里的老虎？更有甚者，后面还说，建设文化标志城是目前“最紧迫、最切实的举措”，这么多年没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难道中华民族就走到存亡的边缘了？

　　接着再看：

　　“我们深深地感到，在我们这个辉煌的时代，既要建设一个经济大国，更要建设一个文化强国；既要有辉煌的经济工程存留于世，更要有辉煌的文化工程存留于世。”

　　又一个“深深地感到”！不过这个“感到”的前面一句，我也“感到”非常中肯，但一到后面关键的一句，我就“感到”毛病迭出了。其一，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是两回事，动不动就是“工程”，期待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正是工程思维的大忌，也是当下工程思维泛滥的结果。院士们还是多关心经济工程，而不要把一切都工程化，特别地不要动不动就把文化工程化。其二，经济工程与文化工程存留于世，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工程本身，而是为了民族的发展，为了民众生活的改善？经济工程存留于世可以改善民生，这毋庸质疑，但刻意而为的文化工程就一定能改善民生么？肯定不能简单类比。

　　后面一句，似乎错得更远：

　　“古今中外，正是历代建设的不朽文化工程，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朽的精神文化象征，而对本民族的发展乃至全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前面提到的阿房宫一把火被烧掉了；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当年带来的并不是发展与繁荣法，而是改朝换代的灾难。而真正不朽的文化，比如《诗经》、唐诗宋词、《红楼梦》，比如《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古今中外，不朽的文化大都不是历史有意地以工程的形式“建设”出来的。当然，不排除国家可以有意识地建设不朽的文化工程，比如埃及金字塔，但真正不朽的建立在民族心灵深处的文化并不是以工程的形式建立出来的。即使是长城，我们现在把它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其一，当初可不是民族精神的什么象征；其二，这也是后人意识形态渲染的结果，而不是它本有的。恰恰真正作为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象征的，是《诗经》，是《红楼梦》，是《鲁迅全集》，是珍贵的方块汉字。历史上建设性的文化工程真正有益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并不多见，相反诸多破坏性的文化工程，倒是真正起到了阻碍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作用，比如焚书坑儒，比如独尊儒术，甚至还包括康熙乾隆的文化整理，在整理的同时也剔除了大量的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直接地破坏了中华文化全面传承的完整性。我们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即使单就文化保护而言，会不会有负面的作用呢？恐怕难有确切的答案。

　　倡议书后面还提到“五千年的优秀文化需要很好地弘扬”，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在于，弘扬不等于修建标志城。依我个人之见，我们确实需要实实在在地保护、弘扬民族文化，也可以修建民族文化的标志，但根本的原则是要把文化的弘扬与国民的生活实践尽可能结合起来，我们需要就事论事，切不可一劳永逸。所以，眼下重要的，一是尽可能多地保护正在遭遇损毁的文化标志，而不是把钱集中起来，都来修中华文化标志城，而恰恰把各地、各民族原有的文化景光保护的资源占有起来；一是在符合文化生态的前提下，在即将或已经消失还可以弥补的地方，建立相关文化保护的专门场所，而不是笼统地都到济宁来保护各地自己的文化传统。济宁当然修建保护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也应该保护，但济宁不能也不应该包办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保护。我们要更好地领略儒家文化的精髓，当然应该深入孔子生活的故里，但同样我们要更好地了解近代湖湘文化，显然要跑到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去，那显然是南辕北辙，劳命伤财，费力不讨好。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文化许多时候离开了必要的背景就是子虚乌有，只有其形，而没有其魂。

　　当然，更重要的是，繁荣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需要我们切实繁荣当下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否则，再多修几个文化标志城，也无益于老百姓实际的文化生活的繁荣。十三亿人口，能够真正享受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文化熏染的，又能有几多？如果真的只要多修几个文化标志城，中华文化就真的繁荣了，中华民族就真的全面复兴了，那么我们就全民动员，在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建上无数个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文化标志城，把所有可以物化的文化形式统统用文化城的形式保护起来，上下一心，即使饿几年肚子，也要把这些工程完成，依照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耐受力，估计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关键在于，这不过是某些人的一相情愿罢了，文化乃是活生生的生命实践，怎几个文化标志城的有益建设了得？

　　无疑，倡议书的前提都是很好的，但倡议书的推论几乎没有站得住脚的地方。读完之后，让人很难从中找到一条一定要如此紧迫地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塌实理由。说来说去，不过画皮一张。显然，这个报告很可能不是这些院士精心策划、集体写作的结晶，而是少数人利用这些院士的牌子，拟出文稿后找这些院士签名的。

　　我丝毫不怀疑这些院士的良好愿望，但仅有良好愿望，而没有对文化问题本身的严密思考是不行的。这些院士本身就是科学领域非常杰出的人士，他们恰恰对中华文化标志城本身欠缺科学的考虑，至少，他们对这份倡议书是欠缺深入的考量。心虽好，但这个字签的并不好，至少，体现不出院士应有的文化胸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