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学校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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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学校生活(1)

――一个小学教师的生存状况展现

追梦人  著

来自：http://blog.cersp.com/71259/515961.aspx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是演员，

他们有各自的进口与出口，

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许多角色。

                  ――莎士比亚《请君入瓮》
     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每个人作为一名演员，扮演着什么角色，角色扮演得怎么样，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人生的成败得失。作为教师也是如此，只不过教师所面对的，更多的是学校――这个浓缩的人生舞台。

     早上，懒洋洋的我从床上爬起，简单洗漱完毕，就听见学校喇叭里传来大队辅导员清脆的声音：“请号鼓队员马上到操场集合！”不久，第一道铃声响起，此时时钟指向7：50，我急忙拿起包出门，约5分钟，到了学校大门口。校门口站着值周行政、值日老师和几名执勤学生干部。（这已经形成惯例，除了学生以外，值日的老师由一名行政和一名教师担任。对于值日人员，有相应的规定和要求，譬如早上7：30必须到位）我进门时，两名值日老师正在说着什么，抬头看见了我，满脸带笑，稍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两名值日学生，相对而站，整齐的校服，飘扬的红领巾，显得精神抖擞。“老师早！”当宏亮的声音在耳际响起，我不由得一怔，身子不自觉地挺了挺，微微颔首，打起精神走进了校园。

    一天学校生活的序幕就这样拉开。晴也好，雨也好，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场景在变，角色在变，可内容形式不变，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重复着这部不老的“开场旋律”。于是，作为角色之一的我，习惯了，也麻木了，想当初，面对不太高大的校门，面对朝气蓬勃的孩子，我内心总是激情澎湃！而今，岁月悄悄流逝，简陋的校门变洋气了、高大了，孩子们那标准的队礼和高亢的问好声，在我看来，仅仅是一种仪式的表演，而不再有任何别的意义。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种感觉？记忆里也一片模糊，隐约是近两年的事情吧。曾记得李敖说过这样一句话：“成功的人生一开始是观众，接着是演员，最后是后台老板。失败的人生反其道行之。”小小三尺讲台，折射宽广生活世界。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我任教已十年，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教学舞台上，只是客串的一名小小角色，这个角色的生活世界又是怎样的呢？苏格拉底有言：“未经审问明辨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生活。”“生活需要理解与积淀，而非解析后让其随风飘散”（刘云杉．学校生活社会学．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１６页）那么，就让我们将视线聚焦在我自身这个普通的“角色人”身上，并透过我的学校生活世界，了解我所在的群体的生活状态。



角  色

     角色代表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与身份，同时包含着社会上其他人所期望于个人的表现行为模式。

                               ――吴康宁等（1999：209）



     “学校是教育的舞台，校长、教师、学生及其它学校成员都依照规范而扮演不同的角色。”（许殷宏《高夫曼戏剧论在学校教育上之蕴义》）在我所经历的学校生活中，我是怎样实践教师这一角色要求的呢？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老师是我从小的愿望。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小学老师，也许在我心中，小学老师往往与学识渊博、受人尊敬搭不上太多边。我那时梦想做一名饱学之士，面对无数虔诚的目光，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认为小学教师不是这样，小学教师面对更多的是繁琐和细碎。现在看来，当初的想法根本就是一种无知加偏见。初中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我放弃了读高中。当时在农村，成绩好的普遍考中专，为的是能改变“农民”这一身份。在班主任老师的建议下，我报考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当时一师在全县只招收6个名额，我幸运地成为了其中一名。后来当我得知一师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时，我高兴的心情马上就低落下来，但那时后悔已晚。我本是个勤奋好强之人，深知从偏僻的乡村进入城市求学的不易，便也不敢懈怠。三年师范生活转瞬即逝，1995年7月我从一师毕业，分到了市里一所普通的完全小学，任教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都有着一股子干劲，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一些成绩。记得刚走上讲台的自己，可谓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正式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在日记中写道：

        1995年8月29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正式上班的第二天，感受很多。才知道原来一年级开学第一周可以不上新课，只进行常规训练。确实应该如此。这些刚从学前班转来的小家伙，根本不懂得规矩，上课说话，做小动作，喜欢乱喊乱叫，又可气又可笑的是：昨天我在一（2）班上课，我说上课有问题可以举手问老师，顿时有很多小朋友举起小手，有的问：‘老师，那个窗子上面为什么要有几根木杆杆？’有的问：‘老师，屋顶上吊着的是什么？’我耐心地进行了解答，并表扬他们不懂就问的好习惯。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当我讲到小朋友要买尺子、橡皮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举手，问尺子是什么，什么是卷笔刀……真是应接不暇。后来陈老师（一②班班主任，比我早参加工作2年）告诉我，上课不准让学生问问题，不能放纵他们。我想想这话，对吧，似乎又不十分对，这样岂不扼杀了他们的灵性？夏老师（一位数学老教师）说，只有先让他们掌握了课堂常规，才能上好以后的课。陈老师又说，老师应该学会变脸，该凶的时候凶，该笑的时候笑，我觉得她们讲的有一定的道理。说实在的，看着那些小家伙一个个罚站时那可怜兮兮的模样，我真有些于心不忍，不知道素有‘坏脾气’之称的我竟也会有如此耐心的一面。我觉得对学生不能一味的凶，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该多哄他们，耐心地开导、启发。可我身畔每天都有怒骂、喝斥，真受不了，当老师也真辛苦！

……

     看着以前发黄的日记，我惊讶于自己对教学、对学生的这份用心，虽然刚参加工作的我，不免幼稚、无知，可那份对工作的热情却是现在远远不及的。那时的我，不光勤奋、谦虚、善于向同行和前辈请教，而且从为数不多的日记中，我发现了自己非常可贵的一面，那就是善于思考，不顺从权威，虽然，我仍然偶有流露对小学教师这项工作的不甘心。但这并不代表什么，理想和现实本来就存在差距。幸运的是，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1995年9月25日          星期一       晴

    上午第一节课，学校行政来听我的课了。听了后，他们谈了一些意见：

1．语言欠精练。数学老师语言要精简、明了，而我则有点嗦。‘对不对？’‘是不是？’之类的语言出现较多。可以少叫全班同学一起回答，避免南郭先生吹竽的现象发生。

2．应训练学生懂得老师的手势、表情、符号。如开书、关书、拿笔、写字都可以用符号表示，既形象又节省时间。

3．语速应稍慢些，儿童化还不够，上课时可穿插一些有趣的故事、儿歌等。

……

    虽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不过校长、教导主任给予的评价还算高，说新老师才上任两个星期，能上得如此算是不错的了。乌拉！现在总算轻松一些了！

