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精思而开教径——读《我即语文》

教师之友网

积精思而开教径——读《我即语文》

  
   
    陈日亮老师是我尊敬的师长。在我眼里，日亮老师是个真正的语文老师。产生这样的感觉，与日亮老师是福建省的首批特级教师有关——第一批含金量是很高的；与日亮老师的学问好有关；与日亮老师一贯葆有严谨细致的作风有关；也与日亮老师对语文教学孜孜不倦的思考有关；也许，还与他对人生角色的理解和坚守有关——日亮老师担任了十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长期担任名牌中学福州一中的副校长，获得过许多荣誉，日亮老师说：“在学校里，老师学生常叫我陈老师甚至直呼名字（并非不礼貌），我觉得自己的教师形象明显地多于校长的形象。”

      在《我即语文》的插页里，有一张日亮老师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黄纸片，上书“朝斯夕斯  念兹在兹  磨励以须  及锋而试”。当日亮老师交给我并嘱我放在插页上时，我的心中一阵颤动：这应该不只是他对语文教师职业素养的自我期许和追求，还是在阴晦的日子里对践踏毁灭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阴暗东西的反抗，对信念的秉持。

     日亮老师说：“‘我即语文’乃是我对语文教师职业素养的自我期许和终生追求。”如今的语文界，还有几位教师有这样真挚的期许和执着的追求？《我即语文》中的许多思考和感悟不是那些大量面世的四平八稳的不断重复一些“正确的废话”的教育、教学论文话语，而是带有独特鲜明的个人感性印痕，或者说个人主体体验的考量和判断。在《我即语文》中，“琐记”、“碎语”、“信札”、“教例”自不必说，就是“散论”、“杂谈”也极少“理式”的痕迹，或者说极少抽象的概念演绎。日亮老师自谦为是“缺少理论思想和理性色彩的路子”。在西方强大的“理式”、分析哲学面前，我们的语文教育理论“失语症”极为严重。日亮老师坚持实证的立场，以丰富敏锐的语文感觉顽强地说出自己的话语。他注重原则、要素、程序，更注重实践的效果。普特南（Hilary Putnam）就曾对分析哲学发起过反击。普特南认为，传统分析哲学在解决问题时犯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只作理论的逻辑分析，而没有从实践、生活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我即语文》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重要特征、中国文艺学的某些重要特征。中国传统哲学有注重现世体认，寓道于器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则有重感性体认的重要特征。

      日亮老师一直在苦苦追索语文教育之“道”。在《得法养习  历练通文》中日亮老师提出，语文学习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语文可以自学而且必须通过自学”，但“自学还是需要指导的”。因此日亮老师特别重视自学辅导中的预习，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自学辅导的方法。在《1978：语文教学三题》中提出的“语文教学法必须尚简，以简驭繁”等三点意见，至今读来尚有金石声。在这篇文章中，日亮老师还尖锐地指出：“当前，必须强调的是积累。在经历长时间的精神饥荒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尤其突出。”又比如，日亮老师认为课文应该是训练阅读的凭借，而不应是学习认识的最终对象。教一篇只是为了读懂一篇，反复地考这一篇，这在目的设定上是错误的。他批评说“时下的教学却与陶渊明先生大唱反调，一味地好甚解而不求读书”。他反对“演绎道的多，归纳事实少”的教学论文，他十分强调“语言表达的敏锐的规范感”。在《知困小札》中日亮老师认为，语文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心”，亦即培养学生对社会自然、历史现实、世界人生，以及自我生命的真切关怀。

      日亮老师对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感铭至深。比如，突出历练自学的重要性，讲求精讲，重视语文习惯的培养，强调思想内容和形式的不可分割性……等等。但日亮老师不是念经，不是东施效颦，而是坚持实证主义的立场，结合运用在长期的教学实战中来考察、揣摩、潜心体悟，并有所发挥修订，神会其精义，达到历史的和实践的统一。

     摭拾一二，管窥蠡测，我对日亮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有这么几个大致的看法。

     他反对繁琐哲学，反对爬行式的讲解，亦步亦趋的仿效，崇尚简洁明晰的教路。
     重视语文习惯、自能读书能力的培养——叶圣陶在《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略谈学习国文》、《拿起笔来之前》等文都谈到习惯培养。叶圣陶也很强调欣赏能力的培植。文化即培植，席美尔也这么认为。

     他注重积累，认为要“自由地选择，广泛地涉猎”，“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这也许与日亮老师本身阅读广泛，旁涉颇多有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是耳朵生茧的老生常谈，但我们总是感叹像日亮老师这样有“一桶水”的教师太少了。

    语文教学要有“法度”和“规范”，既不能信马由缰，也不该画地为牢。日亮老师说“基础教育对语文教师语文素质的第一要求，应该是具备敏锐而正确的规范意识和感应能力”。要辨证地把握“度”、“量”，对课本的每一单元、每一课的教学，“点”、“线”、“面”应该是清晰的。

我的概括大而化之，遗漏在所难免。要细察深会自是得读全书，但我很有疑虑：在这么一个技术理性至上，一切都追求速成的浮躁的年代，有多少人，甚至有多少语文教师愿意静下心来细细品悟一下这位深思有法，身体力行的老教师的含英之言呢？

