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曾经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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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曾经有城
发布时间：2011-09-29  


　　武昌以前是有城的。这个概念我竟长久不知。
　　我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几年，青少年时代住在江北的汉口，30岁后住到了江南武昌。我在山水逶迤的武昌街上来来去去，逐渐对它的地名了如指掌。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看了洪山看蛇山，也骑着自行车穿过古楼洞，路经胭脂路，还到花园山参观过老教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武昌以前是不是有城。
　　直到有一天，我的同学夏武全约我一起去昙华林看老街老建筑。夏武全在《长江日报》当副刊部主任，跟我在武大中文系同一个班甚至同一个小组。毕业后因为所从事的工作都与文学相关，所以我们日常来往颇多。他们要做一个关于城市老建筑保护的专题，请我也说说话。这样的邀约我自然不能不去。便是那一次，我在湖北老前辈石瑛家的后院，看到了武昌城残留下的一点城墙角。同去的历史专家冯天瑜说，这真的是老武昌城的城墙砖。我有些惊讶，甚至有点震动。抚摸着那些古朴而苍老的墙砖，心里竟有万千感受奔腾而起。原来武昌有城啊！我当时这么想。
　　然后就开始留意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为写《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三本书，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资料以及在武汉的街巷中穿梭考察，甚至开着车，把整个张公堤从头到尾跑了一趟。长时间的泡资料以及实地观看，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层。我知道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竟有着如此复杂丰富的历史，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时光将这一切都已掩埋。生活在这时光表层上的人们，成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竟对它曾经惊心动魄的过往一无所知。这其中包括1926年初秋的武昌围城。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你知道武昌围城的事吗？回答仿佛统一过口径：不知道呀。有一天，我站在大东门，望着蛇山和长春观的屋顶，心想，你们是知道的，你们都亲眼见过那惨烈的场景，你们的身上甚至浸染过血迹，但你们却只是默然。
　　我动念写《武昌城》是2006年。在阅读了关于武昌战役的回忆资料后，我开始动笔。这一年是武昌战役结束的第80年。10月，几乎在当年围城结束的日子，我写完了它的上部，即围城部分，有近8万字。小说发表在《钟山》杂志上，因为篇幅太长，不便转载，读到它的人不多。这是很让我遗憾的一件事。
　　小说发表不多久，我在东北大学当教授的二哥来武汉开会，会议结束后在我家小住了两天。二哥是文学爱好者，早年当知青时在乡下写过小说和相声，说来当年也是湖北的业余作家。我们经常笑说，如果当年高考填报志愿他选择的是中文系的话，说不定就是老三届作家中的一员了。但是二哥的愿望却是当科学家，他选择了理工科，成了他所学专业的专家。虽然远离文坛，二哥却仍然热爱阅读，他把高阳所有的历史小说都读过一遍，我家的二月河小说也都挪到了二哥的书架上。而我二嫂则是王安忆最忠实的读者。在我家小住的两天里，二哥读到了《武昌城》。他说，你写得很好呀，我非常喜欢。可是你为什么不把它写成长篇呢？
　　其实从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我就是中篇的构想。我恐怕自己对历史的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便没打算写长篇。但二哥的话对我却是富有诱惑力的提示。我想，是啊，其实是可以写成长篇的。我可以按我自己适合的方式来写，按我所理解的历史氛围和我所推测的战争场景来写。小说毕竟不是原始事件的还原，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写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想象。于是回过头来，我再次翻阅资料。那些曾经被我放弃的关于武昌战役的林林总总，重新浮出水面。同时，我开始利用互联网，寻找更多有意思的细节以及搜集我所不知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搜索中，我看到了一份有关武昌战役部分人员死亡名单。这便是“附录”中的第六部分。这份名单令我发呆。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在此长眠。他们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让我们从此路过这里，心里会想起他们，想起他们为什么而死。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生命之上。
　　于是，2010年，我重新开始动笔写《武昌城》。我准备以两个独立的中篇来展示这场战事。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自己的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
　　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记住。
　　为了让人们能更透彻地了解武昌战役，我作了一个附录，以补充小说所发生的历史背景。毕竟，那个时代离我们太远了。
　　春天，我完成中篇《刀锋上的蚂蚁》之后，便开始全力写这部作品。而这期间，不断地插进一些事来，打断我的写作，所以时断时续，一直写到2011年春节前夕才完稿。感谢编辑杨柳的耐心等待。我的第一部长篇《乌泥湖年谱》亦是杨柳的责编，那部小说她等了十几年。她的认真和专业，我深有体会。我们自1983年在兰州认识后，弹指间，已经过去了快30年，真的是老朋友了。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找我约写长篇，一直约到现在。我们两人所做的事似乎一成不变，她依然当她的编辑，我依然写我的小说。当年我们青春勃发，现在却已然几近老年。有时候我会觉得，只有在和平岁月，才有可能一生都在同一个地方做同样一件事，从不改变。这样想过，真的会由衷感谢那些曾经为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安宁而付出生命的人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9月19日08:29  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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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读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