    不过，以后我要着重抓好常规训练，首先要让孩子们走上正轨，要对自己有信心！为自己定下目标：两年之内拿到大专文凭！早日开始奋斗！”

     时至今日，我还依稀记得那节课我上的是“3”的认识，领导提的意见几乎都是基于教学技术、教学手段层面的。很显然，我对自己是比较满意的，当然，这也不能排除领导对我的肯定激发了我努力工作的信心。作为一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热情高、有抱负的年青人，领导的鼓励和关怀是如此的重要！很明显，从那以后，我的工作更加努力，对自己的发展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我毫不怀疑地相信，如果按照当初的发展趋势，我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数学教师。事实上，“每一个走上教师岗位的新教师，身上都蕴含着成长为优秀教师的巨大潜力，只是由于成长的起点不同，才有了不同的发展轨迹。某个教师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有比其他人更多的发展机会，除了个人的主观努力之外，机遇（比如受到权威人士的赏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郭华.静悄悄的革命――日常教学生活的社会构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5页）但我，恰恰缺少了这种机遇。参加工作两个月来，就在我坚持将自己的点滴感受付诸于笔端时，从11月14日开始，直到96年元月份，日记本上，这段时间留下了空白。我生病住院了，也许是环境的转变，也许是过多劳累，也许是我敏感自卑的天性（当时恰逢父亲工作受挫，家中遭遇变故），反正，我对于教学的投入、对于未来的奋斗只得暂时嘎然而止。对于疾病的无端猜想和恐惧，使我一度萎靡不振、焦躁不安，甚至陷入了绝望。多亏家人的悉心照料、领导及同事的关心，我好得很快。但这一病，使原本怯弱自卑的我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无疑，这种情绪就好像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藏匿于我内心的某处，虽然表面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实际上，它却无时不刻地发挥着作用。从此，冥冥中，我的专业发展走上了一条不太顺畅的路……

     就这样，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学期，有近一半的时间，我是在医院、家中度过的。第二学期重新上班，我原来接的那两个班的数学，学校已经安排给了别人，于是，我只能服从学校新的安排，哪个生病了，哪个生小孩了，她的课就由我来代。就这样，两年的时间，我教过数学、语文、自然、英语，当过班主任。眼看着与我一同参加工作的同事在教学方面不断进步，而我竟然连自己的定位都没有找到。如今，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时苦闷无助的感受：

1996年6月13日         星期四             晴

     ……曾经，陈校长试探过我的想法，代阳老师的英语课，我当时只光想着自己教英语就可以锻炼、提高英语水平，而没有考虑到这个工作只是临时的，只会影响我的工作发展，就满口答应。岂料，事后细细一想，下学期如果教英语的话，再下学期我又不知道干什么，那么，工作一年半来，我其实是在‘打杂’，真是可悲！

    但我不希望是这个样子，今天下午，我去找了学校行政。行政的意思是如果区里没有别的英语老师来时，我就得上，这是工作的需要。我不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说的，只依稀记得希望领导多向教育局反映困难，如果实在缺少英语老师的话，我只好接受。

    回到办公室，我忍不住哭了……

     现在看来，学校行政也是迫不得已。尤其是后来，我作为教导主任，也屡次担任做别人工作的角色。我深深理解那些老师的心情，谁不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然而，在具体情况面前，人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偶然，作为偶在性的个体，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真正有几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顺应和服从。于是，无论教自然还是英语，我总是很尽心。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所料，教完一个学期英语后，一年级的语文老师生小孩了，我改教一年级语文兼班主任。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想这次学校再也不会轻易把我换下来吧。可高兴劲还没维持几天，刚给一年级的小朋友报完到，学校又重新安排我改教三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原来是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年纪大，身体多病，请假了。学校怕请来的代课老师管不住三年级，就让我与之调换。屡次变换工作，我已经没有感觉也无力拒绝。可这个班级，确实不太好管。一个学期来，我感觉我和孩子们彼此都没有接纳对方，尽管我也尽力了。现在想来也许是我经验不足，再加之年青老师与老教师的管理理念不一致，导致学生无法适应。总之，曾经无数次憧憬当班主任的我，在现实面前，我感到失望，虽然教研活动中，我执教的语文课获得了同事的一致肯定。但班级管理的繁琐、低效，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生性内向又十分好强的我倍感压抑、孤独、无助。

     性格决定命运，如果当初我能正视自己的不足，大胆地向有经验的同行请教，或是主动敞开自己，与同事多交流、多沟通，而不是一味地陷入自卑、敏感、孤僻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当然，这种情绪也与身体和家庭等诸多因素有关），那么，事情的发展也许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可当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调出这所学校，不管到哪里都行！正在我茫然不知所措时，学校的前任教导主任，当时已是另一所学校的校长，见我单纯、肯干，便向教育局提名我去她所在的S学校任教导主任。就这样，我作为一名刚刚参加工作才两年的年轻教师，在对于学校工作还远远没有适应的情况下，轻松地、稀里糊涂地完成了教师职业的一次角色转变：从一线教师到管理者。要知道，有多少优秀的教师为了能走上教导主任的岗位而努力奋斗啊。如果说当教师是我从小的愿望，那么，走上教师这个工作岗位，与我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从普通教师转向教导主任，却是我无奈的选择。

     我任教导主任的S学校，处于比较偏远的城郊，校舍陈旧，学生来源差，家长隔三差五来校闹事；教师队伍参差不齐，甚至偶有扯皮骂架的现象发生。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全力配合校长，全心全意投入学校工作中。工作没日没夜是家常便饭，虽然身为教导主任，但我的工作却涵盖了教导主任、宣传干事（大小宣传标语全由我一人包揽，至今依然还记得当时顶着烈日趴在简陋的矮墙边用油漆写卫生标语的情景）、工会主席（因为年老多病的退休教师甚多，年仅21岁的我，那时便代表学校出席火葬场、追悼会等场所）、秘书兼书记员等工作……尽管辛苦，尽管有时也对这项工作产生过厌倦情绪，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做事的机器”，但一想到校长如此赏识我，工作中对我器重有加，生活上也是关怀备至，我就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羞愧，更没有想到过放弃或改变，始终选择了默默无闻地干工作。

