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固也先生《管子研究》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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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固也先生《管子研究》及后记转载


    沐云堂按：《管子研究》是张固也先生的博士论文，先生为金景芳老的入室弟子。博士论文答辩，李学勤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张先生的硕士论文《唐书艺文志校补》亦行于世。然最喜欢读的是《管子研究》的后记，其情之真，令人挥泪。同学李宝系张先生入室弟子，他说书可以不读，但后记一定要读。这话很有见地。

    说来有点典故的是，此书系张先生赠我同学孔永，前有张先生题字“孔永同道雅正”，下钤“淳安张固也持赠”章，是大庆篆刻家陈国成的手笔，压脚又钤“天一珍藏”章，系篆刻家王者大作。读过张先生此书后记后，因感佩其文，故不顾在兄弟们心中的“大哥”形象，被我强行“抢”来，孔永老弟虽十分不情愿，亦慷慨与我，并记曰：“沐云堂主梁兄继先生，予之同年也。博雅古今，驰骋于翰墨，实乃吾等心中之鸿儒也。常记酒酣耳热之时，继先生与尔等激昂文字快意恩仇，何其痛快乃尔。三年短矣，三十载亦然也，当今世之谊也。今离别之际，持他人之书见赠，实羞愧难当。他日吾有片纸，亦当奉赠耶，供先生覆瓿。丁亥梅月，圣人七十六代孙孔氏永拙笔。”回忆吉大问学时，愚之年龄“老迈”，学问疏陋，诸位同学不以愚卑鄙，折节以交，感佩在心。

