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的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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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的修炼
师力斌



　　2008年6月下旬，我从北大畅春新园学生公寓搬出来，北大七年读书生活结束了。说是读书，实际上是读书、听课、办刊、打工，四分天下。
　　我是拖家带口上北大的。从2001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换过十几个住处。每当问起我的女儿，她总会说，畅春新园她最留恋，北大校园最好。
　　在200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硕士之前，每次出差到北京，总会抽空到北大来一趟。我有个同事在生物系读研，住在靠小南门的40号楼，宿舍虽小，天地却宽。我不止一次跟他说，你的现实就是我的梦想。我想死北大了。
　　考上北大之前，我曾狂妄地想，我比北大学生更像北大学生。发过诗歌散文，单位还资助我出过一个小集子。除了孔庆东、余杰，也没有听说中文系哪个学生写过什么东西，天下也就那么三俩人物。
　　然而，等进了中文系，开始上课后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浅薄，多么狭隘。第一次上课受打击，是洪子诚先生的诗歌选读课。上课的学生济济一堂，很多人站着听课，场面火爆，像是抢购。按说自己也是搞诗歌的，在这个课上却像个门外汉。第一节课的发言就遭到了先我一步经过严格北大训练的高材生们的批驳。洪先生的一名弟子有一句话刺激性非常大，大意是某某同学所秉持的仍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储备，言外之意是早已经落伍了。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这句话的份量，还不明白是指一个人真正理解文学，特别是做当代文学研究，要经过相当的学术训练。因此，讨论发言，写论文，都是原来那一套随感式，敢说敢写。入北大第一个学期选修了九门课，除了英语和政治，一共写了七篇作业。听起来是作业，实际上都应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可谓题材广泛，没有不敢写不敢研究的。现在看这些作业，真是狗屁不通。我的北大本科出身的同学，他们一般都只选两到三门专业课！
　　我是带着强烈的文学梦想来的，然而，到中文系遭遇的当头一棒便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导师张颐武先生在第一学期给我只开了两本书，一本是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最好是伍晓明的译本，而我只弄到了王逢振的版本。另一本是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张先生说，要把杰姆逊的书当成红宝书来读。这句话我以为是我在北大得到的重要教导之一。
　　然而，我根本读不懂。我不明白，一个文学专业的学生，为什么非要读一本文化的理论，而且是外国的理论。在北大的痛苦就是从读杰姆逊开始的。由此，我才知道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是一个什么概念。再到后来，就是硬着头皮阅读各种各样西方文学理论书籍。由杰姆逊摸到伊格尔顿，马尔库塞，阿多诺，到霍尔，雷蒙•维廉斯，再到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这个书单是个超级链接，套用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说，一个事扯出十个事，一个问题扯出十个问题，一部著作涉及到十部著作。最后就淹没到西方理论的汪洋大海中去了。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中文系学生不读小说。可以想见，这对于一个怀揣文学梦想的人来说有多么荒诞，多么残酷。
　　直到2004年硕士毕业，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读这些理论，为什么文学离不开政治，为什么不叫作品而叫文本，为什么中文系的师生要研究大众文化，而不是纯粹的文学。在中文系受训之前，写论文是野狐禅，受训之后又成了小脚女人，引经据典，处处小心，然而内心创新的野马又狂奔不止，这种痛苦不堪忍受。每写一个观点都会想，曹文轩先生会怎么看，李杨先生会怎么看，陈晓明先生会不会挑毛病。从此，我真正理解了北大的严谨，理解了学术是需要传承的，也理解了什么是学术之苦。