     岁月的石磨碾过来碾过去，虽然工作十分辛苦且枯燥，日子倒还平静。在校长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下，学校局面逐渐稳定，各项工作进入了正常的轨道中。光阴荏苒，一晃8年过去，学校又历经拆除、重建、搬迁，成就了市级示范化学校的规模。这8年真是弹指一挥间。期间，也就是2000年下半年，校长退位担任书记，新调来了一名校长，姓张。次年上半年，学校正式搬迁到新校址。回首来时路，有限的记忆里竟没有留下什么关于工作的深刻回忆。是啊，学生走了一届又一届，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是我呢？我还是原来的我。说实在的，97年下半年担任教导主任，当时在教导主任队伍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如果我能深谙为“官”之道（虽然教导主任根本就不是官），我个人的发展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况。可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是一个人专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我的黄金时期，不是因为生病而离开工作岗位，就是因为别人请假我来代课。换入一个新环境，却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相同的工作：编排课表、填写各项表格、参加上级各种会议，然后就是传达、实施、落实，还有写无休止的八股文（计划、总结和汇报），最讨厌的就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督导评估、常规检查、示范学校、实验单位……无数的档案、资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哪里？我无从细究。我深知自己扮演着一个无可奈何的角色。作为一名“年轻的老教导主任”，教导处日常管理我总是做得井井有条，但我却深感自己从未真正进入角色，我忍受不了机械重复而烦琐的工作；作为教师，我总苦恼于自己精力有限，无法真正关注教学。我很矛盾，我也很想改变，但面对现实，我却缺乏勇气。同时，我内心也很清楚，不管怎样，我不能懈怠！于是，工作之余，我一直坚持参加英语专业的自学考试，我想凭自己的实力跳出去！在拿到英语自考专科、本科文凭及学士学位证后，我没有停下步伐，继续不加选择地参加各种名目的考试。省、市、区公务员招考、考研、考PETS、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可无情的现实总是撞得我眼冒金星。考公务员，考得不算差，但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最终希望渺茫；考研，正好碰上学校迎检，毫无准备就上了战场，结果可想而知。一次次失败的经历，令我对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我曾经无数次对自己说：“该停下来了。”我多想像其他同事一样，下了班就打打牌、逛逛街，多么悠闲。可我为什么就那么不满足？我知道，根本原因在于我不满足现有的角色，于是，我不敢停下来。我虽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走到哪里去，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就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我的未来无外乎两种答案：要么继续作教导主任，这显然是我不愿意的；要么辞去教导主任，当一名普通的、纯粹的教师，这等于回到了起点，似乎不太可能。我几乎陷入了死胡同。我深深地感到：当你在一个角色上停留太久时，要改变何其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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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学校生活(2)

――一个小学教师的生存状况展现

追梦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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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练

     没有比较的基点，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验何种选择更好。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像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还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是一幅图画的基础，而我们所说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高夫曼在其“戏剧论”中把人生看成一场戏剧，每个人都在表演。“但实际上，人生并非只是一场场的表演，其中还包含许多“非表演性”（non per formatively）的日常生活经验。”“人生仅止于像出戏剧，并非完全与戏剧的本质相同。”（许殷宏《高夫曼戏剧论在学校教育上之蕴义》）学校生活也是如此，套用高夫曼的戏剧理论，我将其称之为“排练”。戏剧在最终上演之前，可以重复排练很多次，但人生也好，学校生活也好，永远都只能是“初排”。

     “日常教学生活并不只是个人主观的、偶然的生活，而是蕴含着客观的社会主题，反映着社会的客观现实。”（郭华.静悄悄的革命――日常教学生活的社会构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页）因此，这种“排练”既有个人主观的建构，也有外在的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常生活充斥着平凡、繁杂，呈现出“持续性”、“例常化”等特点。“排练”是枯燥的，但却又是必须的。正是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教学日常生活中，我在教导主任和教师双重角色间不断转换。日子一天天过去，虽说是“初排”，但每天排练的内容是那样惊人的相似，就像从复印机里走过，譬如各种仪式、会议。以下的叙述是从惯常的“排练”中截取的“花絮”和“片断”，在回顾这些“片断”和“花絮”之前，我们先有必要了解学校组织结构情况。

网状组织

     我曾在的S学校，在职教师45人。这45名教师分布在学校的各项部门，形成了金字塔似的科层管理机构。

     45名教师中，有的担任一门或多门学科的教学任务，有的担任某部门的管理工作，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学校只有校长和书记不任课，其他部门的管理人员都兼有1―2门的教学任务。在这个金字塔的组织结构中，各部门、各学科之间进行着或纵向或横向的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网状的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网状系统中，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点，有着相应的职责和规范，活动领域也相对固定。学校有一幢教学楼、一幢综合楼，学校行政和大部分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都设在综合楼，为了方便管理学生，语文、数学和其他科任教师的办公室安排在教学楼顶层的两间教室。于是，教学楼那边的教师总是戏称综合楼为行政楼。虽然是玩笑话，但言谈之间，显然在办公室设置这一点上将分布在不同大楼的教师分成了两大阵营。且工作地点的不同也导致了关系的亲疏。很明显，尽管学校不大，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往往一天下来，很多老师都难得碰上一面，说上一两句话。虽然后来由于班额增加和规范管理的原因，教师办公室也移到了综合楼，但教师间缺乏交流、沟通的情况仍然存在，就是同处一室也不例外。这种网状的组织结构还不足以说明学校错综复杂的关系，更多表现教师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因素是隐秘的，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如前所述，S学校经历了更名、重建、搬迁，虽然历史并不长，就新校址而言，更是一所新学校。但就是这样一所新学校，在校址变迁的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2000年下半年张校长的调入，校长的更换导致管理风格和管理模式的变化，且原来的校长并未调走，由校长、书记一肩挑改为担任书记。其次是03年下学期，临近的一所小学拆除，全部学生和大部分的教师都合并到S校。从此，依据自身优越的物质条件，S学校日益壮大，生源不断增加，教师队伍不断扩充，行政力量不断加强。（新调来了副校长、教科室主任，教科室主任与校长原来是一个学校的同事，副校长由附近的学校提拔。）由于机构的增设，人员的增加，行政办公室也由原来的一个增设为三个，副校长、教科室主任和教导主任都坐在综合楼三楼的教导处，书记和校长分列两个办公室，书记在综合楼三楼，校长在二楼办公。昔日的小学校一跃而成大规模的“重点校”，人与人的关系似乎也变得更加微妙而复杂起来。