     另外，我不能不提到日亮老师对近年来语文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想和批评。早在八十年代初，日亮老师就身体力行地进行多项改革实验。而当语文教学改革中一些理路显得含杂混不清，某些方面的改革颇有急风暴雨之势，且将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一味否定的时候，某些作法虚火过旺，只图热闹不讲实效的时候，读过许多书的有着丰富成功的教学经验的见过诸多这张那法的善于细辨深思的日亮老师势必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他呼吁“不要动摇语文的工具性”，比如他在《呼唤严谨求实的语文学风》一文中批评了近两年高考的四十几篇作文“优卷”中存在的文风的畸变，对大量虚浮、矫情的学生作文提出了正面批评。比如，他质疑：“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会不是是一个伪命题？”比如，他指出：“不重视语文训练项目的科学研制，不从课程建设的高度根本解决语文课‘有学无习’的状况，改革恐怕是不会有什么真正成果的。”这些，都是极具胆识的话语。

      这使我想起陆谷孙教授近期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知识分子要有求真的勇气，反省的自觉，要用一颗忠诚、明敏之心，保持对问题的省思和追问，对权力话语要有怀疑的勇气。也可见钱理群教授说日亮老师是有“大关怀”、“大承担”人并非虚言。

      日亮老师批评用“今是昨非”，“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把过去语文教学中的“非枉”当作“枉”矫正。这提出了一个如何对传统的问题。事实上，传统是割不断的。年鉴学派的身上可以看见希罗多德的影子，五四高喊“打倒孔家”，七十年代还展开过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今天，即便于丹不清不楚地解说孔子的书却还火爆畅销。音乐家黄翔鹏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传统是一条河流。”他说，很远的江水里也有源头的水，只是难以分辨罢了。如何对待传统在西方也是聚讼纷坛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传统缺乏起码的敬畏却是无知的表现。

      近年来关心并介入语文教学的孙绍振教授在《我即语文》的序言中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吃了熊掌，脸上就长出熊掌来并不是什么光荣，熊掌的高蛋白，只有被我们机体同化了，才是我们的生命。”他的意思是一切引进的理论“必须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生根”。其实蔡元培在《文明之消化》中就说过：“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类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日亮老师的实证立场和实践原则使他对传统的经验有所继承并做重新设定；对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在运用中发扬；对外来之观念有所接纳也有所审视有所重诂。思想的自觉和意识的自由使他尊崇而不盲从，能消化、能镕铸也敢排斥。

     日亮老师对语文教育的追求太执著。他在《知困小札》中问道：“语文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呢？生活中和我们须臾不离的语文，工作中我们常常要用到的语文，和课本里课堂上的语文是否一致呢？”他还问道：“文心是否只可以培育，而不可强求？”日亮老师认为“最困难的是寻找、建立语文教学的‘序’”。他呼吁“通力合作，揭开黑箱，探究语文思维过程的奥秘”。他焦急：“其他学科都已经上了车道，有立交，说不定都上了高速，将来还会有子弹列车，而语文竟还是牛车，还在十字路口……”

     日亮老师言重了，就像当年吕叔湘批评语文教学费时多，效益差，叶圣陶追问“语文教学到底是干什么的”略显言重一样。我认为，语文难以快，语言即思维，文学是人学，“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学习的内涵极小——就像生活的内涵一样。谁能给生活下个定义？语文教学定然复杂，极难把握。我认可日亮老师说的，“不能说我们的经验都一无是处，不少经验确也闪露着教学的某些客观规律”。我并不怎么认同日亮老师说的，钱理群教授认同的“黑箱”——那是他探求的苦心和执著。既然语文“存在于每一个学生自主习得语文的生命行为之中”，那么生命行为的丰富复杂，多彩多姿，势必不同于整齐的“理式”。数、理化等是把握物的，语文要表达繁富的理解和感受，难教有什么不正常？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强大使其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并欲控制一切。马克斯·韦伯曾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受到西方文化的益理性化的控制。语文教育被社会要求所谓高效。计算、推理、实验、程式等与高效紧密相关的词被放大并欲控制各个领域。人们——哪怕是一些文化大学者都被影响着，不知不觉地向向度相对单调的理式靠拢。语文教育应该像福柯反对笛卡儿主义一样对理性说“不”。语文本质上无法像数理化一样“理式化”而高效。作为工具理性的数理等学科与人性天然隔膜，工具理性无法求解美、善良、正义、自由、价值、激情、悲悯等等、等等。而工具理性一旦统治了这些，后果是什么不言而喻。

     语文教学没有一剑封喉的招式。我愿意重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话“我不赞同人们经常引用的那句话：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我认为大多数情况恰恰相反：只有感觉了的东西才能更好的理解它。难道不是？一个懂得恋爱道理而从未亲身感受恋爱的人肯定不可能比有过热恋、失恋和移情别恋的人对恋爱理解得深刻”。日亮老师有丰富精确的语文感觉，感觉基础上的精思才能使教径渐开。

     《我即语文》已有钱理群、孙绍振二位教授作序评论，用一句套话说，本不容我置喙。但我想，我与中小学语文毕竟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所思所言不如二位教授高明但或与二位教授有所不同，还不致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如果还有些许新意，也算是一位责任编辑对一本书的一种负责，当然，同时也是与作者的交流。

(本文作者：成知辛  福建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主任
）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