　　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是写1926年北伐战争中武昌战役的，在阅读这部小说之前，我首先翻到了附在书后的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这份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每个姓名后面除了注明他军中的职务以及他阵亡的时间外，几乎别无其他内容。
　　我忽然感到，这十几页的名字如排山倒海般朝我涌来，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曾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厮杀，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但也在一瞬间消逝。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说起武昌战役，说起北伐战争，甚至说起中国革命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还有谁会想到，这一切的背后湮没了多少人的故事。
　　方方说她决意要写这部小说跟她见到了这份名单有关。或许方方面对这些名单时也感到了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冲击。于是她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她用文学的想象激活了这些陌生的名字，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活生生的认识，也让我们懂得了对那些被历史湮埋的无数陌生的名字，同样必须怀有一种敬仰之情。
　　武昌战役是一场决定北伐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战役，北伐军从1926年7月9日在广州誓师，一路北上，所向披靡，北洋军阀节节败退，固守武昌城内。9月3日北伐军发起攻城，但接连两次攻城失利，从9月6日起采取围城战略，围城约40天后，城内投诚者开城门接应，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
　　历史书籍告诉我们，由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方方的《武昌城》与现在流行的巨型历史文艺作品不同，她并不想把目光停驻在革命指挥者身上，而是从那份阵亡者名单入手，展开自己的想象。比如，在“攻城篇”里，叶挺独立团的连长莫正奇总是在危险的时刻冲锋陷阵；在武昌读书的梁克斯从武昌追到广州，就是为了参加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还有护士郭湘梅、张文秀，不管有没有生命危险，哪里有伤员她们就要往哪里去。但他们最终都在攻城战役中牺牲，永久地成为了阵亡者名单中的一个个名字。
　　方方要告诉我们的是，尽管如此，他们在攻克武昌城的那几十天里，活得是如何的壮丽辉煌，他们的生命之花开放得是何等的灿烂鲜艳！
　　比方说梁克斯，这么一位风华正茂的中学生，一定要在战场上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他连枪都没有打过，却想尽办法进了敢死队，第一次攻城时，炸断了两条腿，困在城门下。但他仍给同时被困在城门下的另外几位同伴讲斯巴达克斯的故事。
　　比方说莫正奇，这么一位叶挺欣赏的猛将，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想尽办法潜伏到城下，背回了营长曹渊的遗体。他的信念很明确：“比我的命更重要的是我的良心。”在“守城篇”里，则多是死于非命的平民，他们的死揭示了战争的另一面：毁灭，它如同炼狱在考量人心。
　　当然，每一部小说都离不开文学想象，特别在历史小说中，想象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生动起来，这也是小说《三国演义》为什么比史著《三国志》流行得更广更远的主要原因。
　　今天，北伐战争，武昌战役，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逐渐淡去，但谁能说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一切与这些历史事件毫无关系。忘记历史的民族必然是一个不能创造出美好未来的民族。因此作家们用丰富的想象让历史鲜活起来，从而加深人们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方方的《武昌城》不仅仅是让一个历史事件变得鲜活起来。在她的文学想象中，包含着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她用自己的写作证明了，文学想象应该而且也能够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创造出新的空间，作家同时也在这种创造中自觉地承担起文学的社会使命。
　　方方在《武昌城》中的文学想象之所以伟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她并没有简单地在革命史的脉络上去想象武昌战役，而是将革命置于人类精神成长史中去展开想象，她更加关注的是在革命进程中人的精神走向。
　　比如马维甫，作为一名北洋军的参谋，为了拯救城内的百姓，允诺了策反团长打开城门的行动，但面对忠于职守与良知之间的尖锐对立，他最终选择跳楼自杀来解决。方方一层层剖开马维甫的内心挣扎，其实是让人们记住，不要以革命的名义埋没人性的光芒。在《武昌城》内需要让人们记住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些。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丰富和拓展了公共话语的空间。
　　从小在武汉长大的方方说她一直不知道武昌曾经有城墙。当她知道这一点后，就对武昌战役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她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一次革命历史的精神之旅。在方方的笔下，武昌城具有某种象征性，武昌城的被拆解、被今人的彻底遗忘，似乎暗示了革命在当下的遭遇。但是，方方通过她在公共话语上的诘问和倡导，试图用文学想象建造起一座精神上巍峨的武昌城。
                                                               （来源：人民日报 鄂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