     2005年上半年，开学刚刚一个月，张校长突然中途调离，并与H学校的李校长相互对调。校长间这种非正常的调动，势必存在种种众说纷纭的猜测，但新、旧校长交接期间，学校常规工作丝毫没受影响。然而，作为学校主要负责人的更换，不可能不给学校带来变化。此时学校就像一座沉睡的火山，内部涌动着矛盾和冲突，但是，表面上看来却悄无声息、平静如水。教师们依然日复一日，在相对固定的时间点、相对独立的空间范围内做着似曾相识的事，上课、改作业、处理各种琐事……学校的日常活动也一切照常，升旗仪式、两操、开会……机械、重复的劳动早已形成了自动化，习惯化的活动模式。

升旗仪式

     当我走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大幕拉开，便意味着“排练”的开始。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是“排练”的第一个内容，全体上阵，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升旗手洪亮的声音响起，接着便是出旗，少先队员敬队礼。操场上，全体学生穿着一致的校服，统一佩戴好红领巾，笔直地站立，高举右手敬队礼，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后面，是一长列教师，横排而立。随后，奏国歌、升国旗，当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冉冉升起，照例是唱国歌的环节了。可操场上响起的国歌声似乎没有想象中的激越，多数学生只是张张嘴象征性地哼唱几句，声音最响亮的莫过于低年级的小朋友了。有好几次，在唱国歌的过程中，总能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虽然五音不全，但就那样天真无邪地、毫无顾忌地直撞入我们的耳膜。原来，一个幼儿园的小男孩，在妈妈的带领下，煞有其事的成为了一名“旁听者”。

     接下来的环节是国旗下讲话、一周工作总结、辅导员讲话、卫生老师讲话，间或穿插着校长讲话，最后的内容往往是一日常规、卫生流动红旗颁奖。整个仪式下来，约持续20――30分钟左右。纵观仪式全程，可谓环环相扣，井然有序，气氛庄严。但试问，如此程序化的仪式，有多少人是真正心灵在场的？在这场仪式的排练中，最认真、最投入的莫过于那个小男孩了。瞧，他那挺得笔直的身体，一本正经的表情，每当有人讲完话，他都会煞有其事地伸出小手，使劲地跟着鼓掌。有好几次，望着这可爱的孩子，我真不知道，是该为孩子的纯洁和天真感到高兴呢，还是为自己的所谓成熟和麻木感到悲哀。

     升旗仪式后，当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踩着“运动员进行曲”按照指定的路线走向教室，我则和其他老师一起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有课的教师夹着课本走向教室，没课的在自己的办公桌边――这块工作的领地，这块属于自己的小小舞台上，按要求做着份内的工作。

     在高夫曼看来，这是一种“社会角色”（social roles）的表演，这一角色赋予了种种权利和责任。铃声响起是一种无声的规则，每个角色都在这种有形或无形的“规则”中或“排练”或“表演”，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仿佛冥冥中有双看不见的大手在背后安排着一切，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属于我的工作是什么呢，每天我总是这样问自己，然后在便条上写下要做的事情，以便有条不紊地逐项完成，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可是，计划总有被打乱的时候，看似可以随意支配的时间，却总是被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冲散得支离破碎而无法成行，比如开会。

会   议

     中国人是最喜欢开会的。在学校这个舞台上，会议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排练”内容。每周二下午的全体教师会议，几乎雷打不动。除此之外，由行政及主要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校务委员会，一般定在每周五下午，称之为“例会”，用来商量下周工作安排和讨论一些学校事务。

     学校的校务委员由书记、校长、副校长、教科室主任、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大队辅导员老师共7人参加。由校长主持，教导主任负责记录。虽说开会一般定在周五下午，但往往因为临时的工作变化而推至周一上午。这样，每周一就显得格外忙碌。新来的李校长在调来不久的第一次行政校务委员会上就表示：校长的工作作风是民主管理学校，目的是做到管理规范，把学校各项工作搞好，什么事情都将由集体来定。因此，每周的行政校务委员会便成为了民主管理学校、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形式。会议时间一般为两节课左右，有时长达半天。只因学校工作牵扯面广，按说应该一切以教学为中心，但目前大多数的学校，校长不但要考虑教学，还要考虑抓收入，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于是乎，学校工作不再单纯，而是事无巨细、包罗万象。以一次会议记录为例：

时间：2005年4月18日

地点：会议室

与会：全体行政、校务委员会成员

主持：校长

内容：

一、宣布从本周起，校务行政会扩大到总务主任、大队辅导员参加。

二、讨论本周工作安排。

三、迎接市级示范化学校筹备分工

1．  教学方面：副校长、教导主任全权落实，区教研室将于第九周下校听课，具体时间待定。

2．  校园环境：由校长负责。

3．  档案、资料工作：由书记、档案管理相关人员负责。

三、讨论商议校园布局规划调整问题

1．各功能教室（音乐室、美术室、卫生室、教师办公室等）的重新安排；

2．学校单车棚的位置选定；

3．幼儿园、舞蹈学校租房等一系列问题。

四、其他工作

各个部门反映情况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如春游问题、毕业班照相问题、教学楼漏水问题、多功能室安装什么颜色的窗帘问题、某老师提出不做课题怎么答复的问题、开展向身患淋巴癌的学生捐款活动事宜、湘西助学活动如何安排、电脑室用纸如何规定等等问题。

     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一上午，期间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打扰，有汇报、请示工作的教师、有来访来宾……在会议的间隙，我抽身安排了两节课，一节是副校长的社会课，安排班主任临时代课。一节是我自己的品德与社会课，与下午的科学课对调。

     另外，在会议期间，有两个细节格外值得令人回味。其一是关于多功能室窗帘颜色的选定，书记和校长认为咖啡色好，总务主任认为浅蓝色好，还有的认为深红色好，一时意见不统一，莫衷一是。通过反复比较、讨论，还差点到多功能室观看，最后还是选定了咖啡色，一致通过。此项内容耗时约10分钟。其二，每每当一项决定即将确定时，校长总要求与会人员表态，“有没有不同意见？”并强调沉默即表示赞同，有时还需要举手表决，最后总忘不了嘱咐我这个记录员一句：“记下了吗？”并重复一遍需要记录的内容。久而久之，我摸清了开会的一些套路，大概知道了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事实上，大部分以沉默为主），甚至连记录这项多少也应该动点脑筋的工作（记录中总需要运用归纳和总结吧）似乎也可以按章办事，不需要多少“发挥”。我所做的，是倾听，然后是服从和执行。