　　摸到了门道，也就没有了之前的狂妄。在课堂上，我总能遇到那些理论读得如数家珍、用得像土特产一样的牛人。人家不跟你比读贾平凹、王安忆，人家跟你比英语原著，跟你比海德格尔，跟你比行文能够气死人的德里达。在课堂上如鱼得水的总是那些满口德里达的学生，而这恰恰是我的痛苦。我于是崇尚独自看书，很少听什么大师的讲座，特别害怕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末了还要凑上去签名的场面。
　　但我发现，有一种讲座不该错过，那就是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论文答辩。论文答辩是五院的精品菜。五院是最经典的课堂。中文系当代教研室活跃着各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老师，每次学生答辩都会变成老师答辩。陈晓明偏右，韩毓海偏左，张颐武不左不右，曹文轩固执文学本体论于胸中，那个激烈讨论的场面，真是比看戏还热闹。
　　硕士三年是蹑手蹑脚的三年。北大牛人太多，我的自卑感无时不在。当时，我和心理系的学生住在一个宿舍。我听他们说北大自杀的学生不少。我一入学就立誓，不自杀，不离婚。
　　上北大时，年龄已过三十，是中文系最老的学生之一。在食堂打饭，师傅会问，老师，你打几两？很受刺激。我在五食堂旁的摊子边修自行车，两名女生过来说，师傅，你看我的车子能不能修？大学本科时，我是班里最小，到读研时，我最老。这就是人生的戏剧性。但这种痛苦只属于表层，它远远不及读书的痛苦。通过硕士三年的修炼，我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门外汉变成一个满脑子理论概念却又自知浅陋的老书生。我这样总结前半生：做人比较成功，做男人很失败。前者，因为自己能按内心生活，选择了真正热爱的文学；后者，出于上不能报国家，下不能孝父母，中不能养妻女。而立之年，无房无车，饭碗都没有。小平同志二十来岁就当大官了。博士答辩时，不禁感慨个人经历，读本科时是动乱，读硕士是非典，人生不易呵。
　　2003年是我在北大最难熬的一年。为了防止5岁的女儿被感染，我在封校前两天，在镜春园租了一间平房，据说，是季羡林先生的邻居，屋前有池，季先生亲种的荷花。我每天要陪女儿在校园里逛，中午就在未名湖边或民主楼东北角的小山坡下的一块石头上吃饭，饭后和她到图书馆北面的草地上找蒲公英，靠天伦的力量来打发时光。也就是在那时，我喜爱上了这种又黄又白、可飞可驻、既脚踏大地又向往天空、虽然弱小却能将子孙遍撒五湖四海的植物。陶渊明独爱菊，余光中独爱莲，我虽非牛人，也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花儿，蒲公英。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人生启悟吧。
　　也正是非典，五院前边的静园草坪成为我每天光顾的地方。我在松树下看书，复习英语准备考博，女儿在那个革命烈士纪念石碑上玩滑梯，陈云题写的碑名。青青校园，上有白云，在草坪上踱步的喜鹊像系着领结的胖绅士。自然界的优雅怎能比拟？曹文轩先生将他的课搬在鸣鹤园的凉亭里上，而我的导师张颐武先生，则戴了手套在四教门前的草坪上坚持上课。恐惧和煎熬，制造了别样的乐趣。有一阵曾传言，军方会用飞机从天上往下撒消毒剂，而事实上，那一段时光或许是北大历史上最清净的时光，未名湖有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我就绕着湖转圈，独享殊遇。非典最严重的时期，正是我写硕士论文的时期。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导师张颐武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我入学以后他第一次主动打电话到宿舍。感动涌上我的心头。
　　五院是个风水宝地，是一片广阔天地。是各路神仙聚集的地方。小小的房子，院子，但有多少大师来过？每次走进那个紫藤花的大门，看到院内毛茸茸的草坪，就生几分敬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只不过是一个过客。每每此时，我便产生强烈的过客的心情。北大太大，不是因为未名湖，也不是因为五院，更不是因为漂亮的燕园，而是因为这里的牛人，太多的牛人。不到这里，不知什么是牛人。每开一次答辩会，都会看到各位老师相互赠送新书。记得陈晓明先生将他的《表意的焦虑》带来时，孟繁华等先生不约而同瞪大眼睛：晓明又出专著了？遑论什么胡适、鲁迅之类的五四英雄，就是眼前的这些大师，自己不吃不喝，一天读书写作十八小时也撵不上呵。这真的是一种绝望感。