附：张固也《管子研究.后记》

    本書是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管子研究》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1998年，我在職考取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有幸成為金景芳先生的關門弟子。先師當時已經97歲高齡，但記憶力之驚人，思路之清晰，見解之深邃，實為常人所難以想像。在先師生病住院以前的近兩年中，特別是在我們商定論文選題的那段時間，從如何搜集運用傳世文獻和考古材料，到如何掌握新的史學理論來研究先秦史，再到有關《管子》的一些具體學術問題，先師都耐心細緻地給予了許多啟發和訓導，諄諄教誨，終身難忘。由於我讀碩士時所學專業、留所後從事的研究方向都是歷史文獻學，而且主要是唐代文獻考證，對於先秦史比較生疏，以《管子》斷代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初衷主要是想揚長避短，而未能在先師最為精湛的史學、易學、禮學等方面繼承和光大師門學術，深感慚愧。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始終努力追隨先師的學術精神。曾經長期擔任先師學術助手的呂紹綱教授在審閱論文後，寫過一份書面意見，肯定“這種把思想史同文獻學結合起來研究的方法，極得金老學術之精髓，真正把握了金老學術之真諦”。呂先生實際上是我們金門晚年弟子的恩師，我當然深知這一評價只是老師給予學生的誇獎和厚望，但還是無比高興和感激。現在修訂後的書稿即將付梓，接受學界更為廣泛的批評和指教，在深切緬懷先師的同時，內心頗為忐忑不安，但願這本小書不致過於辱沒師門。
    在博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還得到本所先秦史研究室諸位老師多方面的幫助和指教。先師2001年春以期頤之壽仙逝前，指定陳恩林教授繼續指導我的博士論文。陳師為金門大弟子，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協助先師指導過多篇博士論文，後來又親自招收博士生，我們金門晚年弟子同樣視若恩師。對於我個人而言，陳師更有特殊的知遇之恩。我生長在浙皖邊界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從小的理想只是每月能領到幾十元工資。工作四年後考研，仍然只是想略微改變一下生活環境而已。正如十年前我在一本小書自序中所自嘲的：“讀書原為稻梁謀。”這主要是因為我自忖資質駑鈍，性複疏懶，不敢奢望能在一所重點大學吃學術飯，所以從未作過留校之想。當時最想畢業後回到浙江找個教院或電大，悠閒度日。但是直到畢業前夕，工作迄無著落。某日在所資料室邂逅時任副所長的陳師，承蒙垂詢畢業後去向，我具實上稟，陳師當即請來歷史文獻研究室主任王同策教授，在短短半個多小時內，就商定讓我留所工作。每當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我對陳、王二師始終都充滿深深的感激之情，而今成為陳師入室弟子，適所願求。論文的正式寫作，是在陳師接手指導以後開始的。從謀篇佈局到遣詞造句，陳師多方賜正，使我受益匪淺。論文能夠最終順利完成，首先應該歸功於兩位恩師的悉心指導。這裏我要特別感謝的還有張鶴泉教授。留所工作特別是讀博以後，過蒙不棄，勖勉有加，受先生之教，真有如沐春風、無拘無束之感。我的論文選題，最初就是在閒談中受先生啟發而擬定的，但我在研究過程中形成的一些粗淺看法，卻與先生的學術觀點大相徑庭，先生不以為忤，令人感佩!呂紹綱教授、呂文郁教授對我的論文也給予了熱情而嚴格的指點，在此謹向兩位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
    2002年底，論文送呈專家評閱並提交答辯，得到著名史學家李學勤先生、吳榮曾先生、林澐先生、王宇信先生、晁福林先生、朱鳳瀚先生、陳其泰先生、詹子慶先生、謝維揚先生、任爽先生以及本所上述先生的充分肯定，諸位先生同時也提出一些寶貴的意見，我深感榮幸。尤其李學勤先生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冒著三九嚴寒，親蒞長春主持論文答辯會，令人不勝感戴之至!論文通過答辯後，適逢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徵集《中國典籍與文化研究叢書》第二輯書稿，遂由本所推薦應徵。經過嚴格的匿名評審，論文得以入選叢書。匿名評審的三位專家仔細審讀論文全稿，提出了許多具體而深刻的修改意見，他們精湛的學術見解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使我深受啟發和感動。論文原稿有些部分（主要是五、六、七章）因時間倉促寫得比較簡略，專家們一致建議補充完整。我在修訂時採納了上述學者特別是匿名評審專家的絕大多數意見，有些問題雖然堅持了原有觀點，也都參考諸位的意見重新作了論述，最後改定的書稿比論文增加了近十萬字。沒有以上專家學者們的指點和督促，這部書稿不可能成為現在的樣子，這是令我最為感激的。
    古籍整理研究是一門冷僻的學問，難以創造直接的經濟效益，很難受到社會上的重視，成果發表和出版尤為不易，假如沒有古委會的大力扶持，很多研究工作恐怕難以為繼。我本人多年來所做的一個比較大的研究課題“唐人著述考”，正是在古委會的鼎力支持下進行的。現在這本小書又將由古委會資助出版，我內心對於以安平秋先生為首的本屆古委會和具體負責叢書事務的顧歆藝先生的感激之情，真是難以言表!齊魯書社是國內享有盛譽的文史古籍專業出版機構之一，出版過大量高水準的學術著作，先師的多部重要著述都是由該社梓行的。這本小書得以由《管子》故鄉這家著名出版社刊行面世，我感到萬分榮幸。宮曉衛社長和責任編輯于春香女士在出版過程中付出了很多心血，謹此致以衷心的感謝。此外，本書部分章節曾經在《國學研究》、《社會科學戰線》、《史學集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煙臺師範學院學報》、《歷史文獻研究》等刊物上發表過，書中又作了較大修改。在此，也向上述刊物的編輯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作為最後一個求學階段的心血結晶，這本小書的出版對於我個人而言當然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回首漫長的求學之路，真可以說是感慨萬千!從一個普通農家子弟到歷史學博士，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更理應對成長過程中許多天意人事、因緣際會充滿感恩之情。借此機會，對從小學、中學以來教過我的所有老師，向各個求學階段相互鼓勵、共同成長的同學和朋友，向在各個工作單位中曾經關心幫助過我的領導和同事們，表示最誠摯的感謝!其中我要特別感謝讀碩士時的導師陳維禮先生和研究室主任王同策先生。當年他們把免予復試的機會和寶貴的公費指標，無私地給了一位境遇最差的考生，因而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在以後的學習和工作中，兩位恩師更給予了許多關愛、教誨和鼓勵。在這個越來越功利的時代，這種高尚的師德不能不讓人感念終生!可惜陳師平日健朗過於常人，幾個月前卻突發重病，溘然辭世，未能看到本書的出版，謹此表示永遠的懷念。宋建新、申屠爐明、程奇立三位仁兄，在我不同的求學階段給過這顆孤寂自卑之心靈以許多友誼和信心，令我永生難忘!
    居今世而誦古書，早已不敢奢言“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多的是“百無一用是書生”之類無奈的感慨。然而在以聞道授業為謀生之具的同時，得如古人所說，“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自有一種旁人難以理解的樂趣，實在福緣不淺，本來沒有任何理由為生活俗事而怨天尤人。可惜我們的至親至愛不是讀書人，他們享受不起這般的樂趣和福緣。我們躲進書齋，讓他們無助地在旁邊幹瞪著眼，實在是自私得有點冷酷!所以，每當想起遠離家鄉和父母兄弟，未能給他們些微的幫助，內子楊月青不得不過於勤儉地默默操持家務，我不能不深深地自責。今年春節，我因忙於修改這部書稿，沒能按原定計劃回鄉探親。三月中旬，正當改稿臨近尾聲之際，遠在浙江鄉下的老父親打來電話，告知母親生病住院。從父親泣不成聲的語氣，我產生了不祥的預感，立即啟程南歸，當我匆匆趕到醫院時，母親已經永遠地安息。眼望靜靜躺在病床上的母親，我腦海中浮現的是在雨雪交加的寒冬臘月，母親腳穿濕透的解放鞋，肩挑我從縣城中學放假回家的行李，躲閃著身邊駛過的大客車濺起的泥水，卻捨不得花錢去乘坐；在我讀高中、大學的七年中，每個學期開學前母親四處求借湊齊我的學雜伙食費和糧票時的興高采烈，籌借不到時的愁眉不展；還有所見所聞母親為操持一大家子生計所付出的超乎尋常的艱辛。耳中迴響起的是每當假期回家時鄉親們經常對我說的話：“你媽媽真是太苦太累了，以後要好好孝敬她。”而今當我安逸地把卷端坐于書房之時，母親卻因突發腦溢血，手握鋤頭倒在了她勞碌一輩子的農田裏。十多年來，母親長期患有嚴重的高血壓，我竟然從來沒有領她看過醫生，甚至沒給買過一粒降壓片，以至於她總買一種最便宜的藥片，一旦症狀稍輕時還捨不得服用。我知道母親永遠不會埋怨我這不肖之子，如果這時她能醒來，肯定還會關切地詢問：“買房的錢緊張不緊張？家裏賣蠶繭還剩下幾百塊，別嫌少，先拿去湊湊吧!”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原諒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結束我的這篇在旁人看來也許毫無意義的後記，就到此為止吧！
    哀哀母氏，劬勞聖善，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謹以此書獻給一生辛勞的母親在天之靈!   
                            淳安張固也
                              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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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天道之数，人心之变”