     在周二下午的全体教师会上，校长除了总结前段工作，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外，照例将行政校务会的讨论决定一一安排部署。其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关于电脑室打印、复印用纸的规定，在行政校务会上，经反复讨论，形成了如下决议：凡是各部门、各教研组代表学校这个集体需要打印的东西，才能在学校打印，其他代表个人的，如论文、教案等一律自己解决，不得在学校打印、复印。各部门打印、复印的东西一律要详细登记。校长在会上宣布这项决定时，教师多少表现出一些不理解。后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迎检工作的准备，需要大量的资料，于是，此项有关打印、复印的规定体现出明显的不合理。但此项规定是已经通过了全体行政校务会的讨论的，原则上不得轻易改变。在来不及经校务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校长只能单方面宣布在迎检的非常时期，原打印、复印的规定暂时取消，教师仍然可以在学校打印、复印与教学有关的内容，并要进行登记。以后怎么办，再由行政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可检查过后，校长早已无暇顾及这点小事，电脑室的打印、复印照样可以自由进行。如此看来，民主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

     会议的类型有多种，除此之外，还有临时碰头会，教育局、教研室等上级各部门的会议。会开多了，我就有了一种“会议恐惧症”，听到开会，就会条件反射似的头晕，会议使我联想到了枯燥、乏味、拖沓、繁琐等诸多反胃的词汇。我很想逃避，只要是可以不参加的会议，我尽量躲得远远的。但多数情况下，作为教导主任，这一角色的要求不得不强迫自己“到位”。然而，我还有自己的教学工作。我一直担任一个班级的品德与社会教学，有时还兼任一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课虽然不算多，但在繁杂的日常事务中，我无法静下心来钻研教学。相对于教导处的烦杂事务，教学是我的最爱。可问题是，我很难偏向于教学而视教导处的日常工作（包括开会、安排各项事务等）而不顾，我只能尽可能地保持两者的平衡，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每个人都希望能做生活的主人，每个人都希望根据自己的意愿绘制人生的蓝图，但在这种惯常的生活模式下，个人的能力似乎微不足道。我也曾无数次发出渴望改变的声音，可是，内心的澎湃和心底的呼唤在巨大的现实惯性面前，就如一个小孩，在铁轨边，面对呼啸而过的列车，发出的声音再大，也无法阻止列车的前行。现实面前，呼喊只有化作低吟，然后将失落与痛苦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慢慢消解，继而强迫自己精力充沛地投入下一轮“排练”中。

冲  突

         生活的运动与形式之间有着固有的冲突。

                        ――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剧作家）



     在我看来，我只想做与教学相关的工作，其他与教学无关的繁琐事务我都是不感兴趣的。但现实生活中，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学校除了教学工作以外，还有体育、卫生、科技、安全、文明、综合治理等其他工作，虽说并不与我直接相关，但多少要牵扯其中。于是，精力便分割成若干份，原本应该投入大量精力的教学工作便腾出一部分来，让位给其他各项工作，个人只能疲于应付。这或许就是高夫曼提出的理想角色与实际演出的差距吧。他以“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一词加以说明，“所谓角色距离系指表演者对其角色的依附程度，并能暗示出表演者对角色可能有某些不满或抵触情绪的行为。”在同一舞台时空下，也许每个人的“排练”方式不同，现实处境和行为策略不同，对待“角色距离”的态度不同，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日常教学生活状态。我认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适应，角色的适应。在日复一日的“排练”中，教师们要做的事情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习惯成自然”，无须思考、无须反思，习惯最终成为了“麻木的适应”。第二种是基于适应的倦怠、厌恶，渴望改变，但多数无能为力，角色冲突由此产生。

     生活的舞台上，每个人既是演员又是导演。我只想做自己的导演。我不愿意看着自己在每天繁琐细碎的工作中迷失自己，我渴望提高。于是，我于2003年11月1日参加了湖南师范大学组织的教育硕士全国联考，并以较高的考分被录取。如果说，日常生活中，我经常感受到教师和中层管理者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自从我开始教育硕士的学习，这种角色冲突发生了演变，那就是作为学习者的学生角色与作为工作者的教师角色的冲突。

     在脱产学习阶段，这种冲突尤为明显。对于我来说，真正的脱产是不可能的，只能边工作，边学习。如果说我最初的学习动机是迫于改变现状的无奈，随着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作为一线教师进行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几乎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学习，让我的视野更开阔，让我能暂时跳出日常繁琐的事务纠缠，进入一种“表里俱澄澈”的境界。更可贵的是，通过学习，我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反思学校的教学生活，从而更深地体会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然而，正当我求知若渴地投入学习的海洋中，却面临学校即将迎接市级示范化检查的任务，又适逢新校长上任，无疑，我的学习受到了现实的挑战。

     2005年4月初到5月底，短短的不到2个月时间里，记不清多少次开会开到下班，多少次加班加到天黑。那段时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迎检做准备，日常的教学生活被打乱了，一切与迎检无关的内容都取消或者推后。在这种情况下，虽说我的学习遇到了困难，但我仍然尽力争取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学校安排的工作，我尽量提高工作效率，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完成好，有时只好利用晚上和休息日加班加点。师大白天不能去上课，就趁着晚上不用上班尽量赶过去补上。记得有一次，学校开会一直到6点半，眼看着上课的时间要到了，我心急如焚。散会后，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在小店里买了些吃的便跳上公车，结果才发现上错了车，后来硬是转了三趟车才赶到师大上课。晚上，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里，还得计划、安排第二天学校的工作。于是，有限的精力只能保证我尽量做好学校分配给我的“份内”事，其他的我认为无关紧要的活动我总是想方设法避开。在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余，为了还能挤出时间去师大听课，我总是不得已编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次学校春游，按说我应该没有什么事要做，正好那天是刘铁芳教授的教育哲学课，刘老师的课我听得很认真，缺课的情况是很少的。于是，我向新来的李校长提出请假，校长一开始并不同意。我只好以参加考试为借口坚持我的请求，她才勉强准了假。后来静下心来回忆校长那天的表情，我隐约感到自己是在一意孤行地进行某种冒险，具体是什么也说不上。“正如演员在舞台上有明确的角色，社会行动者也占据明确的地位；正如演员必须按照写好的剧本去演戏，行动者在社会中也必须遵守规范；正如演员必须听从导演的命令，社会中的行动者也必须听凭权贵或大人物的摆布；……”（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2001.48）也许我这种试图脱离惯常模式的行为，别人尤其是领导同样有所察觉。因此，人群中，我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可人总是要过群体生活的，人是有感情的、情绪化的，我深感周围氛围的压抑，学习时思想上的冲击常常使我兴奋莫名，而现实的压力是那样赤裸裸地残酷地摆在我面前！生活中，我可以一起交流思想的人很少，同事们都在忙，按照设定的程序和要求，在不同的“生产线”上“作业”，谁也不可能停下来，谁也没想过要停下来。学校迎检工作越是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内心的郁闷越是与日俱增，对立和不满的情绪也越来越突出。在迎检工作的“白热化”阶段，学校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校园环境是学校的“门面”，于是重新粉刷墙壁、大量制作宣传图框、修葺花坛、配置全新的办公设备……资料是检查的主要部分，档案室每天都有人在一堆堆的资料中不停地忙碌，打印机、复印机总是超负荷工作；听课是检查的关键，教师办公室的“试教”安排表换了一次又一次，地点甚至安排到了外校；还有学生文明行为的反复操练……无疑，市级示范化学校的检查对学校对教师是一种督促，然而现实中，从刻意营造迎检氛围到整理一新的档案材料，再到准备充分的课堂，这一切早已不是原生态的学校工作，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迎检准备，而上升到了形式主义的“做秀”。在这些形式主义的演练活动中，我看不到对学生、对老师的发展到底有多大益处。然而，多数情况下，我只能将这些想法深埋心底，毕竟我同样处于这条生产线上，我有自己份内的工作，我必须做好！