每每这时，都会强烈地感觉北大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北大的过客，一个前来朝圣的香客而已。五院的小庙属于大师，属于学术狂人。我甚至听说这样的典故，贺桂梅老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她与我几乎同岁。那时节，我特别焦虑，尤其怕看到年轻的学术狂人们又出了新著。大名鼎鼎的张旭东教授，杰姆逊的高徒，看上去比我还年轻，而他翻译的杰姆逊大师的文集够我啃一辈子。在五院，我完成了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听了六年大部分当代文学先我进行的论文答辩，有缘遇见了诸多大师、名人、美女、帅哥，参加了邵燕君老师的当代文学期刊论坛。在五院，我的狂妄和井底之见彻底消失了。所剩的，只有对这座古典风格小院子的尊敬与眷恋。
　　北大以学术为盛。不介入学术活动，只能算半个北大人。我真正融入北大生活是从静园的一次小型学术聚会开始的。就在五院门口那一片草地上，我参加了由柳春蕊组织的《北大研究生学志》的主题研讨，话题是“诗歌的声音现象学”。参加的人还有北大的辛晓娟（即后来走红的武侠写手步飞烟）、王璞，北师大的谭旭东，人民大学的杨庆祥。不知道春蕊兄是如何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但我非常喜欢他五湖四海的学术交友风格。就是这次不经意的交往，吸引我走进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天地。2004年10月，经过研究生学志的招新面试，我加入了这个学术社团。按说自己老大不小的人了，跟一邦年轻娃娃混在一起不是个事，但一个人埋头读书的感觉实在不妙，非常想尝试“学术是聊出来的”滋味，想通过学术结识牛人，首先是冲着柳春蕊的个人魅力。之后，就开始了长达三年繁忙的学生编辑生活。这是我在北大最充实、最忙碌的日子。为了筹备底层写作的讨论，和现代文学的张春田有过一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聊天，投机之至，如坐春风，是我在北大最快乐的一次学术闲聊之一。2006年下半年，约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12位学友，做了一个《读书》杂志的学术史研究，结识了诸多学科的牛人，有许多讨论、许多美好回忆。法学院苏力教授的研究生刘晗是典型的学术牛人，因学术“债务”太多，没有给这个研究写稿，但和他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此君2008年同时考取耶鲁、哈佛、哥伦比亚的博士，最后去了耶鲁。年纪轻轻，道行不浅。此外，还有两件事记忆犹新。2005年正逢刊庆二十周年。5月，在五院中文系一楼会议室，协助春蕊兄组织举办了研究生学志新老编辑座谈会，聚集了近一百号人，场面很大。春蕊兄是个执着而坚定的人，他把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一点多，会上发言动了真情，眼泪差点下来。我非常清楚，在一个无权力制约、无金钱润滑、组织极其松散、完全靠学术的吸引和个人能力来运转的学生群体中，又是在北大这样学生都比较高傲的地方，要组织指挥30来号人办一件事，需要付出多少心血！他为筹办此次活动忍受了诸多委屈，有不少苦衷。会开到下午一点，大家都饿了，但都被编辑部的投入和热情所打动，每个人都坚持到会议结束。这次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学术不是简单地上课和发言，有时需要投入、信念、坚持，甚至牺牲。
　　2007年我主持研究生学志时有了切身的体会，但其中的充实感不足为外人道也。也是在同样的地点，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合作举办了一次题为“青年与治学”的讲座，汤一介先生主讲。老先生八十岁了，但思路清晰，娓娓道来，他的治学与人生道路很使我受启发。散会后，我陪汤先生走回畅春园他的公寓。在路上，我问他关于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他说，当代中国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如果有，李泽厚算一家，我本人顶多算一个哲学史家。类似这样的学术判断，书本上鲜见。汤先生当然是谦虚。但他推崇李泽厚是非常合我心的。来北大之后，哲学方面我看书很少，像流行的海德格尔、施密特、胡塞尔等基本不敢问津，太高深了。但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我认真地读了，特别是现代和近代两本深有认同感。他是当代学者中少有的打通古代近代和现代，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下过功夫的一个人，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有切身体会。后来，我看到他一篇与杰姆逊的对话，他所站的高度和眼光非杰姆逊可比。这也算是课堂之外的心得吧。
