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放下那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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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放下那些痛
                   文|艾薇


小学一至三年级，我的表现一直可圈可点，最好的时候曾考过“双百分”，在学校发展的第一批五名少先队员里，就有我的名字。性格虽不算外向，上课的时候还敢举手发言。村里一些比我年龄稍长的四五年级的孩子，大概是觉得自己人生经验丰富，远远地预见了我的未来，就直呼我为“大学的苗子”。可是一进入四年级，一切都来了一个急转弯，那样地令人猝不及防。
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正风涌着改革的浪潮，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那些民办老师的心就开始活泛起来，人虽然在教室里，心里惦念的却是地里的庄稼，是圈里的的牛羊和鸡鸭。好朋友梅花曾告诉我，四年级的语文老师课上得可好啦，读课文特别有感情。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他整日板着的面孔。有一次，他让一位女生读课文，读完之后，却不让她坐下，而是让她把其中的一句话再重读一遍。
女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按他说的重读了一遍。没想到，他又冷冷地命令女生：“再读一遍！”如此反复，一连读了十来遍，下课铃声响了，才算罢休。我一直没有听出女生读的有什么不对，她自己也不知道。
数学老师态度倒是好，极少打骂我们，只是一味地懈怠和不负责任。开学没多长时间，就有同学发现了端倪：数学作业无论对错，老师一律打对勾。对此，我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此前我一直都是认真做作业的。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一次做作业的时候胡乱蒙了得数，就交了上去。作业发下来，令我大为“惊喜”的是，一片红彤彤的对勾啊！后来，有更多的同学知道了这个“秘密”，都开始如法炮制。就这样，师生各自“心怀鬼胎”，相安无事。
四年级尚未结束，语文老师就不干了。学校找不到代课老师，就任由我们在课堂上打闹、疯玩，甚至还有打扑克的、吃江米棍的。数学老师是吃商品粮的正式老师，也乐得逍遥，对我们不管不问，有时候还讨要我们的江米棍吃。后来，这个人又先后教过我的弟弟妹妹，而且一直都是这种态度。最为可笑的是，几年之后，我的哥哥和他竟成了连襟。因为亲戚关系，工作之后我还见过他好几面，每次脑子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误人子弟”这几个字。
我们这一班学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升入了五年级。五年级的老师发现我们成绩差得要命，开学之后就组织了一次考试，排名在后二十位的都强制留了级，我有幸升入了五年级。我在阅读史里曾经写过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是极严厉的，如果看小人书被他抓到了，要么没收，要么要说出这本小人书的“中心思想”。偶尔会有同学带来一本《故事会》、《少年文艺》之类的书，我和同桌红染就会想方设法借来看。有一次，在语文课上，我俩一人贡献出一条腿，偷偷同看一本《少年文艺》。尽管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还是不幸被老师发现了，气急败坏的老师当时就责令我们把书撕了。课后，我们心疼地把撕坏的书一页一页整理好，每人分了一半，又各自陪给主人一毛一分钱，也因此恨上了那位姓谭的语文老师。他让我们划分段落、总结中心思想，我因为害怕，总也想不出正确的答案。有一次试卷上，有看拼音写汉字的题目，答案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连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数学老师是一位个子矮小的中年妇女，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笑容。有一次上课她提问我：“长方体的体积怎么计算？”因为四年级数学几乎荒废了，我匆匆忙忙瞥了一眼课本，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回答道：“长方体的体积等于底面积乘以高。”这个答案本来没有错，要命的是这是五年级课本上的内容。按照四年级所学的知识，我应该回答：“长方体的体积等于长乘以宽乘以高。”数学老师瞪着我，一句接一句地追问：“谁给你说的长方体的体积等于底面积乘以高？谁给你说的？你说说谁给你说的？”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低着头任由她数落。
五年级那一年，虽然成绩比四年级好了一些，却是小学阶段最不快乐的日子。小升初的时候，我们学校全军覆没，没有一人达到重点初中的录取分数线。按照重点初中的录取政策，如果一所小学没有一人达到录取分数线，就“瘸子里面选将军”，让分数最高的那名学生去上。我有幸打了个擦边球，被照顾进了重点初中。父亲从乡里给我拿回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竟然出奇地淡定。
对于“被照顾”一事，我其实在初中入学的时候毫不知情，只是觉得自己被重点初中录取有点意外，也没有多想。倒是有一位教音乐的老师，对此事特别在意的。那位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穿着白府绸的上衣，显得干净利落。只是他对于成绩和出身的在意，远远超过一般的老师。那时候，我在九班，班里的学生大多来自乡下，十班的学生有不少来自“机关”，父母在乡政府、供销社、卫生院或者是学校任职。他教给十班的学生唱当时非常流行的蒋大为的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牡丹之歌》、《骏马奔驰保边疆》等。教我们唱的则是一首电影插曲《满山红叶似彩霞》，这首歌不仅不好听，还极难学。这样的“因材施教”大大挫伤了我们的自尊，他也因自己“有眼光”而甚为得意。
他还经常在课堂上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些学生根本没资格进入咱学校，是照顾来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常常就瞟着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学。时间久了，我才明白，我就是他鄙视的受到照顾的学生之一。期中的音乐考试，老师在讲台上弹风琴，同学分成三人一组上去演唱。
和我同组的两名同学都是从优质小学考进来的，她们俩的得分都在85以上，我只得了65分。
冬天，我的手上生了冻疮，因为我个子小坐在第一排，被音乐老师看到了，他就问我：“你的手咋啦？”我怯怯地说：“冻的。”他一副鄙夷不屑的表情，一撇嘴说：“冻的？是长的疥吧！”那时候，学生宿舍年久失修，非常阴暗潮湿，有不少学生身上长了疥疮。长疥，不仅意味着你这个人不讲卫生，而且疥疮极具传染性，如果某个同学长了疥，大家就会躲瘟神似的躲着你。所以，当他在教室里大声宣称我“长疥”的时候，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差，吃的是从家里拿的馍，用塑料网兜盛着，放在大伙的蒸笼里热一下。穿的除了夏天的单衣和冬天的棉袄棉裤，春秋天过渡的衣服几乎没有。有一年刚过了清明，天气就陡然热起来。家庭条件好的女生换上了毛衣，我还穿着棉袄，被音乐老师看到，他又习惯性地一撇嘴，讽刺我：“你的棉袄能穿到几时？”他不知道，我不是爱穿，是不得不穿。我只有讪笑着，往同学身后躲。
初一那一年，我不算太贪玩，也不算太用功，成绩却是一路上扬的。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是全班第九名，期末的时候升到第二名，一向节俭的母亲还给我买了一条绿色的围巾作为奖励。第二学期一开学，第一节音乐课上，音乐老师就问：“谁考了第一名？”男生王立场站了起来，老师让他唱了一首歌。“谁考第二名？”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音乐老师有点惊讶，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你也唱首歌吧！”我唱了，因为紧张，唱得一点也不好。初二和初三，因为一直在优等生的行列，他对我的态度渐渐友好起来，我对他，一直是怕的。
小学的那几位老师，尤其是五年级的两位老师，虽然不是我心目中期望的好老师，至少在他们心里，有着“为学生好”的初衷，也没有多少针对我个人的歧视。初中的音乐老师那些有具体指向的行为，让我无力招架，更不敢反击，只好默默承受。十八年的为师生涯，我从不忍伤害任何一位学生。忆起那暗夜中的点点滴滴，有时仍然会有痛和泪。写下来，不为讨伐，只想轻轻放下，善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