     尽管如此，我仍然面临着更为尴尬的局面。新校长是一位很有魄力且管理颇在行的“女强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中途调入，在未熟悉环境的情况下，又面临即将迎检的重任，作为校长，她也必须尽力扮演好这一特定角色，其压力可想而知。我与她的第一次会面，她就很诚恳地对我说：“教导主任是学校挑大梁的，以后的教学可要多亏你啊。”我当然很清楚自己在学校工作中的位置和作用。原本我也想好好配合新校长开展工作。可是，我实在受不了迎检时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那一次次周密而烦琐的工作布置会议、还有同事们那一张张因超负荷劳动而憔悴、焦躁的面容……于是，在同处一室的教科室主任、副校长正忙着向校长献计献策、讨论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一人守在空旷的办公室，那种孤寂的感觉是那样的深入骨髓。

     可我内心的苦恼无人能理解。一次全体教师会上，校长颇有感情的一番陈词不得不让我对号入座：“……我到这里是零起点。当教师的，要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学生的身上得到体现，作为校长，我希望我的价值在老师们的身上延续……只要你把学校当作家，爱岗敬业，以校为家，能力差一点，业务水平弱一点，没有关系，可以送你去培训，可以让你提高……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教师都敬业，我心中有数……”我很清楚，我的矛盾和苦恼在校长眼里变成了“工作缺乏积极主动”的代名词。我无言，我无法说出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难道跟校长说：“够了！不要再弄这些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的事情了！”？或者干脆如舞台上的演员，戴上厚重的面具，将真实的自我隐藏在背后？我还没有修炼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界。于是，对于我来说，尴尬和不妙的处境就是必然的了。

     就在随之而来的一次行政校务会上，李校长突然宣布，检查当天下午的活动准备任务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原本是分配给副校长的，在副校长没有安排其他工作的情况下，为什么突然增加我的工作任务呢？我内心十分清楚校长的真正用意，于是，我坦言，我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我负责学校总结汇报材料的撰写及制作，两个教研组的课堂教学以及教导处各项日常工作）无法再承受其他的工作任务。难道就因为我没有时时处处跟校长汇报，就表示我没有努力工作吗？就这样，我在会上公开拒绝了校长的命令。那一刻，我内心除了气愤和不解，还有一种莫名的委屈。我明白，尽管我做了份内的事情，我也无法保证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迎检工作中，我无法因为一次于教育教学无多大意义的迎检工作而荒废我的学业，而这来之不易的学业，也许对于我来说，一辈子仅此一次。何况我所参加的学习，我敢说，对每一位一线教师都是非常必要的。现实教学中，绝大部分教师所做的，仅仅满足于一种“近乎原始遗传性的知识传递”，我们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教育信念，只是在繁忙的教学过程中，盲目地跟着别人走，没有自己清醒的思考，我们急需补上教育理念这一课！可是这些，我无法说出口，就算说出来，又有什么用？现实面前，我无能为力，我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由于角色冲突造成的后果，可这仅仅是一种角色的冲突吗？

     每个人都渴望提高。我曾经听一位同事谈起她的朋友，明明考取了师大英语系的本科函授班，但学校却不同意她参加学习，理由是她作为班主任，不能因为学习而影响工作。难道学习不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吗？《教师法》明文规定教师有进修的权利，可在实际生活中，教师积极主动进修的权利非但得不到保护和提倡，反成了影响工作的理由被剥夺殆尽。这种现象在小学尤其普遍。但学校也有学校的苦衷。开学初，学校的工作是一环一环早就安排好了的，学校就像一部机器，个人只是这部机器中的零部件，有着相对固定的位置和功能，以保证机器规范正常地运转，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可我不是机器的一部分，我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追求，为什么在巨大的规范面前就不能容忍我拥有哪怕一点点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呢？

教师之友网

我经历的学校生活(3)

――一个小学教师的生存状况展现

追梦人  著

来自：http://blog.cersp.com/71259/515961.aspx

演  出

           人生如戏，社会是一座舞台。

                                 ――高夫曼

     如果把日常教学生活看作“排练”，那么，日常教学生活中的特殊日子，如领导指导工作、督导评估检查、对外开放活动等等，在这些特定的场合中，即意味着“排练”的结束，“演出开始了”。

     演出因观众和场合的不同导致规模大小的差异。以下是从众多演出活动中选取的两个较为普遍的“剧目”。

职称评定会

     小学教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级职称，最高职称“小教高级”实际上只相当于中级职称。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由于指标的限制，总免不了“僧多粥少”，于是，一场或明或暗的职称竞争便早早拉开序幕。

     职称的竞争如果真正基于教学业务上的竞争尚可大力提倡。然目前尚不合理的职称评审制度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积极意义上的良性竞争，随之而来的倒有诸多不良的负作用。职称的评定应该主要看其业务能力、专业水平和工作表现，可实际操作中，由于评审机制的不健全，评审方法的不合理，往往使“暗箱”操作成为可能。于是，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不再是重要的参评依据，而仅仅成为了诸多参评项目中的一部分。其他诸如群众关系、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倒成了重要的因素。另外，论资排辈的现象依然存在。基于此，有人为了职称评定不惜一切手段，拉选票者有之，暗中疏通关系者有之，竞争的激烈使得一些人往往花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作好“备战”准备。每次指标下到学校，即将开展职称评定工作前期，学校上空总是弥漫着一种颇为神秘的气氛。