　　不怕人笑话，北大最让我记忆的是我的打工生涯。在这里，我既当学生，也当过先生。2006年到2007年，为糊口，先后给外国留学生教过三次汉语写作课。这要感谢蒋朗朗先生，他非常体察我这个老学生的生活疾苦，给了我这个机会。在象牙塔里，蒋先生的低调、务实和平易并不多见，让我时时心生感激。但是，给老外上课对学术助益不大，主要为稻梁谋。赚生活费是真，练外语口语是我的心理安慰。举目四顾，四处找兼职的学生何其多。我又何曾想到，中国大学校园里，涌动着如此巨大的打工潮？我始终无法克服对学生打工抱有的耻辱感，像在卖身。勤工俭学或社会锻炼之类的说法不过是遮羞布。老师更名老板，校园转换为劳动力工场，教育变身为职业培训，我无论如何都有一种深深的厌恶。但毫无办法。残酷的生活总以它的不可回避逼着人从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甚至变态的乐趣。
　　我给美国班的课是在五院二楼北侧的小教室里上的。每次上课走上楼梯，都会有恍如梦中的感觉。自己的中文系生活竟然是这样子的。这不是我几年前想象中的北大生活，但我比起那些每天四处找活的同学来，已经很幸运了。我还在北大网络教育学院兼职助教，工作十分繁忙，要备课，布置和批改作业，尤其痛苦的是，要在网上和那些并不懂和并不喜爱文学、完全是混文凭的“学生”讲文学。对牛弹琴就是我的挣钱之道，真是滑稽之极。教了两年多，只发现一个好学生，她后来成了一家报纸的编辑，经常和我约稿，算是我北大打工的小小安慰。
　　我还是想方设法把精力花在学习上，把别人看电影、谈恋爱的时间用来看书。在研究生学志的日子里，每天都会看许多来自各个学科的稿子，法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学术的担当和问题意识都是我最看重的。我自知不是一个学术苗子，没有哪一样是自己的专长，但经过研究生学志的三年修炼，眼界渐宽，终于能从学术和理论的拘囿中脱身出来了。当最后两年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在导师的指导下，我非常热情地投身到春节联欢晚会这样一个与文学八杆子打不着的研究对象中来。前五年的学习给了我进入这个研究的勇气和基本训练，我试图从中解释当下中国，认识我身处的这个世界。
　　开题和论文预答辩都进行得很顺利，我非常庆幸，觉得总算要煎熬出来了，二十年寒窗总算要结束了。然而，就在论文答辩的前一天，导师打电话给我，说研究生院有关老师看了我的材料，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选题，而目前的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当中，没有社会学的老师，必须加入一位社会学的教授。言外之意就是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目前的师资和研究力量，无法或者没有足够资格就这个选题进行答辩。这真是一个严肃而可笑的判断。然而，这也是一个现实的判断。我做梦也想不到，在我行将结束北大七年行程的时刻，遇上了交警。
　　离答辩只有二十四小时了，而我的论文25万字，就是能够请到一位社会学系的评委，就是他或她一小时能看一万字的论文，一天一夜不睡觉也看不完我的论文呵，何况能否请到这样一位大救星还未知可否！2008年的夏天是我最难熬的时光。一面要找工作，为将来的生路操心，一面还要着手毕业论文的答辩。更令人着急的时候，我患了严重的眼疾，在电脑前停留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最后依然是导师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请到了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完全是菩萨作风，在她下课之后，前来参加了答辩会，并在论文上签了字。
　　这位菩萨放了我一马。我的师妹将一把鲜花及时塞在她的怀中。
　　我的论文评委由八位教授组成，而且有社会学系的教授，不知道在中文系百年历史上有无先例。
　　我几乎是磕磕绊绊走出了北大校门，告别了五院。现在，我常坐在北京文学编辑部里想，我的北大之行是一部小说，一个人很狂傲地走进北大，很落魄地走了出来。脱胎换骨。那七年是我修炼的日子。
　　
　　2010年3月24日初稿
　　2010年4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