    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人刘向编写的，但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
生宋钘，尹文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绝
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它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
出的思想成就。
    关于《管子》版本，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宋代的杨忱本，再后的有明
本。郭沫若搜集古本和近人的校注本，系统地写下了《管子集校》，计86篇（有的篇已
亡佚），可供研究。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管
仲相齐时，“作内政而寄军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改革行政，编练军队，使齐国
强盛起来，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
第一位霸主。
    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有两个基本范畴——天道与人情。
    《管子》在谈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
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
“天道之数，人心之变”（《重令》）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
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重
令》）天道与人情是《管子》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管仲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
哲学原则，他们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管子》的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予之为取”的策略思想。
    《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贯穿于
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
《形势》篇中还谈到必须按天道办事的道理，它指出，只有掌握了天道、事情就会自然
而然地成功。管仲学派还十分重视研究处理矛盾的方法，《管子》一书中提到了掌握时
机是第一要素，在实践中必须避免主观主义，努力使已把握的条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等等。
    《管子》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突出在它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社会编制思想上，
这一思想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创立霸业时首先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寓兵于农，把百
姓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到战国时，管仲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这一思
想，并结合当时齐国的具体情况，构思出一种具有特色的封建性的社会结构，它一方面
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另方面又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由上
而下的集权。这样，它既不同于儒家照搬成周宗法制的那种模式，又与法家的那种全是
军队编制的社会结构区别开来。在《管子》一书的《立政》、《乘马》、《小匡》等篇
中，都谈论过这种社会编制。
    《管子》的政治思想还体现在它主张以“礼法并用的统治术”。管仲学派设想出一
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统治方术，而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有机结合起来的封建体制，这就
是“礼法并用的统治术”。在《互辅》篇中，谈论了礼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大意义。
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
张则君令行”。《管子》把维护国家统治的“四维”看成是四条绳索，其中一根绳索断
了，国家就要倾斜。与此同时，管仲学派也极力强调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
《任法》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
令的是老百姓。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任法》）。意思
是，君臣上下不分贵贱都要遵从法令。
    管仲学派认为，礼与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礼则是指依赖于人们的宗
法道德自觉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
    我们应当看到，《管子》一书中的这种政治理想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它是不能达到
的。但是管仲学派作为刚兴起的封建制的设计者，确是颇费一番苦心，而提出了一种不
同于儒法两家的封建制的图式。这种图式在战国时期虽然是做不到，但这种礼法并用的
主张却被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纳了。
    《管子》的政治及经济思想，还体现在它的争取民心和注重耕战的主张上。齐国的
兴起，原是靠收买民心起家的。这样，齐国的封建统治者和靠宗室贵族势力起家的鲁国
与靠君权势力起家的秦国不同，因而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
重要意义。《管子》一书中所讲的争取民心和注重耕战的思想，就是适应于齐国封建统
治的这一需要发展起来的。在管仲学派看来，只有争取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种
辩证关系，就是上面提到的“予之为取”，就是说，给予就是取得，统治者推行的政策
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应当指出，这是具有
民主性精华的政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从争取民心出发，管仲学派很注重耕战的功利主义思想。
    他们认为“治国”、“富民”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农业，粮食
生产多了，才能国富兵强。同时，他们认为战争对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太大，因而主张不
轻易发动战争。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一书在经济思想方面，还体现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轻重论。轻重论是管
仲首创的，后来的管商学派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他们主张国家积极
干预社会经济，把握左右经济形势的主动权。主张实行重征商、官山海和禁榷制度等，
使封建国家直接掌握大量资财，以散敛方式控制物价和调节经济，并实行利出一孔，使
每个人都根据其为国家所作贡献大小而得到利益。西汉武帝时桑弘羊等人所推行的各项
经济政策基本上是轻重理论的具体体现。此后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理财家如刘晏、王安石
等人所提出和推行的经济政策也都受了轻重理论的影响。因此，轻重论学派是我国宏观
经济管理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派别之一。
    总之，《管子》是我们研究先秦哲学、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一部重要书籍，其内容是
丰富多采的。