     我清晰地记得最近这场职称评定会的情况。学校入围的老师共八名，而指标仅仅只有两个，竞争相当残酷。指标下到学校当天，学校成立了职称评定小组，先召开职评小组会议，讨论职评细则。校长先抛出细则的初稿，再在小组分项讨论。会议从下午4点开到6点，评比细则定下来了，基本按照校长最初的设想，只在个别地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第二天，召开全体教师职称评定大会。首先由8个入围教师一一述职，然后群众根据细则，在事先制定的表格上打分，接着职评小组成员打分。群众打分占40%，职评小组打分占30%，另外30%为个人基本情况分，包括学历、各项合格证、入围年限、获奖情况等。根据最后的总分，前两名者为参加此次职称评定的人员。校长宣布细则并说明操作程序后，大家已经心里有数。分数是实实在在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评比前的个人述职赋予了太多难以言说的意味，会议室的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而紧张。

     述职者或不紧不慢，或声情并茂，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其他的老师，听得专注，听得入神。有动情的述职者，说着说着，竟然哽咽不语，间或发展到泣不成声，惊动了台下的听众，细细回味听到的内容，也不至于此啊。也许是情感太丰富了吧，稍有些动容，倒也无妨，可以理解。可是，接下来的述职者，似乎受了传染似的，一个比一个哭得厉害，如梨花带雨，似乎是“情到深处自然浓”。可这既非情感演讲需声情并茂获得共鸣，又非英雄报告需慷慨激昂鼓舞斗志，我提醒自己，这是在评职称的会议桌前，聆听入围者述职。于是，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不知这“情”是发自于内心呢，还是有几分做作表演的成份来换取同情？是情感脆弱、是浅薄的表演、还是迫于形势的无奈？我不得而知。事实上，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背后，有些人还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思，跑了多少路，伤了多少脑筋！

     评选结果出来，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人们无一例外地发现，入选者大多是不会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的，因为在评选前夕，人们已经从多种渠道尤其是从某些“权威人物”的意向中隐约猜测到了结果。虽然在这场利益的竞争中，多数人处于看客的位置，但这种或隐或现的白热化的竞争态势，已然如毛细血管般浸入每个人的潜意识，尤其是下一轮的入围者和即将要入围的人。也不知类似这样的情形还要延续多久。

示范化学校检查

     准备已久的市级示范化学校验收工作即将到来，紧张筹备之余，每位老师都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盼望着检查过后的彻底放松。检查定于周三，时间为一天半。距正式检查还有两天时，周一下午学校召开全体教师迎检工作动员大会，校长就资料准备、卫生工作、迎检当日人员安排等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周二下午，又召集全体老师开了一个短会，交待了两件事情：一是做好最后的卫生清扫工作；二是要以饱满的情绪迎接市督导团的检查。会后，部分老师协助布置会议室，摆花、摆水果、抹桌椅。晚上8点，我则饿着肚子在黑板上写欢迎词。当我在学校对面的快餐店吃盒饭时，我看见学校会议室的灯直到9点多才灭。

     “前台整饬”完毕，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正式开始。一大早，校园里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大家都各就各位做自己的事情。干净、整洁的校园，到处都是鲜艳、醒目的欢迎条幅，烘托出热烈喜庆的气氛；鲜花盆景从校门口一直摆到操场的尽头，四面围墙上的彩旗随风轻轻飘扬；号鼓队、礼仪队排成整齐的方阵在校门口严阵以待；人们神采奕奕、满面笑容，连学生也显得格外文明礼貌……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看到检查团的车子开过来了。早有老师将信息传给会议室专门负责接待的人员，无线电波的神速再次证明了科技发展的巨大优越性，而此时还不到8点。检查团一行由区教育局领导陪同，在会议室坐定后，接待的老师忙不迭地端茶、递早点、送水果，俨然训练有素。10分钟后，正式进入检查程序。先点出上午要听的课，检查人员在已经准备好的课表上，随机点了13节课，这些课绝大部分是做好充分准备的。然后开始听校长汇报，汇报结束后，检查组分头下到教室听课，期间一直有区教育局或教研室的研究员陪同。上午的检查就是这样。最紧张的莫过于被抽中上课的老师了，而没有被抽中的教师因逃过“此劫”，显得十分兴奋。正如演出会出现意外，需要演员临场发挥，看似准备得滴水不漏的检查也会在“预定”的程序上有些许变动，如点课时，有个别老师的课本来没安排在课表内，抽课的那位领导故意没有按照课表的安排来点课，而是随机指定。于是，这些老师相当紧张，因为事先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出，陪同的教研室、教育局领导也捏了一把汗，作为主抓教学的我，更是惴惴不安。提心吊胆中，所幸那几位老师发挥得不错，才使上午的检查顺利通过。

     下午3点以后开始检查档案资料，观看学生活动，还有座谈访问、调查问卷。这些都早有准备。资料部分所占比分较大，也是最容易扣分的地方，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检查细则共五大块80项，资料早就按要求分门别类地整理好，用漂亮、高档的盒面装起，摆在长长的条桌上。我负责的资料共三十余本，是检查的重要内容，我尤其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懈怠。当检查人员在桌旁坐定，我便形影不离陪在其左右，为的是能随叫随到。检查人员毫不含糊，对着细则查资料，一个也不漏，碰到一些数据统计，还拿出计算器仔细核算。我则始终忐忑不安，生怕出一点差错，当一本本的资料在检查人员手上翻过，我紧张的心情才得以慢慢的舒缓。

     一天的检查终于结束！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情况良好，每个人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且发挥了正常的水平。原来，只要摸清了观众的需要，再加以反复的演练，演出是很容易获得成功的。

     如果说一个演员的优劣是靠舞台上的演出来评判的话，那么，此演出非彼演出。因为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是由无数日常琐碎的小事构成，不可能总是有规模宏大的演出。教学生活也是如此。真正的演员可以凭一部戏走红，但教师能不能凭一堂做出来的优课就证明其所有的教学工作都不错了呢？显然不能。然而，现实是，教学也好，其他也好，日常的东西人们往往不太关注，人们不注重“排练”，只注重演出，注重“欣赏”。

定  位

     我们生之为人，这并不足以使我们成为人；我们活着，这并不说明我们进入了人生；要进入人生，必须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设计人生。人生没有现成的模式和模范，每个人的角色必须自己去创造。

            ――邓晓芒《灵之舞》上海 东方出版社，252-253页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有时是观众，有时是演员，有时是导演。生活总是需要我们不停地变换角色。但漫漫人生中，总要有所坚持、有所定位。虽然我们不可能导演别人，但我们总可以尽量做好自己的导演。尽管外在的客观的条件我们无力改变，但我们不能习惯于固守，在习惯的模式下总应该有所反思，有所突破，在既定的生存空间中总应该留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天空。虽然不免困惑、迷惘，但心灵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拥有最耀眼的羽翼，勇敢地飞出城堡。”（曹怡平《希望和梦想――与刺激1995有关》）

     周国平曾说：“人生应该是有内容的，充实的人生。”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在即将满二十岁的那一年，我在日记中写到：

1996年5月10日          星期四      雨

    ……时光如梭，懵懵懂懂上了初中，又念完中师，接着分配了工作，已为人师，一切恍如昨日。蓦然间，发现自己即将迈进二十岁的门槛，才明白十字辈即将成为历史，此时的我，已是一个大人了。

    二十岁了！眼看着日历一页页撕掉，我竟有一种莫名的害怕，害怕那一天的来临。我知道，二十岁是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幼稚、无知即将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富有（知识的富有）。我清楚，过了二十岁，日子会过得更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会接踵而至。20――30岁，这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我要好好把握……

     如今，我即将三十。“三十而立”，参加工作十年来，我获得了什么呢？面对自己当初的誓言，我很惭愧。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曾经一度迷失方向。我想过放弃教育事业，但我又不清楚我该往何处去。现实的无奈和内心的焦虑，使我在一团乱麻中毫无头绪地左冲右撞。我庆幸我来到了湖南师大，遇见了诸多充满智慧、令人肃然起敬的专家学者。其中，导师郭娅玲老师深湛的学术思想、严谨科学的治学作风、温文尔雅的诲人之态使我受益匪浅。刘铁芳老师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博的人生视野，以及对芸芸众生切切的人文关怀让我肃然起敬……无数次在安静的课堂上，听着老师侃侃而谈，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美，那是思维之美，智慧之美，学术之美，纯粹之美。在这种美的沐浴和熏陶下，我感觉自己正超越凡俗，超越现实，而上升到一个纯净的境界。那是一种“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不知不觉中，我改变了对“老师”特别是对于“小学老师”这一职业的看法。教育是启迪心灵、引领方向的事业，柏拉图说：“教育乃是人的心灵的转向”，这是至理名言。感谢几个月来的学习，我渐渐脱离了浮躁，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久已麻木的心灵渐次苏醒，眼前慢慢浮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路，虽然不甚明晰，虽然不是康庄大道，但我已经明白了我的追求我的理想所在。于是，我内心总有一股激情在涌动，促使我重新拿起笔来。

2005年7月8日          星期五        晴

    这么久以来，今天是我的第一篇教育日记。依稀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也写过教学日记，但那段日记写了不到2个月时间，便尘封在岁月的角落里。之所以复又提起笔，（实际上是借助于键盘，由笔到键盘，岁月变迁之快可想而知。）是因为近段时间接受了一场类似于“洗脑”的经历。我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多少也有些信命。今年3月份，在命运的安排下，我这个不安于现状的人，进入了一个可谓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得以结识一位颇有思想深度和人格魅力的人，那就是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毫不夸张地说，他为我打开了一扇心灵之窗，从这扇窗口中，我得以窥见浩瀚无边的人文知识海洋，就像从山旮旯里出来的孩子，进入了光怪陆离的大城市，眼花缭乱，茫然不知所以。但那异彩纷呈的世界是那样极具诱惑力，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磁石，牢牢地把我吸住。我知道，就我现在的能力，哪怕穷其一生，也无法在如此浩如烟海的知识世界中自由游走，而顶多只是窥其一角，甚至只是在世界的另一端遥望，却可望不可及。我曾对他说过：您给我带来了思想的启蒙。对，对于我来说，只是启蒙。那博大精深的学术境界，那睿智隽永的智慧之光，恰似星光、似旭日般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尽管路途艰辛，我必须尽早上路，虽不希冀自己能到达那遥远的智慧圣地，但只要尽可能的浸染智慧之光，缩短平庸、愚昧与至善之间的差距，正如德雷莎修女所说：“虽是凡人，无法在人间做伟大的事，却要以伟大的爱来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想，这就足够了，我不敢奢求太多。

……

     我明白我的方向了，那就是，不改初衷，依然义无反顾地在教育这个舞台上尽力演好每一个角色。可现实总令人啼笑皆非。就在迎检后近1个多月时间，暗藏在学校内部的矛盾如沉睡的火山终于即将喷发，首先是有传言新校长与书记见解不同，接着，莫名奇妙地，学校里很多本该教导处做的事情，几乎都没让我插手。我很清楚我的去路，于是，我不再犹豫，不再矛盾，我选择了主动离开。辞去了教导主任，到一个离家又远、条件又不好的小学校当一名普通的老师。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小学校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检查活动和会议，我终于可以从繁琐和枯燥的网中挣脱了。于是，我简直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走。学校还有8名教师调出，书记离职在家休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学校原领导班子差不多都重新进行了调整。不管人们怎么议论，我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我清楚地知道，我在寻找属于我自身的价值，抑或是一种生命意识的唤醒。我宁愿做一名纯粹的教师，寻找一个新的起点，从头开始，在教育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虽然我起步太晚，虽然依然前路茫茫，虽然我还要面对无数的猜忌和不解。但相对于刘铁芳老师的“真诚的思考与言说，对教育、对周遭的世界的爱”，相对于无数才华横溢而又如此忠诚热爱教育事业的“教育之爱者”，如李玉龙、范美忠老师，如泥土、玫瑰、看云、纪诺亚、实小十八子、木鱼儿等众多第一线教育论坛中未曾谋面的前辈们、同行们，我真的感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肖川老师说过：“生活的辩证法就在于：有所得必有所失。任其自然，随遇而安，是生活的最高智慧。”辞去了教导主任，调离了一所发展平台较高的学校，我失去了很多。但无“官”一身轻的日子，我觉得更怡然、自在。虽然，我不无悲哀地发现自己又掉入了另一张网中，繁琐和细碎是无法避免的，真正坚持自己是很难的，生活原本就是这样无奈！但生活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一时的退却和失意并不能说明什么，外在的客观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内心已经点燃了一盏希望之灯。“希望是好事，也许是人间至善，美好的事物将永不消失”（电影《刺激1995》中主人公杜拂瑞语），这灯光来自无数“爱教育者”的智慧之结晶，美好人性光辉之折射；这灯光虽然微弱，但它会照亮我前行的路，引领着我坚定“教育之爱”的理想和信念，用一份平实的心态，用一种求实的精神，不断积淀，不断奋进，打造我充实的人生。

     于是，我不再懒散，不再颓丧，虽然生活依旧，但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我将迈着坚实的脚步前行，因为理想就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